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史学推瓯北，万首诗篇爱剑南。”
这是近代著名史家陈垣的诗句，他将赵翼的史学造诣与陆游的爱国诗歌成就相并提，推崇备至。清朝乾嘉时期朴学盛行约有百年，学者辈出，其中被推为考史大家者即有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人。为何赵翼在近代史学家陈垣心目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根本的原因，是赵翼史学在朴学时代显示出鲜明的学术个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到了近代，更具多方面的启迪意义。赵翼以数十年的精力，著成《廿二史札记》一书，涉及自《史记》到《明史》共二十四部“正史”，考证史籍著述体例的演变和历史事实的真相，还著有《陔馀丛考》，充分表现出精深的功力；而在治史旨趣和学风上，赵翼尤为出类拔萃。《廿二史札记》一书，堪称是乾嘉朴学时代创造性思维的出色成果，书中的多方面成就还需要我们运用现代眼光深入地发掘和诠释。
一、进化史观和治史旨趣
赵翼在史识上比同时代人明显高出一筹，成功地运用联系和变易发展的观点来研究历史，此乃得力于他有朴素进化的哲学观作指导。处在当时崇尚考据、不喜议论的时代，赵翼的朴素进化观点不是在史著中直接论述，而是在诗句中以形象的手法表达。他写有两首有名的诗作：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1〕
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本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复古倾向而发，但它们却以清新生动、浅显易懂的诗句揭示出变革的历史观点：新陈代谢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人类总是后代胜前代，不断地追求变革、创新，古人的东西再好，如果泥古不变，也必然要陷于陈腐，被前进的时代所淘汰。赵翼生在考据盛行、“唯古为贵”的乾嘉时代，这些诗作所表达的提倡变革创新的观点，无疑是理论思维一次激动人心的闪光！
赵翼充满着探求新知的热情，善于从所接触的事物获得哲理的启示，因而他的认识领域保持着源头活水。他有诗句记述每游一次西湖都能获得新的观察之体验：“独兹西子湖，我来亦已屡，一到一回新，不厌三四五，始识无尽藏，今览非昔比。”〔2 〕总结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不断推向新境的深刻哲理。他由于见到西洋自鸣钟、时辰表，认识到西洋人制造之机巧、技术之先进，进而领悟到天地之大，到处都有开辟之圣人的道理，这在当时更堪称是冲破千百年封建时代闭塞眼界之伟论。见于《檐曝杂记》中一条札记：“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今钦天监中占星及定宪书，多用西洋人，盖其推算比中国旧法较密云。洪荒以来，在璇玑，齐七政，几经神圣，始泄天地之密。西洋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3〕他听了西洋音乐，更意识到西洋文化确有先进之处， 引申出中国士人应该克服保守和自大的成见，努力探索域外新事物的深刻道理，有诗云：“始知天地大，到处有开辟。人巧诚太纷，世眼休自窄。域中多墟拘，儒外有物格。”〔4 〕赵翼自觉地认识到迫切需要破除士人根深蒂固的狭隘意识，阐述儒学以外有先进文物，中国之外有圣人的道理，代表乾隆末年认识的最高水平。这种开阔的视野和不断探求新知的态度，诚与其朴素进化历史观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同样是赵翼治学创造性思维的源泉。唯其赵翼在理论思维上达到这样的高度，才使《廿二史札记》一书在乾嘉时期众多考史著作中脱颖而出，显示出特有的经世意识和对大量历史问题的深刻见解。
赵翼的治史旨趣，在其《廿二史札记·小引》中有含蓄而深沉的表述，并且，饶有兴趣的是，他的旨趣得到同时代考证学大家钱大昕的由衷嘉许。赵翼本人概括的著述宗旨是：
至古今风会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或比以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5〕
