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这一矛盾现象又以两种方式大量而普遍地表现在同一学者个人的研究和著述之中；一种是“讲广义，做狭义”，另一种是“讲狭义，做广义”。前者在追溯此学派成因时既用广义，而又拘牵于乾嘉两朝，坚持以吴、皖两派“中分乾嘉学派”（注：章太炎、梁启超以惠、戴二派中分乾嘉学派时，其语境为乾嘉两朝，故能自圆其说。而范文澜、戴逸、王俊义诸学者既主广义，而又沿此种分法，则彼此莫能相顾。王俊义先生试图解决这个矛盾，解释说：“吴派、皖派的划分，同乾嘉学术的历史进程完全吻合，并未掩盖其演进的历史轨迹。”前揭文，《中国哲学》第18辑，356页。其实是要以时间上的“中分”代替空间上的“中分”，正与章、梁二公之意不合，似属拘牵之见。），或以惠、戴、钱三分“天下”（注：参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有关部分。），同时将“文字狱说”或“康乾盛世说”作为主要的或唯一的解释（我们将专文论述乾嘉考据学形成于17世纪晚期。无论是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还是所谓“康乾盛世”对乾嘉考据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已经形成之后的18世纪（注：梁启超曾留意到直至“康熙中叶”，“文网极宽”（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76页）。同时，在乾隆中叶以前的半个世纪里，清代学术一度出现相对沉寂的局面，这些都进一步证明了在17世纪下半期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期内，无论是文字狱的高压还是所谓“盛世”，对该学派形成的作用比我们估计的要小得多。））。“讲广义，做狭义”是将一顶大帽子戴在小矮人身上，而“讲狭义，做广义”则相反，是将一顶小帽子硬扣在巨人头上。既界定乾嘉学派仅指两朝85年考据学，又说乾嘉学派“兴起于清初，大盛于乾隆、嘉庆，没落于清中叶之后”，（注：李映发：《“乾嘉学派”的兴衰》，《历史知识》1981年第1期。）其实际的研究对象和过程乃是整个清代考据学。这里所说的只是两种大致的类型，更准确地说，广义与狭义不自觉地混用，或时而广义时而狭义，此种现象更为普遍。
严格地说，狭义和广义两种“乾嘉考据学”中所指的“形成”及其“成因”并非同一论题。广义所说的成因，实质是指在清初考据学何以兴起或形成，强调的是该学派的诞生和起始以及旧质事物演变成新质事物的质变过程；而狭义所说的成因，则是指在清中叶考据学何以兴盛或鼎盛，强调的是其演变过程的中间状态即新事物形成之后的量变过程。对前进来说是近因、内因和正因的东西，对后者则可能是远因、外因和旁因，两者虽有一定关联，但其差异也如黑白之不能混淆、东西之不能易位。若混而同之，只能是“剪不断，理还乱”，其结论也只会是非驴非马，甚至南辕北辙。
近年来的状况是，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概念（广义或狭义）来讨论一个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问题——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却达成了少有的“共识”，在奇怪和骇异之余，不能不令人对此种结论作一些反思。
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乾嘉考据学，都是学术研究具有各自独立价值的可行性视野，但必须以逻辑的规范为前提，确保概念、推理和判断的科学性，既要看到两者的同质性，也应区分两者的差异性。清代以乾嘉学术为标志的考据学既有其相对独立而完整的发展过程，也有其特有的内部规律和动因，已构成不容分割的时空连续体。因而至少在研究诸如清代考据学的成因这类根本性问题时，只有使用广义的概念才能条贯自如，从而具有本质和整体的意义。
二、由于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和分期缺乏明确的描述和界定，导致了认知的时空错位和对其发展过程表述的矛盾
如前所述，“乾嘉考据学兴起于清初，全盛于乾嘉，式微于晚清”（注：李映发：《“乾嘉学派”的兴衰》，《历史知识》1981年第1期。其它如漆永祥说：“乾嘉考据学兴起于明末清初，全盛于乾嘉时期，式微于晚清。”见《乾嘉考据学研究》，第5页。）之类的概括，长期以来成为关于该学派形成和分期最典型也最流行的表述，其模糊性和随意性显而易见（详见下文），而更严重的缺陷还在于掩盖和忽略了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具体内容和时间。乾嘉考据学究竟形成于何时，弄清这一问题毫无疑问是我们回答乾嘉考据学形成原因的基本前提及首要步骤，而对此问题却从来就缺乏一种严密而合乎逻辑的界定。绝大多数涉及此问题的学者均本江藩、皮锡瑞陈说，认为形成于“元和惠氏”即惠栋或“惠栋和吴派学者”（注：江藩《宋学渊源记》说：“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皮锡瑞说：“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旨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少。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谓专门汉学。”