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考据学肇端于明末，形成于清初，鼎盛于乾嘉，式微于晚清。（注：此种说法与传统的表述——“乾嘉考据学兴起（发韧、萌芽、肇端、导源）于清初，鼎盛（全盛）于乾嘉，衰落（式微）于晚清或道光以后”——存在显著差异。它要求将以经史考证为本质特征和内容的乾嘉考据学作整体而系统的考察，抛弃“汉学”中心论和唯经学标准，对该学派形成于何时予以准确说明，在此基础上合乎逻辑地说明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及有关问题。）作为考据之学，它与历代不同之处在于：“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为先导与枢纽，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斥在学术以外”（注：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简言之，在治学内容上以经史为中心，而旁及小学、音韵、舆地、天算、典制、校勘、辑佚、金石、辨伪等。在治学方法上，胡适认为有四个特点：即历史的眼光，工具的发明，归纳的研究，证据的注重。（注：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01页。）其实就是讲“实事求是”，重立言有据：一是证据(evid-ence)，一是依据(authority)。（注：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60页。）考据之为一代学术的代称，为清代所独有。它以其特有的风姿矗立在学术史上，瑰伟而神奇，从而成为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之后的又一学术奇观。又由于经学历经了十余个世纪的开辟、流传、昌明、极盛、中衰、分立、统一、变古、积衰过程，（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至清代而回光返照，放一异彩，以超迈秦汉、傲视往哲的“绝学”之姿，使迄今为止的任何传统文化和学术都难以逃脱其光芒的强烈辐射和形塑。
几乎是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式微，对它的总结性探究即及身而至。（注：方东树：《汉学商兑》即为第一部系统之作。）根据90年代初台湾林庆彰先生的估计，仅民初以来有关清代考据学的论文就在2000篇以上，其中有相当部分或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其成因问题。论者多同意考证学的兴起涉及多方面因素，但因着重点和视角不同，结论又言人人殊。黄克武先生在《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1期，1991年，第140～154页。）一文中将其分为六类，虽不尽条贯合理，但内容却较周全，故本文先以此为线索对有关观点作一简要回顾和述评：
1.“考证学源于明末前后七子的复古以及杨慎、陈第、方以智等人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持相关看法者盖有朱希租、萧一山、钱穆、容肇祖、林庆彰等人。（注：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下同），第941～942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版，第135～136页；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台湾开明书店1962年版，第279页；林庆彰：《实证精神的探讨——明清考据学的发展》，载《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浩瀚的学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298页。）此论考察清代考据学不以清朝为断限，而追溯其构成一个完整周期和过程的合乎逻辑的源头，确为远见。然而，若仅以“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来解释考据学的形成，又显似单薄。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导源于对古典经籍的致疑和辨正，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代学术代称的考据学则为清代所仅见。个人的“雅好”如何演变为主流学术，自有根本的内在矛盾性和外部规定性，无论是乾嘉考据学的形成还是发展，都与此前提不可须臾而离。当然，朱、萧、钱等人注重此点，但并不完全排斥其它因素。
2.“考证学受到耶稣会士所传西学的影响”。梁启超、谢国桢等多人曾论及此点，其论尚持中平允。（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第26页；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外人彼德生(Willard Peterson)、艾尔曼(Benjamin A.Elman)也具有代表性。（注：Willard J.Petersen,Fang-chih: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In W.T.de Bary ed.,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pp.369～411.Bitter Gowrd:Fong I-chih and the Impetus for Intellectual cha-nge,New Haven Yale Univesity Press,1979．艾尔曼(Benjamin A.El-man)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From Philoophy to Plilology)，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明末清初西学的引进固然促进了中国原有的天文历算学的复兴，但不宜持之太过，如艾尔曼说：“汉学家对西方实证科学的兴趣是他们追求客观性知识的关键因素”（注：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第28页。），显然是袭韦伯之余绪，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其它如Joseph R.Levenson也有类似观点，（注：Joseph R.Levenseon,Confucian China and lts Modern Fate,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58,pp.3～14.）因而引起激烈批评。（注：Paul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pp.61～69.）
3.“由于清廷的高压统治与笼络，士人参加政府的学术计划或自行从事与政治无关的考证工作；并有学者由此评估考证学者精神上的沦落。”虽然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唐君毅、侯外庐等人有此说，（注：章太炎：《清儒》，见傅杰编：《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唐君毅：《人文精神的重建》，香港：新亚研究所1955年版，第113～114页；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0～411页。）但不唯此说。此论被概括为“文字狱高压说”，长期以来成为最流行的诠释，尽管它在后来也受到各方面的严重挑战。此说的最大负面倾向在于，将考据学的兴盛简单地看成是学者们对清朝文化高压政策被动而消极的适应，即主要地归结为一个“逼”字，从而否定或低估了汉族学者积极而主动地“反”的一面，因而说考证学者精神上完全“沦落”并不合适。此说往往推源章太炎，其实有很大误解，因为章氏对该学派成因的完整解释实际上是“文字狱—反满说”，是“两点论”而非“一点论”，而反满又居核心地位。（注：参见章太炎《学隐》、《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汉学论》、《说林》、《清儒》、《论读经有利而无弊》等文。）
