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当乾嘉时期，考证学在特殊条件下出现了极度的繁荣，学者趋之若鹜，醉心其中。然而在嘉道之际，特别是鸦片战争（道光二十年）前后，以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人为代表，相继撰著了一批关注现实，反映挽救社会危机需要的史学著作，局面出现了很大变化，由“考史”而“著史”，由闭口不谈现实问题而密切结合现实需要、表达爱国义愤。从考证学一统天下到经世致用、救亡图强史学思潮的出现，这种学术风气的剧变是短短三四十年间发生的，变化之巨大、深刻，绝非乾隆年间所能想象得到。其中有社会的、学术的、哲学指导思想上的原因，值得深入地探讨和总结。

学术风气变迁的根本原因是时代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乾隆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吏治极端败坏。王室、贵族、官僚的穷奢极欲和层层官吏的贪污贿赂都转到对民众残酷榨取上。张际亮曾满含悲愤地控诉官吏的贪毒残民是“鹰羶遍野，豺狼噬人”，他揭露官府凶残地剥削掠夺，致使百姓没有活路，“此等凶惨之状，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注：《张亨甫全集》文集卷二《答黄树斋（爵滋）鸿胪书》，［清］同治六年刊本。）大批农民被迫外出逃亡，造成城镇大量浮民和许多地区数量巨大的流民群。龚自珍对社会危机的深重有极敏锐的观察：“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厥，不士、不工、不农、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注：《龚自珍全集》第一辑《西域置行省议》，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6页。）大量流民转徙各地，是当时社会极不稳定的显著标志。社会矛盾的激化促使农民起义接连爆发，接踵而至则是鸦片走私严重，吸毒人数众多，白银大量外流，清朝国库空虚，西方殖民者更蓄谋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

总之，嘉道之际清朝统治陷于危机四伏的境地。有识之士敏锐地感到时代“变”的特点：一是清朝由盛到衰的“变”；一是必须寻求“变革”，作为挽救危机局面的对策。龚自珍形容当时社会已到“日之将夕”的“衰世”，“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注：《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平均篇》，第78页。）。时代的急剧变化必然引起学术思想的变迁，经世思潮重新抬头，有越来越多觉悟了的人物呼吁研究与现实密切相前的课题。学风的转变，就是由脱离实际到经世致用，由讴歌升平到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中申明自己治史的重点是要揭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并委婉地以《日知录》自比，申明自己的著述目的是对国家社会有用，已经传达出重要的信息。到龚自珍提出良史的责任是“忧天下”，“探世变”（注：《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第7页。）， 更是学风转变的重要标志。

嘉道之际学术风气的新旧推移应从多层面作深入的考察，主要是：当考证学如日中天之时，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内部已有分化，后期的著名考证学者中，有的更明显地露出注重探究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端倪；考证学派以外的学者，即“乾嘉别派”，已对考证末流的烦琐学风作尖锐的批判，影响扩大；边疆史地研究逐渐受到关注，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公羊变革学说提供了新的哲学武器，成为进步学者用来观察国家民族命运和学术风尚的指导思想。以上四项的推动，汇成强大的“合力”，终于冲开沉重坚实的旧堤坝，开创出学术的新局面。

 

二、 考证学派中重经世、论盛衰意识的生长

 