见《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1页。之后范文澜又加以沿用，他说“皮锡瑞的这种分法，大致是对的”，并进一步解释道：“国朝（清）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萌芽，汉学与宋学未分家，未立门户。乾隆之后，古文之学大盛，推倒宋学，讲实证，不讲义理，这是纯汉学。道光以后，讲的是西汉今文学，讲微言大义，好引伸附会。”戴逸在《汉学探析》中也引用此说，认为“汉学”亦即乾嘉考据学“形成于惠栋和吴派学者”。见《清史研究集》第2辑，第2、10页。王俊义在《清代的乾嘉学派》中言：“江氏《汉学师承记》说‘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说明以宗汉学为标榜的乾嘉学派在惠栋时才正式形成。”见《文史知识》1983年第3期，第81页。），而惠氏在世62年，“吴派”准确地说形成于何时也模棱两可。有的学者则说迄于乾隆中叶，“考据学终于风靡朝野，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清代汉学，亦即乾嘉学派”（注：陈祖武：《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文史知识》1994年第9期，第12页。）。这又显然是指形成于1773年开四库馆之后“人人贾、马，家家许、郑”的鼎盛时期。也有以为“乾嘉之际，考证学兴”（注：王戎笙编：《台港清史研究文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页。）者。讨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原因而不清楚乾嘉考据学究竟形成于何时，其与葫芦僧判葫芦案何异！再者，论者一方面认为乾嘉考据学形成于乾隆、嘉庆时期，一方面又指乾嘉两朝为其“全盛期”或“鼎盛期”，（注：甚至也有认为全盛期在乾嘉以后者，如梁启超曾说：“乾嘉以后，号称清学全盛时代，条理和方法虽比初期致密许多，思想界也已成为化石了。”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76页。）形成期与鼎盛期合而为一，于理不通，于情更谬。譬之如婴儿，岂有一出世即为壮汉之理哉！
推原根由，即皮氏之说也多袭自江藩《汉学师承记》。而江氏之论显然存在坚持“汉学”中心论和唯经学标准的“颛固”（注：章太炎：《说林》，见《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页。）。经学固然是乾嘉考据学之大宗，或曰清代“学术之中心”，但是否可以囊括替代整个乾嘉考据学，显然还值得商榷。唯经学标准使四部之中子集两部不得为学，已去其枝叶。又使经史之中史部不得齿列，再去其干。经学之中又独尊“专门汉学”，其根也去大半。其实，乾嘉学者创获最丰者厥在史学，（注：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云：“然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考史之学，不独赵翼《二十二史答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类，为有益于史学也。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集一代之学说，或明一师之家法，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如此耳。”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7页。）今连史学也被扫地出门，乾嘉考据学已是唇亡齿寒了，无论其它。戴震为清代考据之集大成者，戴派则为清学之主流，对此举世公认。而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必欲置惠派于中心地位，竟于戴氏也有所不容。陈启源说“西方美人”，一言不善即削其名氏。因“同门相党”，“以褊心訾异已”，故“世多病其颛固”。（注：章太炎：《说林》，见《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323页。）江翁当年尚捉襟见肘，面对攻驳如潮，既惶且恐，今人拾其牙慧而无旦夕不安，不亦怪哉！
乾嘉考据学形成于17世纪晚期——而不是半个世纪以后考据学鼎盛的乾嘉时期。（注：乾嘉考据学形成于17世纪晚期有6个标志：1.由“理”到“气”的哲学转变基本完成，“理学之信仰，根本动摇”；2.读书明经渐成学界主潮，经学上升为“学术之中心”；3.乾嘉考据学的学术宗旨和治学方法已经成为清学的主流宗旨和方法；4.考据之学已具规模，崇尚同一旨趣的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5.由“经世之学”到经籍之学的转变大体完成；6.“纯汉学”占有相当可观的比例。）更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下半期的“纯汉学”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足以震竦学林。“江氏作《汉学师承记》，阮氏集《经解》，于诸家著述，凡不关小学，不纯用汉儒古训者，概不著录。”（注：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钱钟书主编：《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0页。）