梁氏又特别论述史料应用的两种情况。一是官书，记载每经封建朝廷有意篡改。“《宋神宗实录》，有《日记》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篡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至清代而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实录稿今入王氏《东华录》者乃乾隆间改本，与蒋氏《东华录》歧异之处已甚多。然蒋氏所据，亦不过少改一次之本耳，故如太宗后下嫁摄政王，世宗潜谋夺嫡等宫廷隐匿，讳莫如深，自不待言。即清初所兴之诸大狱，亦掩其迹唯恐不密。”治史者对这些故意湮灭的记载绝不能据以凭信，而应另外搜集材料补充或辨正，以发其覆。梁氏又举出清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案”，是清初一大冤案，但官书中竟丝毫痕迹也见不到。近代史家孟森据数十种文集笔记，钩距参稽，最后得出全案信史：“一时缙绅被杀者十余人，被逮者四五百人，黜革者万三千余人，摧残士气，为史上未有之奇酷。”二是应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和外国有关中国史事的记载。梁氏称青铜器铭文的出土，如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等，字数抵一篇《尚书》，为古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周宣王伐猃狁之役，是上古时代一大事件，原先《诗经》上有关的记载简略不明，经近代学者王国维运用小盂鼎、虢季子白盘、梁伯戈等铜器铭文细心考释研究，“然后兹役之年月、战线、战略、兵数皆历历可推。”殷墟卜辞的出土，其价值可改变整个殷商史研究的面貌。
关于史料的鉴别，梁氏作了明确的界定：“正误辨伪，是为鉴别。”他反复阐明对史料正误辨伪，是极其复杂的工作，必须具有严谨的态度、精密的方法，从本国说，是要继承“前清乾嘉诸老严格的考证法”，从外国说，是要吸收“近代科学家之归纳研究法”，二者是相通的。梁氏在书中所论述的方面甚广，例证极其丰富，现择举数项介绍。其一，鉴别史籍的价值，第一步应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可信程度愈强，因为作者所获见的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例如研究三代以前史迹，吾侪应信司马迁之《史记》，而不信谯周之《古史考》，皇甫谧之《帝王世纪》，罗泌之《路史》。何则，吾侪推断谯周、皇甫谧、罗泌所见直接史料，不能出司马迁所见者以外，迁所不知者，周等何由得知之也？是故彼诸书与《史记》有异同者，吾侪宜引《史记》以驳正诸书。反之，若《竹书纪年》与《史记》有异同，吾侪可以引《纪年》以驳正《史记》。何则？魏史官所见之直接原料，或多为迁之所不及见也。”但运用这一原则又不能刻板。在特殊情况下，有极可贵的史料而晚出或较迟传布，后人才能利用，而为前人所不及见。如元代重要史料《元秘史》、《圣武亲征录》等，都是晚出的史料，为明初宋濂等人修《元史》所不及见，故魏源《元史新编》、柯劭忞《新元史》在史料价值上有不少地方超过《元史》。其二，对于涉及同一时期或同一问题的史籍，考定其价值时，应考察作者的史德、史识，以及其人所处的地位如何。“例如陈寿时代，早于范晔，然记汉、魏易代事，晔反视寿为可信。盖二人所及见之直接史料，本略相等，而寿书所不能昌言者，晔书能昌言也。”以往的史籍，即使是名著，总不免有一部分记载失实或有缺欠，故研史者“宜刻刻用怀疑精神引起注意，而努力以施忠实之研究，则真相庶可次第毕露也。”第三，治史者切忌用的伪材料。如通行本《尚书》（今古文混合）中有《胤征》一篇，记载有夏仲康时发生日食。欧洲近代学者曾据此提出古代日食史的种种提法，长期争论，甚至著成专书。殊不知《胤征》篇纯属东晋晚出之伪古文，根本是伪史料，欧洲学者不了解这一背景，致使花费了笔墨、精力而毫无价值。然而，所谓伪材料，若按照该书所题作者的时代立论，确是伪造，但若能考出该书所出的真实时代，放在此时代考察，则又可能成为有价值的材料。如《管子》、《商君书》，若指定为管仲、商鞅所作则必伪；然其中大部分皆出战国人手；若据以考战国末年思想及社会情状，固绝佳的材料也。其四，梁氏总结出史文大多经过事后的增饰，治史者不能完全据信的原则。他说：“史文什九皆经后代编史者之润色，故往往多事后增饰之语。……如诸葛亮之《隆中对》，于后来三国鼎立之局若操券以待，虽曰远识之人，鉴往知来，非事理之不可能，然如此铢黍不忒，实足深怪。试思当时备、亮两人对谈，谁则知者？除非是两人中之一人有笔记，不然，则两人中一人事后与人谈及，也乃得知耳。事后之言，本质已不能无变，而再加修史者之饰，故吾侪对于彼所记，非‘打折头’不可也。”［2］《隆中对》向来为谈三国史者所津津乐道，但据近年来学者研究，其中有的内容确系出自事后的总结以至夸张之语，证明梁氏这一论断之中肯。梁氏在书中还提出鉴别伪材料的１２条原则，以后发展成为《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这一专著。