乾嘉三大考史名家是钱大昕、王鸣盛和赵翼。以往评论三大家的学术，主要从其擅长的学术领域有所不同、方法或特长不同着眼，只看到横向的差别。实际上，钱大昕主要是考证方法严密精良、考证成果精当；王鸣盛除精于考证外，还重视对一些历史问题和史学理论问题分析考辨，长于评论；而赵翼的考史著作，更有理论色彩，他已做到从大量个别史实的基础上，总结出一个时期历史的趋势，阐述社会史或制度史的一些通则，探究盛衰治乱之原，可以说，赵翼的成就代表了考证学发展的后段。依我看来，钱与王、赵的差别，实则是乾嘉考证史学前后段的差别。无怪乎当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廿二史札记》书稿完成之时，七十四岁的赵翼带着它专程从家乡常州到嘉定，送给比他年岁略小、但名气很大的钱大昕征求意见，钱氏为他作序，作了极高评价：“读之窃叹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议论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也。”（注：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见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下册附录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5页。 ）钱氏推许此书“有体有用”，即发挥了儒学经邦治国之体，具有经世之用。又盛赞赵翼探究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变化，显示出宏远的见识，因而使年老衰病的他，读后精神为之振作。这些话，完全符合赵翼著史的宗旨和书中的内容，绝非虚夸客套，而且，可以视为是钱大昕这位在考证学领域具有通识的学者对于赵翼过人的史识，表示了衷心的敬佩。当时另一位学者李保泰，也极为赞叹赵翼书中的卓识：“方先生属稿时，每得与闻绪论，及今始溃于成，窃获从编校之役，反复卒读之。嗟乎，自士大夫沉缅于举业，局促于簿书，遇国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兴建，茫然不识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与夫维护补救之方。虽使能辨黄初之伪年，收兰台之坠简，于以称博雅、备故实足矣，乌足以当经世之大业哉！”并热情地褒扬赵翼得史学之大且重者（注：李保泰：《廿二史札记序》，《廿二史札记校证》下册附录二，第887页。）。他很明确点出赵翼治史以“经世”为旨趣，远远高出于当时占绝大多数的埋头于文献整理考订的学者。近代著名史家梁启超高度评价赵翼著作的特点和价值，认为赵翼的论述最能给近代学者以启发，其论云：“（赵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古人所谓属辞比事也。清代之一般评判，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以余所见，钱书固清学之正宗，其校订精核处最有功于原著者。若为现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计，则不如王、赵。王书对于头绪纷繁之事迹及制度为吾侪绝好之顾问，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292页。 ）另一位著名史学家陈垣则写有诗句推崇说：“百年史学推瓯此，万首诗篇爱剑南。”（注：见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27页。）

以上评价很值得我们深思。事实正是如此，严密考证方法固然能在整理文献、考订史实上做出重要成绩，具有通识、成就巨大的考证名家的方法具有近代科学因素；应予足够的评价。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认识民族历史的由来和吸取历史的智慧来说，探讨一代史事，论述治乱兴衰，则是更有深层思想价值的工作。故三大家的不同特点，固然意味着横向上研究领域的差异，而同时又显示出纵向上考证学发展前后阶段的不同。尤其是赵翼，实际上具有由考证学风向经世学风演进过渡的意义。这样讲，并不降低钱大昕在考证学、文献学上的地位，他是“清学正宗”，考证学顶峰时代的代表人物，对近代学者同样有很大影响。

为了说明《廿二史札记》具有反映出考证学内部“新旧推移”变化的价值，这里举出两方面的突出例证。其一是，赵翼高出于专作文字校勘训诂、史料排比考订的朴学家，他注重从宏观角度探求历史时势的变化和盛衰之故，分析历史的“势”和“变”，发掘隐藏在大量分散史实背后的法则和教训。他总结出这样的警句：“读史以观世变。”（注：《廿二史札记》卷二○“唐前后米价贵贱之数”条。）从西汉初政治局面的特点，东汉的党锢，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一直到明代政治腐败和民众沉重负担等多方面重要问题，都在他探讨和分析的范围之内。他论述汉初布衣将相局面的变化，就是“善于捉住一时代有特别意义之问题”、探求时代风会变化的典型。他不仅由大量史实归纳概括出，汉初政治局面由世侯世卿贵族到“布衣将相”的重大变化，而且层层深入地分析：这个变化经历了渐变，始于战国，定于汉初，遂使汉初成为“天地一大变局”。而在布衣将相之局定后，旧的残余仍然存在，故有分封异姓王，以后又有分封同姓王之举。至平定七国之乱以后，王国内任命官吏的权力归朝廷。至此，“三代世卿、世侯之遗法始荡然净尽”，征辟、选举之势成（注：《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赵翼历史观察力高明之处，是认识到客观条件规定的演进趋势，即使“人情犹狃于故见”，也无法改变，旧法最终被扫荡净尽。他又讲“天意已换新局”，“岂非天哉”，在这里，“天”是与人情对举的，实则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代名词。他的视野上起战国，下至两汉以后，爬梳了大量分散的材料，总结出社会历史演进法则性的东西，因此被后来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普遍地采用。像这样显示出深刻的历史观察力，符合于近代学者总结历史演进法则之旨趣的论述，在《廿二史札记》中为数不少，如“党禁之起”（卷五）、“九品中正”（卷八）、“六朝清谈之习”（卷八）、“六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卷八）、“江左世族无功臣”（卷一二）、“唐节度使之祸”（卷二○）、“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产”（卷三○）、“明初吏治”（卷三二），以及《陔馀丛考》中的“六朝重氏族”、“谱学”、“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等，都是能揭出一个历史时期特点，故向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的重要条目。