4.“考证学与社会经济变化有关，社会中的许多成员如官员、商人的奖掖、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以及人口的成长都直接间接促成此运动的发展。”倪文孙(David Nivison)、梁启超、侯外庐、王俊义等学者有所阐述，（注：David Nivison,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iieh-ch''eng,1738～1801,Star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1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9～10页。《清代学术概论》，第59页；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29页；王俊义：《清代的乾嘉学派》，《文史知识》1983年第3期。）然轻重程度则殊，有的甚至将其视为主要或决定性因素。（注：如王俊义说：“康乾盛世是乾嘉学派产生兴盛的根本原因和条件”。见《清代的乾嘉学派》，《文史知识》1983年第3期。宋衍申也说：“乾嘉学派所以蓬勃发展，成为有清一代之‘显学’，主要原因应从当时的经济发展、政治形势安定和当权者对‘文治’提倡这诸多根本的社会原因中去寻找。”见《考据与历史研究》，《人民日报》1983年3月23日。）“康乾盛世”诚然对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有莫大外在式关联，但与其产生或兴起关系不大，因为考据学形成于17世纪晚期，与“康乾盛世”并非处于同一时区。
5.“考证学源于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学内部的发展，例如认为考证的兴起涉及于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之反动，（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10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册，第940页；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第1141～1183页；Joseph R.Levensen,Confucian China and lts Modern Fate,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58,pp.3～14．以上几位学者多强调宋学与考据学的对立性，或曰不连续性。）或认为受程朱陆王的辩论、（注：Fung Yu-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Tr.by Derk Bodde,vol.Ⅱ,pp.630～63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龙门书店1976年版，第45～81页；《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中国学人》1970年第2期，第19～41页；陆宝千：《论清代经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5年第3期，第82～103页。以上学者强调宋学与清代考据学连续性的一面。）气的一元论的提出（注：参见［日］山井甬：《明清时代气的哲学》，《哲学杂志》，46:711(1951)，第82～103页。同时可参见［日］小野泽精一等编著，李庆译：《气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或经世思想的出现等因素影响。”此论尤其是后者诸说一度受到广泛重视，但又存在夸大作为社会意识的学术思想的独立性而忽视社会存在的最终规定作用的倾向。
6.“认为考证学的出现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交互影响，并强调上述第四项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视性。”（注：参见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第三、四、五章；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第一、二章；章太炎：《说林》，见《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页。）黄克武先生以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一书为集大成之作，似誉之稍过。梁启超早在20年代写就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尝试从内外诸因素综合考察乾嘉考据学的一部巨著，其功当不在艾氏之下。另外，大陆青年学者漆永祥所著《乾嘉考据学研究》一书也在这方面用功颇多。当然也勿庸讳言，在我们还没有厘清清代考据学集合内的诸要素并理顺它们之间的各种真实联系之前，我们的结论就难免“堆马铃薯”之讥。
上述六类解释罗列虽较周全，但不免汗漫散处，且交叉重复多。1993年底蒋秋华先生又将学术界关于“乾嘉学术”之成因的研究总结为两大方面、三个要素。（注：童小铃：《“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史研究通讯》第4卷，第1期，第22～23页。）两大方面是指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即在于考据学的思想性因素或儒学内部的发展，大致相当于以上第1、5两类；外在因素又分为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满清对汉族士人所采取的压制和笼络并施的手段，核心内容则为文字狱，与第3类同，后者强调“康乾盛世”，与第4类同。虽较简略，却能提纲挈领，便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研究动态。
总地来看，20世纪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草创渐趋精卓、由粗疏渐趋细密、由多门户之见渐趋平实之论的过程。早期的学者虽有“近水楼台”之便，也有以“庐山”自蔽之嫌，且他们的研究乾嘉考据析理未严，多为研究断代学术史之副产品。即如章太炎、梁启超诸大师，虽负绝人之姿，发举世未发之论，精神已具，而草创未精。其后学者创获甚丰，但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的纵深推进，已有的讹误和偏颇也由隐而显。
客观地说，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与港台和国际汉学界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格局相比，建国后大陆学者对乾嘉考据学的学术性研究则黯然失色，直到80年代才有所改观，并取得丰硕成果。这种改观和成绩既得益于对以往研究结论的质疑和反思，也得益于对港台和国际汉学界学术成果的汲取和借鉴。具体到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大陆学者尤其是王俊义和陈祖武两先生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争鸣，并作了阶段性总结，它标志着到90年代海峡两岸学者在认识上的趋同。（注：海峡两岸关于乾嘉考据学形成原因的总结性文章大致有：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蒋秋华：《乾嘉学术兴起原因之探讨》，见童小玲：《“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史研究通讯》；陈祖武：《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6辑；王俊义：《乾嘉汉学论纲》、《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派别划分的商榷》和《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分别载《中国哲学》第18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3期和《人民日报》1982年10月25日；赵永春：《近十年来乾嘉学派讨论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8期；许道勋：《四十年来乾嘉学派研究述评》，见《历史文献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虽然上述学者在总结中叙述方式和分类不尽相同，但都与王俊义、陈祖武、蒋秋华先生概括的三个要素、两大方面达成共识。）