四、论史家的修养
传统史家刘知几，章学诚论述过史家应具史学、史才、史识和史德，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专辟《史家的四长》一章，使用刘、章的提法而加以提高、发展，按照近代学术的要求，阐述了史家应具有的修养，既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梁氏把史德列为史家四长的首位。他发挥章学诚的观点，提出“史德”是指史家要心术端正，毫不偏私，做到忠实、公正。要达到这种境界，要时时克服蟠踞于意识中的主观成份。极易犯的毛病有三种。一是“夸大”，由于治史者对于本人研究的对象总有特别的关系或爱好，尤其对于人物，往往出于本人所信仰，因而容易把它拔高、夸大。二是“附会”，“自己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自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重，皆是附会。”三是“武断”。历史材料散亡很多，古代、近代都如此。研究者“对于一件事的说明，到了材料不够时，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辞孤证，便很高兴，勉强凑合起来，作为事实。因为材料困难，所以未加审择，专凭主观判断，随便了之，其结果便流为武断了。”对于遇到的史料，符合自己脾胃的便采用，不合的便删除。必须力戒这些主观上的毛病，做到“鉴空衡平”，公正无私。
关于“史学”，梁氏认为，由于历史范围极其广博，治史者欲求无所不通，是不可能的。合乎情理的要求是：贵专精不贵杂博，同时还要懂得常识。治史者应确定专攻的目标。在专的范围内，非知到“通彻周备”不可。“如此一来，注意力可以集中，访问师友，既较容易，搜集图书，亦不困难。才不至游骑无归，白费气力。有人以为这样似太窄狭，容易抛弃旁的学问，其实不然。学问之道，通了一样，旁的地方就很容易。……好像攻炮台，攻下一个，其余就应手而下了。”专精同涉猎，两者不可缺。“大概一人攻力，以十之七八，做专精的功夫，选定局部研究，练习搜罗材料，判断真伪，决择取舍。以十之一二，做涉猎的功夫，随便听讲，随便读书，随意谈话。如此做去，极其有益。”专精决定自己的成绩。下功夫的方法有三项：一是勤于抄录。“古人平常读书，看见有用的材料便抄下来，积之既久，可以得无数小条。由此小条，辑为长编，更由长编，编为巨制。顾亭林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都系由此作成。一般学问如此，做专门学问尤应当如此。”二是练习注意。定下来要研究的问题，看书时，有关系的就注意，无关的就放过，过些日子再换别的问题，把注意力换到新的方面去，如此长期练习。三是逐类搜求，按照一个问题，跟踪搜索下去，长期积累，可以获得许多好材料。
史识，是指“历史家的观察力”。研究自然科学，要注重实验；研究历史，要注重“求关联的事实”，因而凡是对研究问题稍有帮助的材料，一点都不可放松。历史家的观察力，表现在两个方面：由全部到局部，你所研究的是局部问题，但不要忘记局部是整体的一部分；再由局部到全部，局部的事件或个人，要考察它对全体的影响。培养观察力的方面，一是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对前人的说法，既要充分尊重其价值，又不盲从，遇有必要修正的，无论是怎样有名的前人所讲，也要加以修正。二是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梁氏总结钻研得很深的学者容易为己所蔽的情况：“大凡一个人立了一个假定，用归纳法研究，费很多的功夫，对于已成的工作，异常爱惜，后来再四观察，虽觉颇有错误，亦舍不得取消前说。用心在做学问的人，常感此种痛苦。但忠实的学者，对于此种痛苦，只得忍受，发现自己有错误时，便应当一刀两断的，即刻割舍，万不可回护原来的工作，或隐藏事实，或修改事实，或假造事实，来迁就他，回护从前的工作。这种毛病，愈好学愈易犯。”梁氏的分析鞭辟入里，实在是治疗学人共犯毛病的一副良药。
