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史论特色第三个显著体现，是赵翼对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人物勇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如对武则天，既讲其残忍滥杀，“千古未有之忍人”，又讲她“纳谏知人，自有不可及者”。书中具列刘仁轨、姚畴、王方庆、杜景俭、王求礼、张庭珪、朱敬则、桓彦范等先后奏事，武后均采纳照办。历代封建文人认为武后女主称制，违反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因而痛加詈骂，对于武后在历史上有贡献的一面完全抹杀。赵翼则能敢于超越封建伦理的局限，有充分根据地对武后的政治才能和积极作用作了很高评价：“其能别白人才，主持国是，有大过人者……然则区区帷簿不修，固其末节。而知人善任，权下不移，不可谓非女中英主也。”〔17〕冲破封建伦理的偏见，完全从政治家的作为作出评价，这不止在当时堪称是石破天惊的言论，而且至今读来也仍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再如王安石变法，在北宋以后招致了许多谤议，赵翼则认为王安石青苗法的施行“本以利民”，王安石本人“操履峻洁”，实行新法是为了有益于国计民生。新政推行失败的原因，在于任用官员不得人，卑污的官吏更借机侵害人民，“借以行其头会箕敛之术”。从而总结出封建时代本来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措施，一经不肖官吏，辄百弊丛生，所谓“有治人无治法”的教训〔18〕。赵翼对冯道的评论也耐人寻味。冯道在五代历四姓十君，视丧君亡国，未尝屑意，而自称“长乐老”。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历代以“忠臣不事二主”的封建伦理为标准，都斥之为“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赵翼则以如何使民众在乱世中减轻苦难为价值标准，提出异于流俗的新看法：处在五代战乱频仍，政权更迭如走马灯的局面下，百姓求生而不可得，冯道借助这种处世哲学，却能稍稍减轻百姓的灾难，所以他有“劳来安集之功”。“冯道在唐明宗时，以年岁频稔，劝帝居安思危。以春雨过多，劝帝广敷恩宥。对耶律德光则言，此时百姓，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论者谓一言而免中国之人夷灭。”“是道之为人，亦实能以救济为心，公正处事，非貌为忠厚者”〔19〕。赵翼所论含意颇为深刻，不仅深合知人论世、设身处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而且能超越封建伦理说教和抽象的气节观念，因而蕴涵着近代理性意识，读史者于此是不可轻轻放过的。

 

三、对明代历史的反思

 

明代历史是清朝的近代史，距离最近，也最有借鉴意义。当明朝灭亡、大厦倾塌之时，清初顾炎武等曾对明代朝政的腐败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涉及范围不广，也有待深入。此后因考证学风盛行，一般士人对政治兴坏已不再措意。然则，由于三百三十二卷的《明史》在乾隆年间修成并刊行，明朝的历史事实已更清楚，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明朝盛衰教训的思考也有可能更深入。赵翼正是考证学派中关心国家治乱兴亡的学者，必然重视对明朝历史的反思，即从整个清朝一代二百五十年学林而论，他对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领域之探讨也是最为深入的。《廿二史札记》中关于明史的占了六卷，分量最重。赵翼从多方面，对明代兴亡教训作了很有深度的总结。

一是明朝言路先后不同。明朝初年有颇好的政治风气，自洪武以至成化、弘治间，朝政风气淳实，“建言多出于好恶之公，辨是非之正，不尽以矫激相尚也”。至正德、嘉靖间，还有谏官敢于争朝政得失。万历中，张居正专权日久，斥逐异己，言路风气遂大变，谏官一味献媚取悦于张居正。此后又曾有变化，万历末，谏官与阁臣如水火。至魏忠贤专权时，谏官之操守志节丧失殆尽，堕落成为魏之鹰犬，最后各以门户相争，而至亡国〔20〕。明代谏官言路习气前后变化，又与官员是否尽责与清廉的政治风气相表里。赵翼指出，明太祖出身民间，深知百姓饱受贪官之苦，屡次对墨吏施以酷刑。同时，每旌举贤良以示劝导，奖罚分明，“故一时吏治多可纪”。沿及成祖以下至宪宗、孝宗，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也”。官吏清明，必然民心安定，使社会保持着凝聚力，这是赵翼从总结明代历史而得出的深刻道理，对于后人是有宝贵教益的。而明的灭亡，也正由于后期吏治腐败，民生日蹙，社会基础动摇，“而国亦遂以亡矣”！〔21〕赵翼还批评清朝人对明朝政治的误解，举出明前期崇尚循良的大量史实，恰恰从一个侧面总结了封建皇朝周期性危机这一规律。

二是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赵翼指出，“统计自宪宗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余皆廉远堂高，君门万里，无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倦勤者，即权归于奄寺嬖幸，独断者又为一二权奸窃颜色为威福，而上下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诚不可解也”〔22〕。他所揭露的封建社会衰老时期这种极端腐败荒唐的现象同样很有价值，证明君主制度已经无可救药，赵翼也已对它存在的合理性表示怀疑。

