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好古”应当学习古人的精神，但却不能处处模仿古人；认识古代历史是要从历史上汲取经验教训，而不是为炫耀自己“博古”。章学诚极为反感盲目崇拜古代的做法，主张立足现实，古为今用。他认为三代实行井田制度，所以乡闾相望，聚族同居；后世社会制度发生变化，不能再模仿古人同居。他说：“时势殊异，封建、井田必不可行。人事不齐，同居亦有不可终合之势。与其慕虚名而处实患，则莫如师其意而不袭其迹矣。……夫师古而得其意，固胜乎泥古而被其毒也。”[2](《同居》)这种主张是着眼于历史发展，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古代，不知变通。章学诚认为，那些只知“好古”而昧于“知时”的人，实际上是忘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凡学古而得其貌同心异，皆但知有古，而忘己所处境者也。”[2](《与邵二云论文》)章学诚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对古今关系具有朴素的辩证认识，表现出既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朴素辩证思想。在今天看来，后代社会是承袭前代社会而来，必然有一个学习和继承前人文明的过程。然而这种继承不可以直接拿来利用，而应该学习和继承前人创造文明的方法与智慧，创造出适应当代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二)章学诚认为后代社会是继承前代社会而来，了解古代社会目的是要重视当代社会。他的“礼，时为大”的主张，是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又一辩证认识。
章学诚认识到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史家可以“好古”，但不可“泥古”，应该着重关注当代的典章制度。人们认识历史，就是要认识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从而找到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他认为“天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2](《博约下》)。既然古今历史发展不同，那么，古今社会必然存在很大差异。章学诚强调“古今时异，周、孔复生，亦必不尽强今以服古也”[2](《述学驳文》)。后世必然胜过前代，世人盲目崇拜前人和是古非今的做法，显然不合时宜。章学诚主张根据客观形势制定政策，反对把古人的制度和措施搬用到后世社会，哪怕是古代完美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由于时代不同，也不能简单地照搬。他对此解释说：“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2](《史释》)现实的政治制度毕竟不同于古代政治制度，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者考求古代典章制度，必须立足现实的需要：“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2](《经解中》)这说明研究古代历史，目的在于更深刻地理解当代典制。章学诚认为，学古的终极归宿是要更好地了解和遵循当代典制，而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他指出：“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①ｓｈｕì@②ｃｈī@③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①ｓｈｕì@②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2](《史释》)遵时王之制，主要目的就是为现实社会服务。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注重当代典章制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学者治学应当“师古而不戾于今，协时而不徇于俗”[2](《墓铭辨例》)。如果不通当代典制，就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章学诚特别突出方志、家谱和墓志遵循当代典制名称的重要性：“夫官名地名，必遵当代制度，不可滥用古号，以混今称。”[2](《书郎通议墓志后》)他指出，某些修志者沿用旧志名称，不通清代官制，强调“生今之时，宜达今之体制”[2](《地志统部》)。地方志乃是一方之史，倘若不用当代典制名称，后人就无法考察其时代，方志也就失去存在价值。章学诚批评某些史家不通古今，不揆时势，混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特别强调史家必须重视和通晓当代各项社会制度，然后才能考察清楚历史的发展脉络。这足以证明，章学诚关于“礼，时为大”的认识，贯穿着厚今但不薄古的辩证思想，表现为一种进步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三、关于史籍演变“奇”“腐”互化的辩证历史发展观
章学诚考察了中国古代史籍文化的演进，揭示出各种体裁史书的内部体例结构和外部体裁形式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扬弃和互补的关系，形成了史籍发展“神奇”和“臭腐”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观念。