赵翼揭示出他研史的重要目的，是探讨历史时势的变化，并且要究明治乱兴衰的内在原因，这种治学志识，在乾嘉朴学时代实为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尤应注意者，赵翼自认他是顾炎武经世学风的继承者。在乾嘉时代，考证学“如日中天”。专重经籍及史实的考证、忽视“经世”成为流行的价值取向。在此情形下，赵翼却以继承“经世致用”学风自任，在书的卷首公开亮出探求盛衰和求实致用的旗帜。这深刻地说明，赵翼不媚俗，不随波逐流，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史学家应该以探究历史上治乱兴衰的演变原故，作为治学的根本目的。在当时认为考据即学问的全部的众多的史学家中，赵翼诚不愧是具有特识的人物。无怪乎当嘉庆五年（1800）《廿二史札记》书稿完成之时，七十四岁的赵翼带着它专程从家乡常州到嘉定，送给小他两岁、但名气很大的钱大昕征求意见，钱氏为他作序，作了极高评价，推许此书“有体有用”，即发扬了儒学经邦治国之体，具有经世之用。又盛赞赵翼探究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变化，显示出宏远的见识，因而使年老衰病的他，读后精神为之振作〔6〕。这些话，完全符合赵翼著史的宗旨和书的内容， 绝非虚夸客套，而且，可以视为是钱大昕这位在考证学领域具有通识的学者对于赵翼过人的史识，表示了衷心的敬佩。对于考证学者在整理文献上取得的成就，我们是充分肯定的。然则从学术的层次说，一般的治名物训诂的考据家只求知其然，志在探讨有关治乱兴衰之故的学者才是求知其所以然。因此，后者当然比前者居于更高的层次。经世目标和探求治乱盛衰变化的治史旨趣，正是赵翼取得卓著成就的根本原因。
由于赵翼有朴素进化观和经世主张为指导，史识上居于更高层次，因而决定《廿二史札记》最有光彩的地方在于下述两个方面：探求古今时代风会的变化，表达对于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切，因而超出一般考据著作的格局，抒发出对历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见解，具有史论的色彩；赵翼尤其重视总结明代治乱兴衰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显示出鲜明的经世意识，这与同时代文人的粉饰太平之作更大异其趣。以下即对这两个方面分别加以讨论。
二、史论的特色
乾嘉朴学在训诂、考据、校勘等文献学范围成就显著，也可以说是微观研究发达的时代。但在宏观研究方面却大为逊色，就学术界整体而言，理论思维相当薄弱。梁启超对于朴学家治学路数非常熟悉，他在广州学海堂受过严格的朴学训练，对于朴学家的成就作过高度评价。又由于梁氏有近代眼光，因而洞悉朴学家沉醉于细小问题的考据、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弱点，曾一再有过切中要害的批评。他称考据学“支离破碎，汩没性灵”〔7〕。“昔传内廷演剧，触处忌讳， 乃不得已专演《封神》、《西游》牛鬼蛇神种种诡状，以求无过，本朝之治经术者亦然，销其脑力及其日力于故纸之丛，苟以逭死而已。……近汉学之昌明，禀兹例也。流风既播，则非是不见重于社会，幽眇相竞，忘其故也。呜呼，斯学之敝中国久矣！”〔8〕梁氏又总括说：“乾嘉以后， 号称清学全盛时代，条理和方法虽比前期致密许多，思想界却渐渐成为化石了。”〔9〕
在此“思想界渐渐成为化石”的时代，却有赵翼的议论放射异彩！他以独具的识力，另辟蹊径，注重从宏观角度探求历史时势的变化和盛衰之故，每能把大量分散材料加以综合，从而揭示出一个时代具有特别意义的问题，分析其对社会所产生的正面或负面作用。此类条目从形式上看是札记，实际内容却有如今日一篇篇极有分量的论文。其中所蕴含的高明史识和精彩议论，二百年后读来仍然感到具有活跃的生命力。
札记的史论特色，首先表现在赵翼注重探究历史的“势”和“变”，发掘隐藏在大量分散史实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教训。他总结了这样的警句：“读史以观世变。”〔10〕从西汉初政治局面的特点，东汉的党锢，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一直到明代政治腐败和民众沉重负担等多方面重要问题，都在他探讨和分析的范围之内。他论述汉初布衣将相局面的变化，就是“善于捉住一时代有特别意义之问题”的典型。他不仅由大量史实归纳概括出，汉初政治局面出现了由世侯世卿贵族到“布衣将相”的重大变化，而且层层深入地分析这个变化经历了渐变，始于战国，定于汉初，遂使汉初成为“天地一大变局”。而在布衣将相定局之后，旧的残余依然存在，故有分封异姓王，以后又分封同姓王之举。至平安七国之乱以后，王国内任命官吏的权力收归朝廷。至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征辟、选举之势成〔11〕。