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学内部这种新旧推移或曰“分化”，是一种潜滋暗长的趋势，在俞正燮所著《癸巳类稿》中也有清楚的反映。俞氏除继续从事名物训诂一类考订外，也注意到一些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问题。如书中《驻扎大臣原始》记设置新疆、西藏等驻扎大臣的由来，《俄罗斯事辑》记载中俄关系，《总河近事考》记清代治河史实，都是超出一般考证以外，与“经世”密切相关的问题。晚清李慈铭也有见于此，他称俞氏《驻扎大臣原始》诸篇均具有高出于一般史料考订之价值，故为“它日国史所必需也”（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壬戌十月二十三日，燕山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总之，在考证学内部，出现了赵翼注重探索兴衰治乱之故，出现俞正燮重视研究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问题，洵非偶然。说明单纯考证的一统天下局面开始被打破了，坚冰已经乍解，学术风尚将要发生变化。

 

三、 乾嘉别派针砭时弊对新旧转移的有力推动

 

章学诚是乾嘉主流派以外的重要学者，他的学术主张独树一帜。章氏敏锐地认识到当时考证学末流陷入烦琐主义的弊病，学术界充斥着因循守旧的沉闷空气，起而加以有力的针砭。针对朴学家认为考据就是学问的目的、学问的全部的观点，章学诚提出了对立的价值认识。《文史通义》书中鲜明地提出“史学经世”、“六经皆史”等重要命题，尖锐地批评考证学界因袭、守旧、盲从的流弊，要求冲破这种学术的困境，重新唤起创造、拓展的精神。他毫不怀疑，他的主张“实有开凿鸿蒙之功”，“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学开山”（注：《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历史进程恰恰证明，章学诚“史学经世”等主张，已经预示着学术风气转变的新趋向。

章氏继承了清初顾炎武“经世致用”的观点，倡导学术要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生活，反对脱离实际的无用空谈，他大声疾呼：“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考据家孜孜以求从事资料的钩稽排比工作，并以此夸耀，章学诚则指出这类工作缺乏思想性，不切于当世人事，因而毫不客气地归之于较低层次：“整齐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注：均见《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章学诚很明白，在考证学盛行的情况下，针对烦琐主义“擘绩补苴”的弊病大加抨击，这样逆于时趋，必然遭人反对，但是他要力挽狂澜，不怕巨大的压力。他曾致书钱大昕，表明心迹：

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注：《章学诚遗书》卷二九《上钱辛楣宫詹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他把挽救风气流弊视为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自觉地担负起来，即使感到像刑狱那样的威胁，他也毫不顾惜。烦琐主义的学风既然脱离实际的需要，违反学术发展的规律，那么它终将被抛弃。所以《文史通义》一书针砭学风流弊的价值超过史学的范围，对于思想史和文化史都有重要意义。

在《章学诚遗书》中，还有章学诚评论现实政治腐败的文章。这是他晚年吐露心声之作。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他经过四十年颠沛奔走，最后远道回到会稽老家，境况萧索贫寒。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嘉庆帝责令和珅自杀，查抄其家产，这个作恶多端的大权奸倒台使人心一振。章学诚心中郁积的不平也至此爆发！他一连写了《上执政论时务书》等6篇文章，抒发他对贪官污吏残酷剥削百姓的抗议。他指出，吏治败坏、“巧取于民”、大肆搜刮，“始蚕食，渐至鲸吞”，是引起“教匪”和国库亏空的总根源（注：《章学诚遗书》卷二九《上执政论时务书》。）。这些直斥赃官墨吏的的正直言论，深刻地揭露了当时黑暗腐败的社会情状，这同他勇敢地“逆于时趋”、针砭学风流弊一样可贵，而且是他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思想的升华，并开启了后来龚自珍，魏源激烈抨击时政的先声。

考证学内部一些有见识的学者注重经世、议论盛衰的倾向，以及非主流派学者揭起批判考证学末流烦琐主义的旗帜，正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推动考证学风的转变。此后至龚自珍、魏源的时代，烦琐考证无益世事的弊病更加暴露，他们的针砭也更加有力。嘉庆年间还有一位学者崔述，著《考信录》，也被称为乾嘉的“别动队”。崔述治学的宗旨与主流派不同。主流派“唯古是尚，唯汉是从”。崔述则要“考而后信”，对上古史事以儒家经书为标准，而对战国、秦汉以后的各种说法，一概要细加考证，立志要廓清其中大量附会和谬误。他又有对自己方法论的总结，写成《考信录提要》，上升到理论。这两项，都构成嘉庆年间学术的新内容，助长新旧推移这一客观趋势。至本世纪初，崔述的学说引起胡适、钱玄同、顾颉刚、洪业等学者极大研究兴趣，并直接导致了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探索可信的古史体系的热潮。（注：参阅拙著《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下篇第五章，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四、 边疆史地：新的学术领域的开拓