史才，是讲“作史的技术”，包括组织的才能（体裁体例、篇章结构）和文采。中国传统史学在著史技术上有极高的成就，形成了优良传统，《左传》作者、司马迁、司马光等是著述方面的杰出代表，刘知几、章学诚是理论总结方面的杰出代表。梁启超总结了前人的成就，并且用现代学识加以诠释和发展。他认为，组织的才能，是指形成全部书或一篇文的结构的技巧，能够把许多材料整理包括起来。一是要讲究剪裁，在搜集到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决定去取，“去其渣滓，留其菁华”。二是讲究材料组织联缀的能力。行之有效的方法，有：“将前人记载，联络镕铸，套入自己的话里。”治史的人爱讲“无一字无来历”，乾嘉名家阮元作《国史儒林传》，专集前人成语，无一字出自杜撰。每句语都有根据，这是好的，但短处是文字太呆板。这种方法不能照搬，应该是大体上都有所根据，但还要有事实的补充和发表己见；在引古书时，也“尽可依做文章的顺序，任意连串，做成活泼飞动的文章。”还可考虑采用“纲目体”，以及在论著中适当采用图、表。关于“文采”，梁氏认为最重要的是两项。一是“简洁”，做到“章无剩句，句无剩句，句无剩字”。二是“飞动”。他说：“做文章，一面要谨严，一面要加电力，像电影一样活动自然。如果电力不足，那就死在布上了。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也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如像唱戏的人，唱到深刻时，可以使人感动。假使想开玩笑，而板起脸孔，便觉得毫无趣味了。不能使人感动，算不得好文章。”司马光文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要达到这两项要求，写活写好，没有别的秘诀，只有“常常模仿，常常练习”。要培养优良的史才，就要敢下笨功夫，“多读，少作，多改”，写作要谨慎、郑重，要反复地修改，从组织到文采，有不满意处就修改、补充、剪裁。长期下苦功夫，最后写出的历史文章或著作，就能感动人，就能提高它的价值。
五、论专史的做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所着重的是专史的研究。梁氏区分为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分别作了概括性论述。然后具体地论述“人的专史”和“文物的专史”，包括：人的专史的对象，合传、年谱、专传的做法；政治专史、经济专史、文化专史（文学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史）等。
梁氏对历史有深入的研究，熟悉中国历史漫长进程中许多人物的经历，对于他们的作用、历史地位、影响有不少独到的看法，所以，他在《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中，对于人物传的选题和做法确有许多精到的论述。他认为，对于“人物传”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应有恰当的评价。中国旧史，本纪、列传几占了大部分篇幅，本纪、列传又以人为主，故历代正史也即以人为主的历史。这种特点，以近代眼光观察，缺点自然甚多，历史成为专门表彰人的手段，过分注重彰善惩恶，但对人的历史的作用又不能全部抹杀。拿《史记》说，在人物的性格、兴趣以至作事步骤，都与全部历史有关。《史记》所立每一篇列传，必代表一方面人物，如《孔子世家》、《孟荀列传》等代表学术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苏秦、张仪列传代表造成战国局面的游说之士，田单、乐毅列传代表有名的将帅，四公子平原、孟尝、信陵、春申列传代表那时新贵族势力，《货殖列传》代表当时经济变化，《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代表当时社会上一种特殊风尚。“每篇都有深意，大都从全社会着眼，用人物来做一种现象的反影，并不是专替一个人作起居注。”故《史记》以人物传为主确有其重要价值在。西方史学中，有布鲁塔克《英雄传》，专记希腊的伟人豪杰，也有其“不朽的价值”。近世欧洲史学界，历史与传记分开，但“传记体仍不失为历史中很重要的部门，一人的专传，如林肯传，格兰斯顿传，文章都很美丽，读起来异常动人。”这些论述对我们的有益启示是，作专史，尽可以个人为对象，考察一个人在历史上有何等关系，“最要紧的是看历史人物为什么有那种力量”。