但江氏依然嫌其传记不能展示清代汉学的纯正，又“取其专论经述而一本汉学之书”，作附记一卷，题作《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入选标准之苛严，竟然连王昶、钱大昕、汪中等巨儒都不得入其庙堂。《皇清经解》共收录学者75位，著作180种，共1400卷（阮元一家编著即有272卷）。而在1700年之前大于30岁的学者就有12人，所入选的12人的著作30种（绝大部分成书于1700年前后或之前），计234卷，均占了总数的1/6。而在《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中所占比例更高。该目收学者33人，著作95种，计810卷，而在1700年前大于30岁的学者竟有9人，占27%；所收此9人著作28种，207卷，分别占29%和25%。以占“纯汉学”1/4强的比例——无论非纯之汉学，而不得谓汉学在17世纪业已形成，断非求实之论。
一般来说，考察一事物的成因应在它形成之前和形成之中去寻找，而不是在它已经形成之后去做文章。既然时空具有不可逆性，那么“文字狱说”或“康乾盛世说”就不能成为乾嘉考据学成因的唯一或主要解释。
三、过于突出儒学发展的内部矛盾运动或“内在理路”，忽略了因“夷夏鼎革”而空前高涨的民族意识对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关键和枢纽作用
认为考证学的兴起涉及儒学内部的矛盾性，这一点至少可以追溯到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其后梁启超、萧一山、胡适、雷文生等中外学者也曾着意阐发。由于这种主张强调宋学与清学之间的非连续性，另有一批学者则对两者之间的传承和连续性颇多致意。第一位应该是章学诚，（注：参见章学诚：《浙东学术》与《朱陆》两篇，见《文史通义》，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51～58页。）近世学者则有钱穆、冯友兰、西人秋百瑞(Wm.Theodore de Bay)等，而最直接对此挑战者则是余英时，（注：参见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1期。）另有大陆陈祖武也是顺此思路。各位学者的识断高下自然一言难尽，但毫无疑问，从学术流变的内部规律来剖析考据学的成因是颇有创意也颇具魅力的。然而，片面坚持“儒学自身发展的矛盾运动”或“内在理路”，而对其它因素漠然视之就一定能“把握问题的本质”（注：陈祖武：《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清史论丛》第6辑。）吗？
虽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但它并不否认外因在很多时候对事物的质变和发展能起关键作用。“理学之反动”起于南宋，何以到500年后的清初才完成由理学到朴学的转变并使考据学在稍后一统天下、风行朝野呢？另外，尽管作为意识形态的学术思想具有其本身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却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归根到底要取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侯外庐等人虽然留意于社会存在对明末清初学风转变的规定作用，但却是带有明显目的性的假设，亦即侧重于所谓江南“资本主义萌芽”与“启蒙主义思潮”的关系，而忽视了“救亡与启蒙”、政治与学术互动的客观事实。在当时，所谓“启蒙主义”的核心内容只能是民族主义，而不可能是其它别的内容。
很遗憾，除了“有心人士”的几部《遗民录》和“国粹派”之外，学界对于明清之际的乾坤巨变对华夏文明所造成的冲击以及对汉族士人所产生的心灵震撼，缺乏最起码的关注和描述。要么简单地将这种异常激烈的民族情绪看成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夷夏观”，要么简单地以为这只不过是国内民族关系的一次变动，从而将以阶级压迫为本质内容的民族压迫淡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诚然，满洲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成员之一，但随着它的入主中原，对汉民族的民族屠杀、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文化摧残也变本加利，因而汉族各阶层人民的反满斗争就不能不带有反抗民族屠杀、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保卫先进民族文化的正义性质。虽然此时的满汉矛盾与后来的日冠侵华性质绝异，但它对由宋元鼎革的故训和宋明理学的种族气节所濡染哺育起来的明末清初的汉族士人刺激之烈、震撼之深，以及由此导致的规模巨大、范围宽广的民族主义的空前膨胀却是史不多见的。这种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卫意识对学术思想影响甚巨，不但深刻而且广泛，它无论对明末清初学风的由“虚”而“实”还是对它后来的由“实”而“虚”，（注：明末清初的学风在由理学之“虚”转向汉学之“实”之后，由于匡复无望，朴学随即走向脱离现实政治的途径而导入“偏枯”，由“实”转为“虚”。二次转变大致完成于遗民学人，而不是“乾嘉以后”。由此可见，清初学风的“虚”“实”变动是围绕着民族主义的轴心而波动演进的。）无论是对乾嘉考据学的治学宗旨和路径还是对它的治学内容及发展状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从儒学内部的矛盾运动来揭示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只有与清初以民族斗争和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才能顺理成章，从而说明考据学是如何汇“思”成“潮”，横扫无前，成为一代“绝业”的。