 

嘉道之际学术风气演变的又一推动力，是学术界有了新的关注的重点，这就是边疆史地学的兴起。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在嘉道年间受到学者注意，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清朝建立起空前版图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至此已有一百多年，学者们以前的智识范围大致只限于中原内地，至此很有必要将视野扩大，系统地研究西北的地理沿革、民族关系的变迁。这是国内方面巩固统一国家的需要。清中叶以后，出现了来自北方的沙俄和来自中亚的英国对我西北地区的威胁，而至鸦片战争后边疆危机更加突出。这是对外关系方面形势发展的刺激。

最早注重研究边疆史地的学者是祁韵士和徐松。祁韵士早在任国史馆纂修官时，对边疆问题早有兴趣，撰有《蒙古王公表》。后因事充军伊犁，此期间他对边疆地区有了亲身见闻，对边疆问题的重要性也有了亲身感受，特殊的环境诱发了一门新学问，先后著有《西陲总统事略》、《藩部要略》。西陲系指新疆，藩部系指蒙古。徐松的成就是在他的基础上发展的。徐松也曾因事流放伊犁，出嘉峪关后，沿途详细记下道里城郭，撰成《西域水道记》。又受将军松筠委托，在《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撰成《新疆识略》。

至道光年间和咸丰初年，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进一步关注这一新的学术领域。龚自珍曾修撰《蒙古图志》，规模颇大，书稿未完成而遭火灾烧毁。他任国史馆校对官时，参加重修《一统志》，曾上书总裁官，订正旧志中蒙古、新疆、青海地区有关部落居住、历史沿革、山川地理等方面的错漏，共18项。更可贵的是，他善于利用边疆史地方面的渊博知识，来研究如何解决边疆地区所出现的问题，所撰《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与人论青海事宜书》等名文，都充分显示出他着眼于安定边防、巩固国家统一，来解决边疆问题的卓识。魏源所著《圣武记》，大量的篇幅有关边疆民族问题。他不但记载康、雍、乾三朝在西北进行的巩固统一的战争，而且很注重记载民族之间联系加强、中央与地方间关系趋向密切的事实，用历史事实驳斥不利于国家统一的论调，谴责制造民族不和与边境事件的清廷不法官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清代边疆民族问题很复杂，而经过《圣武记》的整理记载，一些较重要的问题已初步有了一个大致清楚的蓝本。

在上述学者开创性工作的基础上，张穆和何秋涛分别著成了边疆史地的名作。张穆著成《蒙古游牧记》。他著史明确以经世致用的观点为指导，“既陈古义又论今事”。自序中说，各省、州、县都有方志，足以“考镜古今”，独内外蒙古未有专书，“学者多懵其方隅，疲于考察，此穆《蒙古游牧记》所为作也。”所以要“缀古通今”，着重考察古代蒙古和近代蒙古之间的关系变化。这种切于实用的观点，使张穆在当时便被誉为西北边疆史地的名家。何秋涛著成《朔方备乘》。他之所以特别关注中俄关系，是因为“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不能不高度重视。他强调撰著此书的目的是“备用”，在《凡例》中揭明：“明曲直以示威信”，“惩前事以具法戒”，“志险要以昭边禁”，“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前两项，强调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正直、有理的一方在中国；后两项，则强调这部书在军事防守上有重要用途。全书主干部分是《圣武述略》，囊括了清代北部边疆的主要事件。其他篇章分别对边界、边疆地理、山脉、水道、历史事件等，作详细记载和考证。当时，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都看出俄国对中国北部边疆的威胁。何秋涛在书中记载这些中俄关系史实，证明中国是正义者、受威胁者，唤起人们注意俄国挑起的新纠纷。书中对于中俄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也如实记载，反映了史学家全面的观点，史料价值很高。

张穆、何秋涛的著作，成为嘉道之际边疆史地学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兴起的标志。与他们时代相同的姚莹，其后的曹廷杰、李文田、丁谦都在这一领域撰写了有价值的著作。由于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又引起晚清另一新的研究领域元史学的崛起，沈曾植、洪钧、屠寄、曾廉、柯劭忞等都相继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由嘉道年间导源的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因其适应时代与学术发展的需要，至晚清时期终于蔚成风气。

 

五、 公羊变革学说提供了新的哲学武器

 

原先盛行的考证学在哲学思想上是属于经古文学派。从乾隆末年开始，消沉了一千多年的经今文学派重新被提起，适逢时会地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于是经世学风声势更壮。