概括上述认识，梁氏总括有七种人物可以做专传或补作列传。（一）思想及行为关系方面很多，可以作时代或学问的中心，应该为他们专传。如杜甫，以他为中心，“将唐玄宗、肃宗时代的事实归纳到他身上，这样的话，可以作得精采。”杜甫的诗作不仅对后代影响大，而且与时代关系密切，“叙述天宝乱离情形，在杜传中是正当的背景，在李（白）传中是多余的废话。”（二）一件事情或一生性格有奇特处，可以影响到当时与后来，或影响不大而值得表彰，应为他作专传。（三）在旧史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太简略的，应当为他作专传，如墨子、荀子，又如王充、刘知几、郑樵、吴敬梓等。（四）在历史上有作为而受到诬枉的人，应从辩护角度，重新作传。如范晔，以叛逆见杀，确是冤枉，故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作了《申范》篇，为之辨诬。李清照在宋人笔记中说她品节可有訾议之处，俞正燮在《癸已类稿》中作有《易安居士事辑》，证明谣言之无实。又如提倡新法的王安石，明朝以前人认为他罪大恶极，而且不满王安石的议论在社会上很普遍。就应重新作传，洗刷他所受冤枉，表彰他的贡献和人格。（五）皇帝的本纪及政治家的列传，在旧史中因体例所牵，写成官样文章，看不出其性格特点和作为，如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汉光武帝、曹操、刘备、孙权、魏孝文帝、北周武帝、唐太宗、元太祖、宋太祖、明太祖、康熙、雍正、乾隆帝等，政治家如诸葛亮等，都应作专传。（六）有的外国人，主要活动在中国，作出了贡献，如马可·波罗、利玛窦等，应作专传。（七）近代政治或学术人物，如孙中山、蔡锷以至西太后、袁世凯等，可作专传。
以上梁氏所论，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提出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在这数十年中，这些课题几乎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而且大多已写出有价值的论著，说明梁氏的看法，确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饶有兴味的是，梁氏在当时已提出重新研究曹操的问题。他这样议论：“曹操代汉，在历史上看来，这是力征经营当然的结果，和汉高祖、唐太宗们之得天下实在没有什么分别。自从《三国演义》通行后，一般人都当他作奸臣，与王莽、司马懿同等厌恶。平心而论，曹操与王莽、司马懿绝然不同。王莽靠外戚的关系，骗得政权，即位之后，百事皆废。司马懿为曹氏顾命大臣，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这两人心地的残酷，人格的卑污，那里靠得上和曹孟德相提并论。当黄巾、董卓、李傕、郭汜多次大乱之后，汉室快要亡掉，曹孟德最初以忠义讨贼，削平群雄。假使爽爽快快作一个开国之君，谁能议其后？只因为玩一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竟被后人搽上花脸。换个方面看待，同时的刘备、孙权，事业固然比不上曹操的伟大，人格又何尝能比曹操高尚？然而曹操竟会变成天下之恶皆归，岂非朱子纲目以后的史家任情褒贬，渐失其实吗？”梁氏总的看法是，曹操在历史上的作为，类似于汉高祖、唐太宗，不失为一个“开明之君”，应该破除陈旧观念，对他重新评价，写出有价值的专传。果不其然，“替曹操翻案”在五六十年代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这恰恰证明梁氏的见解符合近代学术发展的趋势。
梁启超又是近代提出应该写出“中国史学史”这样一部专史，开辟这一学科领域的第一人。本书所讲“史学史的做法”，即可作为他论述“文物专史”的代表。我国历史著作产生很早，先秦已有《春秋》、《左传》，表示对于人类历史活动要自觉地作记载、总结的工作，这是认识的一次飞跃。至刘知几著《史通》，写出史学评论的专门著作，对史学的发展自觉地做总结工作，从史学发展说，是认识又一次飞跃，进入近代，梁启超提出写“史学史”，自觉地对史学本身的发展作总结，这是认识上的第三次飞跃。梁氏的论述对于近代史学史学科的建设有三项突出的意义。
首先，他最早设计了史学史体系的框架。中国史学史的演进，时间极其漫长，内容无比繁富，在总体上如何驾驭，殊非易事。梁氏首先提出应包括四大部分。（一）史官。他认为，中国史学之所以发达，史官设置之早是一个主要原因。（二）史家。中国最早的史家，可推孔子和《左传》作者。以后，历代著名的史家，梁启超特别提出司马迁、斑固、荀悦、欧阳修、司马光、朱熹、袁枢等人。（三）史学的成立及其发展。梁氏认为，对中国史学成立和发展最有关系的是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对刘知几的评价尤高。（四）最近史学的趋势。梁氏所设计的史学史，要一直讲到当前史学发展，加以总结为止，提供研究当前史学，就是为了使这门学科能够对当前起指导作用，这是梁氏的卓识，也是对中国史学关注现实的优良传统的发扬。