赵翼史识高明之处，是认识到这是客观条件规定的必然趋势，即使“人情犹狃于故见”，也改变不了客观趋势，最后将旧法扫荡净尽。他又讲“天意已换新局”，“岂非天哉”，在这里，“天”是与人情对举的，实则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代名词。他的视野上起战国，下至两汉以后，爬梳了大量分散的材料，加以概括、分析，挖掘出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因此被后来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普遍地采用。
像这样显示出深刻历史观察力的论述，书中为数不少。再如，魏晋以降曾长期实行过“九品中正制”选举制度，这是人所共知的。赵翼却能对“九品中正”实行之前的酝酿，实行中的利与弊，以后当权者为何长期不予变法的原因，逐层深入地分析。他论证实行“九品中正”的缘起，是因为汉代察举孝廉的制度产生了明显的弊端，“夤缘势利，猥滥益甚”，因而需要有新的荐举方法代替。又从《晋书》分散的列传中撷取材料，论述从提出建议到制度化的发展过程。进而指出九品中正制流弊所在，是中正官评高下“全以意为轻重”，“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即当道之昆弟”，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赵翼以激情的语调揭露说：“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那么，自魏晋迄南北朝三四百年，积弊至极而不予改革，是什么原因呢？赵翼回答说，原因即在“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12〕透过表象，指出当权的既得利益者为其门户私利而顽固不变法，确是一针见血之论。他如“党禁之起”（卷五）、“六朝清谈之习”（卷八）、“六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卷八）、“江左世族无功臣”（卷十二）、“唐节度使之祸”（卷二十）、“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产”（卷三十）、“明初吏治”（卷三十三），以及《陔馀丛考》中的“六朝重氏族”、“谱学”、“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等，也都是揭示一个时期历史特点的重要条目，这里不再一一论列。
揭露、抨击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弊政，是《札记》史论特色的又一重要体现。
赵翼怀有正直史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同情民众疾苦的责任感，因此对封建统治者的暴政和罪行深恶痛绝。同时代的朴学家孙星衍有见于此，他赞誉《札记》一书“于前代弊政，于一篇之中三致意焉”〔13〕。稍后的张维屏也认为，赵氏“所撰著均能使人增益见闻，通知时事，较之龂龂考据于无用之地者，似为胜之”。〔14〕譬如，赵翼批评汉武帝时治狱案件繁多，治罪严酷，株连极广。又论述历代宦官为害朝政，日在人主耳目之前，以谗媚而售其奸，昏庸之主则妄加信用，于是阉人出入宫廷，口衔天宪，俨然权势在握。“迨势焰既盛，宫府内外悉受指挥，即亲臣重臣竭智力以谋去之，而反为所噬。当其始，人主视之，不过供使令效趋走而已，而岂知其祸及至于此极哉！”〔15〕再如卷十一“宋齐多荒主”条，论述南朝宋、齐独多荒淫凶残的君主，“统计八九十年中，暗昏狂暴，接踵继出”，“是以一朝甫兴，不转盼而覆灭”。赵翼以憎恶的笔调，列举了宋少帝、前废帝、后废帝、齐废帝、郁林王、东昏侯、陈后主等荒主的种种丑行和罪恶。陈后主陈叔宝即位后，荒于酒色，不问政事。大建宫室，奢靡无度，日与妃嫔、文臣游宴，制作艳词，如《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定各种苛税，榨取百姓，滥施酷刑，牢狱常满。隋兵攻至，后主藏匿井中，仓皇竟还不忘带着张、孔二妃下到井中逃命。隋大臣高颖进入宫中，见其臣下所启军事奏章犹在床下，尚未启封〔16〕。赵翼经过认真筛选后所揭示的这些典型材料充分说明，这种荒淫无道的君主，不亡国实天理难容！赵翼深切地同情民众的苦难。他还敢于正视封建阶级残酷压榨激起农民起义的某些史实，承认反抗是由官府欺压榨取而激起，这也是从愤恨封建弊政、同情民众疾苦出发而持有的客观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