数十年以来，对乾嘉考据学成因的研究虽然取得显著进展，然而在研究方法和识断审度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果不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反思，研究的深入以及完善结论的获得依然将只是一种企盼。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概念的混乱造成论题的歧义和转移
关于乾嘉考据学的名称和界定，自清代始就一直是令学者们煞费苦心的事，也颇多争议。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称考核学，《四库提要》多称考证学，孙星衍、江藩则称考据学，另有朴学、实学、汉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通称，今人则多称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尽管释名各有千秋，但均侧重于某一特征，如称之为“朴学”，侧重于它质朴求实、不尚浮华之特征；称之为“实学”，侧重于其重实际、重实证的主张和旨趣；称其为“汉学”则与宋学相对，侧重于其崇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学术特质；称“考证学”或“考据学”则强调其治学方法和价值取向的本质特征。总之，无论何种称谓，只要赋予它严格的内涵和外延并约定俗成地被接受，都无可非议。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却出现广义与狭义两种概念的严重混用和混同。简单地说，广义的乾嘉考据学指整个清代268年的考据学，而狭义的乾嘉考据学则仅指乾隆、嘉庆两朝85年的考据学。
这种概念的混用和混同首先表现在不同的论者之间。如在大陆，范文澜、戴逸、王俊义、漆永祥等新老学者用广义，而其它学者如陈祖武、来新夏、邓瑞、李映发、朱瑞强等学者却用狭义。范文澜说：“自明清之际起，考据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成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注：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44页。）戴逸在《汉学探析》中对“汉学”之名称进行辨析：“有清一代，经学研究的风气极盛，产生了所谓‘汉学’。……称它为‘汉学’是就其学术宗旨而说的。……但也有称它为‘朴学’或‘考据学’的，这是就其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而说的；也有称它为‘乾嘉学派’的，这是就其时代而说的，这一思潮和学派在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也就是乾隆、嘉庆统治时期达到全盛阶段。”（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2集（1982年），第1～2页。）王俊义在《乾嘉汉学论纲》中也说：“乾嘉汉学虽以乾嘉表明其时代特征，但并非其起迄时间仅界定在乾隆、嘉庆这两朝，即从乾隆元年（1736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这八十五年，实际上乾嘉汉学从其产生形成，经发展鼎盛，再到走向衰落，则与有清一代相始终。”（注：《中国哲学》第18辑，第349页。）漆永祥也沿此说：“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关于考据学之称名与界定，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争论。……而称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则是因其极盛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故以时代为学术之代名。”（注：《乾嘉考据学研究》前言，第1页。）持狭义的陈祖武先生则认为：“清代乾嘉之世，形成了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以及宋明理学后先媲美的清代汉学。治学术史者遂将以考据为学的清代汉学称为乾嘉学派。”（注：陈祖武：《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清史论丛》第6辑，第238页。）又说：“清初反理学思潮的经世致用宗旨，是决定这一思潮的性质及其历史价值的基本方面，也是使它有别于之前的宋明理学，又不同于其后的乾嘉考据学的根本原因所在。……以致到乾隆初叶，经世致用的宗旨丧失殆尽，反理学思潮遂脱变为一个自考据始迄考据终的复古学派，即乾嘉学派。”（注：陈祖武：《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清史论丛》第6辑，第248～249页。）邓瑞在《试论乾嘉考据》一文中倾向于用狭义。（注：《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4期。）来新夏在《清代考据学述论》中也主狭义：“由于他们（考据学者）处在乾嘉时期，又称为‘乾嘉学派’。正是在这一阶段才把汉学、考据学和乾嘉学派赋予了同一内涵意义。”（注：《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李映发在《“乾嘉学派”的兴衰》中也有言：“清代中叶，有一个著作较多、影响颇大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乾嘉学派’。”（注：《历史知识》1981年第1期。）朱端强在《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简论》中亦作如是观。（注：《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他们以名称相同而内涵和外延迥异的概念来讨论、研究字面相同而其实不同的一个问题——乾嘉考据学的成因，主广义的王俊义先生与主狭义的陈祖武先生之间发生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乾嘉学派成因的争论和“商榷”即为典型一例。（注：参见陈祖武《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一文及王俊义《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派别划分的商榷》、《乾嘉汉学论纲》等文。）在台湾情形也大致如此，如蒋秋华等先生多用狭义，而黄克武等先生多习惯于用广义来讨论此问题。（注：黄克武先生在《清代考证学的渊源》中，其研究对象显然是广义的。而蒋秋华先生则明确表示：“所谓乾嘉学术，比较精准正确的解释，应指清乾隆、嘉庆时期所有的学术活动而言”，又“由于乾嘉时期的学术研究，以考据学最为兴盛，因而有人直接以考据学作为乾嘉学术的代称”。见《“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纪要》。）总体而言，台湾学者多倾向于用狭义，大陆学者多倾向于用广义，如前所述，所得的结论居然惊人地相似，以逻辑学的反证法论之，其病必不在发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