其二是，赵翼尤其注重总结明代治乱兴衰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显示出鲜明的经世意识，这与同时代文人的粉饰太平之作更大异其趣。明代历史是清代的近代史，距离最近，也最有借鉴意义。当明朝灭亡、大厦将倾之时，清初顾炎武曾对明代朝政的腐败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涉及范围不广，也有待深入。此后因考证学风盛行，一般士人对政治兴坏已不再措意。然则，由于332 卷的《明史》在乾隆年间修成并刊行，明朝的历史事实已更清楚，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明朝盛衰教训的思考也有可能更深入。赵翼正是考证学派中关心国家治乱兴亡的学者，必然重视对明朝历史的反思，甚至从整个清朝250年学林而论， 他对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领域之探讨也是最为深入的。

《廿二史札记》中，有关明史的考证、论述占6卷，为全书1／3，份量最重。赵翼主要从四个方面总结明代教训：明朝言路习气先后不同；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宦官专政，为害酷烈；贪污猖獗，剥削残酷。如他论述自洪武以至成化、弘治间，朝政风气淳实，“建言多出于好恶之公，辨是非之正，不尽以矫激相尚也。”至正德、嘉靖间，还有谏官敢于争朝政得失。万历中，张居正专权日久，斥逐异己，言路风气遂大变，谏官一味献媚取悦于张居正。此后又有变化，万历末，谏官与阁臣如水火。至魏忠贤专权时，谏官之操守志节丧失殆尽，堕落成为魏之鹰犬，最后各以门户相争，而至亡国（注：《廿二史札记》卷三五“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条。）。明代谏官言路习气前后变化，又与官员是否尽责与清廉的政治风气相表里。赵翼指出，明太祖出身民间，深知百姓饱受贪官之苦，屡次对墨吏施以酷刑。同时，每旌举贤良以示劝导，“故一时吏治多可纪”。沿及成祖以下至宪宗、孝宗，吏治澄清者十余年。“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也。”官吏清明，必定民心安定，使社会保持为凝聚力。这是赵翼从总结明代历史得出的深刻道理，对于后人是有宝贵教益的。而明朝的灭亡，也正由于后期吏治腐败，民生日蹙，社会基础动摇，“而国亦遂以亡矣”（注：《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吏治”条，并参见本卷以下各条。）！赵翼还批评清朝人对明朝政治只指责其腐败的误解，举出明朝前期崇尚循良的大量事实，恰恰从一个侧面总结了封建皇朝周期性危机这一规律。赵翼揭示出明中叶以后诸帝罕有与大臣相见者，证明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极端腐败荒唐，宦官的专权和权奸疯狂地聚敛财富，则是封建政治机制上孳生的毒瘤……都是对明代兴亡作了很有深度的总结，蕴涵着极具启发意义的近代理性意识。当代西方学者浦立本评论说：“赵翼能超越孤立之繁琐事实之上以观察，自其中归纳出社会史与制度史发展趋势之通则，此类通则，则近代史家所试图建立者也。”（注：见浦立本《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家》一书，转引自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一书中《拾贰赵翼之史学》，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8页。 ）他也中肯地指出赵翼与狭义考证不同，更具有近代价值。赵翼有进化观念，充满探求新知的热情，并且已认识到冲破封建时代闭塞眼界的迫切需要。有诗云：“人巧诚太纷，世眼休自窄。域中有墟拘，儒外有物格。”（注：《瓯北诗抄》绝句二《论诗》，［清］光绪三年滇南唐氏刻本。）指明儒学以外有先进事物，中国之外有圣人的道理。正因为赵翼有一般考证学者难以企及的开阔眼光和思辩意识，他的史著的内容和方法才与行将代起的近代史学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