其次，从本书还可看出，梁氏晚年对传统史学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已较之《新史学》中那种持过分激烈的批评态度不同，他有意修正早期的偏颇之处，更加注重总结一些重要史家的杰出成就。对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认为它诸体配合，包罗万象，气魄宏大的突出优点，仍然值得近代学者重视，从中得到借鉴。“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记大事，列传以传人、事，伸缩自如，实在可供我们的研究。”
复次，梁启超敏锐地看出当前学风存在方向性问题，中肯地加以批评，提出矫正的办法。指导当前的史学实践，使之朝着健康的方向前进，这是史学理论最重要的任务和最有意义的工作。梁氏在讲“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中严肃地批评学术界专爱做细小问题的考证的流弊，指出这并非治学的大道，趋难就易，想侥幸成名，是一种病态。他说：“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这是刘知几以来的普通现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发现前人的错误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如清代乾嘉学者，对于有错字的书有许多人研究，对于无错字的书无人研究。《荀子》有错字，研究的有好几家，成绩也很好。《孟子》无错字，研究便很少。此可以说是走捷径，并非大道。”“近来史家反都喜欢往这条补残钩沉的路走，倒忘了还有更大的工作。”梁氏不怕招致别人不满，严肃地指出这种做法背离了正确的治史方向：“老是往这条捷径走，史学永无发展。我们不能够从千真万确的方向发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给我们自己和社会为人处事作资治的通鉴，反从小方面发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最后梁氏郑重地提出矫治的办法，就是要研究有价值的课题，重新写了有价值有份量的中国历史。［3］
梁氏提出的史学史主要内容和他论述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对于这门学科的建立有开拓创始之功。至１９３８年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全书框架结构明显地实践梁启超的主张。已故中山大学教授刘节先生５０年代讲授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稿》，也仍然可以看出受到梁氏最初构想的影响。
总起来说，梁启超于２０年代完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形成了本世纪我国最早的史学理论体系。梁氏谙熟中国传统史学的成熟，晚年尤其注重总结其中的有价值的遗产；他又处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进步文化大量输入的时期，本人具有开放、进取、迎接文化新潮流的精神，故能做到大量吸收西方史学理论，并注重将之与中国传统学术的优秀部分结合起来，互相贯通；再加上他有丰富的著史实践，写出大量论著，涉及范围很广，能从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有真知灼见。由于这些原因和条件，他成为我国本世纪前期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理论中也存在一些错误与不足，这同当时整个学术思想所达到的总体水平有关，也与本人的局限性有关。我们对此也应有恰当的说明。
注释：
［1］《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
［2］《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3］《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