今文学派的中坚是春秋公羊学，它在儒家学说中具有独特的理论色彩，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特别是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易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公羊学专门阐发“微言大义”，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春秋》之义加以解释或比附，以这种解释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在时代激烈变动之际更便于容纳新思想。

公羊学说在清代中叶复兴的关键人物是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和魏源。先是庄存与重新发现了《公羊》，著《春秋正辞》，但他不理解公羊学的真谛。刘逢禄在嘉庆年间潜心公羊学的著述多年，撰成《春秋公羊何氏释例》等，且又奖掖龚、魏，培养了公羊学派两名健将，至此标志着公羊学“复兴”的到来。龚自珍写有著名诗句：“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语快无加。而今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注：是诗作于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见《龚自珍全集》第九辑，《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之一，第441页。 ）表明他决心举起公羊学的旗帜，不怕被正统派视为有异端色彩。由于龚、魏对社会危机更加敏感，公羊学说在他们手里，便改造成为批判专制，倡导变革的崭新思想武器。

公羊历史哲学主张变革，主张历史进化（当然是朴素进化观），为当时进步人士提供了远比古文经学进步得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紧扣时代脉搏，适应社会前进和学术进步的要求。龚、魏对时代向何处去的观察比前辈站得更高，因而自觉地担负呼唤变革时代到来和倡导新学风的责任。龚自珍用“早时——午时——昏时”的新三世说（注：《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隐》，第87页。）论证封建衰世到来，预言“乱亦竟不远矣”。（注：《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第7页。）。魏源则提出“气运之说”来概括历史的大变局（注：参见《海国图志》卷五《东南洋叙》，［清］光绪二年甘肃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龚、魏发挥公羊学说讥议时政、诋毁专制，猛烈批判烦琐考据、理学空谈和科举制度，呼吁士人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与现实社会关系密切的问题上来。龚自珍是激情昂扬的倡导者，魏源是卓有成效的奠基者。龚自珍主要从国内的危机着眼，魏源则在鸦片战争后又生活了17年，他更多地注目于了解外国，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超越了传统学术的范围。以龚自珍犀利的政论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为标志，中国学术史进入倡导变革、倡导救亡图强的新阶段。从此，讲求兵农河防盐政、边防海防，以至外国政制、现状，呼唤变革图强，成为鸦片战争以后学术的主流。

 

六、余论

 

通过多层面考察嘉道时期学术风气的变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变了，必然要引起思想观念、社会思潮的变迁。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即使作个案的研究，评价某一时期的学者和著作，也应与时代思潮、文化走向密切联系起来，重视作大背景动态考察，把握住时代条件对学术的制约、影响。

（二）在关注时代条件的影响的同时，又要深入地分析学术内部逻辑发展的关系。从学术本身来说，新旧推移是客观规律，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阶段上凝滞不变。一时代的学术，其内部往往存在导致向其对立面转化的因素，这些因素的生长发展，便成为由此一阶段学术向新的阶段演化的“中介”。这是学术变迁内在的矛盾运动，需要我们透过现象，作深层的辩证分析，避免把前后阶段割裂开来。譬如：明代学术向有空疏之讥，但至晚明陈子龙、徐光启编《经世文编》、著《农政全书》，已经产生了经世思想，至清初便壮大为时代思潮。清初，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而他的重要主张之一，是“通经以致用”，针对明人务虚蹈空的气习，他提出“通经必自考文始”，从一字一句的训诂考订入手，才能求得对儒家经典的正确了解，故其经世思想中又包含开启考证学盛行的方面。乾嘉考证学极盛之时，则有赵翼以恢复经世学风作为著述的宗旨，明显表示出与专门考据不同的学术倾向，这一事实，恰恰证明考证学走过它的峰巅之后，必然会出现分化，敏感的人物，会吸收新的营养，加进新的内容。所加进的东西恰好与时代变动的需求相适应，那么这种新的因素就会更加壮大，由量变达到质变。如此，原有的肌体中不断生长出新的物质，走辩证否定的道路，后浪推前浪，环环相扣，形成起伏曲折的学术长河。学术发展又是多元的。原有学术在其极盛之时，也伴随产生流弊。对此，局外人看得更加清楚。如章学诚即以挽救流弊为己任。考证学内部的分化和非主流派的针砭，内外夹攻，推动新思潮出现。

（三）新的学术，需要有新的哲学思想作指导。众多朴学家唯古是从，实际上有一种复古的历史观在起作用。而公羊朴素进化观是变革的思想武器，它适应时代的需要，在学术上也成为有生气、充满进取精神的哲学理论指导，因此推动学术掀起波澜，使经世意识与变革思想相结合的新学术在晚清风靡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