四、从否断式论断到“堆马铃薯”式的结论
蒋秋华先生在回顾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时曾指出：“早期的学者几乎都企图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寻找一个最根本、最直接的理由，以致为了突出自己的说法，经常驳斥别人的观点。这种一元式的思考模式，虽然具有简单明了、提纲挈领的作用，然而毕竟是不周全、片面的。”（注：童小玲：《“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史研究通讯》，第4卷，第1期，第24页。）其实何止是早期，这种“历史事实的序列”与“语言的序列”缺乏对应的否断式思维模式直到80年代依然比较明显。80年代初，王俊义先生首先对不少论著将文字狱说成是乾嘉考据学产生的主要和唯一原因提出强烈质疑，指出“康乾盛世是乾嘉学派产生兴盛的根本原因和条件”。（注：周维衍：《乾嘉学派的产生与文字狱并无因果关系》，《学术月刊》1983年第3期。）周维衍也同时指出“乾嘉学派的产生与文字狱并无因果关系”（注：王俊义：《清代的乾嘉学派》，《文史知识》1983年第3期。）。随即李洵先生对“康乾盛世说”进行否定，而认为“考据学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乾嘉学者是为了社会改革才去考据的”，是为“时代改革说”。（注：《关于乾嘉学派的学术通信》，《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3期。）对“康乾盛世说”进行较全面彻底诘难的是陈祖武先生，他说“把清代考据学的风靡朝野归结为康乾盛世，实际上并没有对乾嘉学派的成因作出解释”，应该“从中国儒学自身发展的矛盾运动中去把握问题的本质”。（注：陈祖武：《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清史论丛》第6辑。）
尽管近年来这种否断式思维模式已大有改观，“学者大都倾向于多元性的考虑，亦即广纳各种不同的说法，试着去调和其间的冲突和矛盾，以较全面的眼光，去审视问题”，但却仍然存在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各自具有不能全面照顾的缺憾”（注：童小玲：《“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史研究通讯》，第4卷，第1期，第22～23页。）。很显然，各种因素简单相加的作法不大可能使我们找到事物的根本联系，有时甚至适得其反。系统论要求我们把研究对象的各要素看成一个由共时性和历时性连接起来的集合，既要考察各因素的共时性序列和比例，又要考察其历时性流变规律和线索。
凡此四弊，不过荦荦大端，其余问题非区区此文所能详尽。这些缺憾是伴随着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日益科学化和专业化而逐渐显现出来的，有的属于方法论问题，有的则属于识断问题，也有不少是相沿成习、人云亦云所造成的。要最终解决问题，除注意上述几点外，同时还必须用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辨、系统的方法来研究。唯其如此，乾嘉考据学的成因问题才可能最终得到雄辩而完善的答案。
回眸20世纪主要是后半世纪的研究状况，由于概念的混乱造成了论题的歧义和转移；由于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及分期缺乏明晰的描述和界定，导致了认知的时空错位，即往往不是在乾嘉考据学形成之前和形成之中，而是在它形成之后的盛极阶段去找形成的原因，这也同时导致兴起与兴盛、形成与鼎盛两个自然段落相互重叠、合二为一的表述矛盾。大体而言，无论是“文字狱高压说”还是“康乾盛世说”，都只是从外缘来说明乾嘉考据学的成因问题，而且由于在乾嘉考据学形成时“文网极宽”，“康乾盛世”也只是对该学派形成之后的发展状态有明显影响，因而文字狱的高压和“康乾盛世”对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影响比我们估计的要微弱得多。从儒学内部的矛盾性来解释其成因固然抓住了内缘，但由于没有将它根置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土壤之中，因而也无法说明早在南宋就已肇端的“理学之反动”何以只到清初才完成向朴学的质变。正是明末清初的“夷夏”鼎革，造成了神州大地尤其是江浙“人文渊薮之地”的民族主义和种族意识空前而持续的高潮，最终成为学风转变和新的学术流派——考据学——形成的枢纽和关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