三是宦官专权，为害酷烈。《廿二史札记》集中了大量史实，使我们更加触目惊心地看清宦官这一封建政治机制上孳生的毒瘤的危害。至魏忠贤专权，卑劣奸邪之徒群起投靠依附，借以倾轧逼害正直人物，爪牙遍地，号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官员敬称魏忠贤为九千岁，又在京城及各地遍立魏忠贤祠，文武将吏皆对之行五拜三稽首。“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浸浸乎可成篡弑之祸矣”〔23〕。

四是贪污猖獗和对民众残酷压榨。赵翼描绘出明代宦官和权奸骇人听闻地聚敛财富的情景。武宗时，文武大臣为贿赂宦官李广，称馈赠黄米、白米各千百石，实际上是因数额惊人地巨大，用黄白米隐指黄金、白银。刘瑾失败后没收其财产，黄金计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千万两。严嵩是明代大权奸，败后籍没之数，按《明史》所记，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余万两，他珍宝不可数计。赵翼进而总结出“贿随权集”的规律：“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24〕后人记取这些历史教训，当能从中引申出“没有制约的权力必定产生腐败”的结论。又论述明代官吏与乡绅恶霸残酷剥削压榨，使农民无法生存。“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25〕。“是时廷臣章疏悉不省，而诸税监有所奏，朝上夕可报，所劾无不曲护之，以故诸税监益骄，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激变。”对民众凶残压榨的结果，已导致全国瓦解的局面，故赵翼论断“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26〕。

卷帙浩巨的二十四史，记载着中国悠久历史中丰富复杂的内容和问题。与赵翼同时代的别的学者，对于古代典籍中的文字错讹和若干具体史实的记载歧异，加以考订，将它们爬梳清楚，这在文献学上固然是很有价值的工作。但又应承认，对于认识我们民族历史的由来和吸取历史的智慧来说，赵翼所做的论述治乱兴衰，探讨一代大事，无论如何，是更有深层思想价值、更有启发意义的创造性工作。他以三十余年精力孜孜不倦地探索，成就是异常卓著的。他曾写有这样的诗句：“搅肠五千卷，纵目廿二史。复将三寸毛锥尖，妄拟一柱中流砥。”把自己的史笔比作中流砥柱，自信他揭示出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廿二史札记》书成，他又作诗云：“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27〕更表明他研究的重点，是通过总结历史寻求救治社会弊病的药方。经过长久岁月的考验，证明赵翼完全有理由这样充满自信。赵翼在若干引文、引用书目和叙述某些史实上有不准确或粗疏之处〔28〕，指出其中疏漏之处自有必要，但这是大醇小疵，因为赵翼以一人之力而论述二千年范围的历史，总计达三千二百四十卷的史籍，因而存在若干不准确的地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与王鸣盛、钱大昕相比较，赵翼的著作有显著的特点，如梁启超所说，三家“体例略同，其职志皆在考证史迹，订论正误。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用归纳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此其特长也”。从著述规模、历史视野、观察的深度和学术价值等大的方面而言，赵书确是乾嘉时代创造性思维的结晶。

 

注释：

〔1〕《瓯北诗抄》绝句二《论诗》。

〔2〕《瓯北集》卷三十二《同乡陆庵观察招游天竺、龙井诸胜，午后泛舟游湖即事》。

〔3〕《檐曝杂记》卷二“钟表”条。

〔4〕《瓯北集》卷七《同北墅漱田观西洋乐器》。

〔5〕《廿二史札记·小引》，据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 1984年中华书局版，北京。以下引《廿二史札记》本文者均据此。

〔6〕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 见《廿二史札记校证》附录二。

〔7〕《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87页。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

〔8〕《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2页。

〔9〕《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二“清初学海波澜余录”，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176页。

〔10〕《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前后米价贵贱之数”条。以下凡引自此书者，只注明卷数和条目。

〔11〕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

〔12〕卷八“九品中正”条。

〔13〕孙星衍：《赵瓯北先生墓志》。

〔14〕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卷三十八“赵翼”。

〔15〕见卷三“武帝时刑狱之滥”条，卷五“东汉宦官”条。

〔16〕卷十一“宋齐多荒主”条。

〔17〕卷十九“武后纳谏知人”条。

〔18〕卷二十六“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条。

〔19〕卷二十二“张全义冯道”条。

〔20〕卷三十五“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条。

〔21〕卷三十二“明初吏治”条，并参见本卷以下各条。

〔22〕《陔馀丛考》卷三十七“有明天子中叶不见群臣”条。

〔23〕卷三十五“明代宦官”条。

〔24〕卷三十五“明代宦官”条。

〔25〕卷二十四“明乡官虐民之害”条。

〔26〕卷三十五“万历中矿税之害”条。

〔27〕《瓯北集》卷二十一《再题〈廿二史札记〉》。

〔28〕参阅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一书，及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一书中“拾贰  赵翼之史学”，中华书局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