(一)章学诚考察中国古代史籍的演变，并非静态地评价各种史书体裁义例的优劣，而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辩证地揭示出它们的衍化轨迹，历史地看待其学术价值。他在评骘史籍的实践中认识到：“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义者，可以不执一成之说矣。”所谓“神奇”和“臭腐”，就是“有所得者即神奇，无所得者即臭腐”[2](《说林》)，亦即史籍能否通过继承和扬弃而发展。这是章学诚关于史籍发展辩证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和唐代史家刘知几评论史籍的不同特点和旨趣。
中国古代编纂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册府元龟》等类书，仅仅是分类辑入各种书籍，对史籍发展一般来说没有促进作用。这些类书在世人看来自然属于“臭腐”之列，然而其中却保存了大量后世失传的文献，今人可以借此征求逸书，窥见前人的学术风貌，作为当代发展学术的基础和借鉴。章学诚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2](《说林》)中国古代辑逸学很发达，成就相当大，其“神奇”价值就在于此。
北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表彰世族，然而该表只列宰相，有的宰相出身微贱，无门阀可表；有些世家大族虽然门第显赫，却又没出宰相。特别是邓州韩氏，既无宰相，又不是世族，只因欧阳修心仪韩愈，便把他载入《世系表》，实为自乱其例。从史籍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体例驳杂、内容芜滥的史表远远够不上“神奇”之作；但是，后人考证唐代历史，或者借助《世系表》印证传世的金石碑版，不仅不嫌其载人驳杂冗滥，反而惟恐收人物不多。又如北宋陈彭年等人依据《切韵》纂修《广韵》，只有《姓氏》门中名物制度注释精详，其余门类非常简略。这种修书义例当然很不可取，以致其书缺乏“神奇”效果。但因其注释中所引之书大多失传，后世考证前代姓氏，反而从中获益匪浅。所以章学诚说：“古人著述，有于义例未善，而流传后世转得其用者。”[2](《丙辰札记》)以上两书堪称“臭腐”，后世却发挥了“神奇”效用，颇多裨益。
《史记》、《汉书》等纪传体裁史籍中包举记言、记事，叙事中夹杂着大量的诏议、奏疏，“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3](《载言》)，给读者阅读造成很大麻烦。唐代刘知几主张把纪、传中的诏令、奏议抽出，按类区分，单独创立一种体例，称之为《制册章表书》。这种设想虽好，但因不便割裂史籍中记言和记事的有机结合，后代正史并未采纳。宋代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和宇文懋昭的《大金国志》，则采用了这种撰史义例。前者把后晋石敬瑭降契丹表，后者把金朝封楚王张邦昌、齐王刘豫的册文以及南北往来盟书，别自编录成篇，不入正文叙事之中。章学诚认为，这两书史料价值并不高，制册章表单独成篇，也不过是作者随手编录，未必具有自觉的史学意识，并不能视同创造。但是，他们的做法恰好实践了刘知几的主张，弥补了正史体例之不足。章学诚指出：“诸家杂纂，不局于纪传成规，而因事立例，时有得于法外之意，可以补马、班义例之不及者。”[2](《乙卯札记》)这些本属“臭腐”之书，没有固定体例束缚，根据实际情况发凡起例，反而收到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
(二)章学诚从史籍发展历史的角度总结了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种主要史书体裁继承与创新的相互关系，揭示出中国古代史籍发展变更变的内在法则，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历史观。他说：“《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夭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盖自刘知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2](《书教下》)尽管章学诚不恰当地拔高了《尚书》的地位，贬低了袁枢的成就[4]；而且只把史书体裁之间的发展与创新表述为形式上的回归和循环运动，限制了其理论的价值，但他提出的“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的见解，初步揭示出中国古代史籍文化发展史上的某些法则。诚如瞿林东所说：这个法则“触及到了中国史书体裁发展变化过程中某些规律，即所谓合之则分，分之复合，而在分合过程中走着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路线。”[5](P106-107)章学诚的认识，给我们进一步总结中国古代史籍发展规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今天看来，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每一次创新，都能使历史记载更好地反映出社会历史面貌，解决史学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史籍文化的发展。史籍文化的演变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更高层次上的回归，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规律。
四、结束语
从以上三方面论述可以看出，18世纪中国史家章学诚对历史发展进程、历代学术盛衰和史籍文化演变之法则做了比较深刻的总结，形成了朴素辩证历史观，其历史理论成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章学诚历史理论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章学诚的历史认识中包含着明确的“今昔互视”意识，承认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发展过程，任何人都无法割断这一历史的联系。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学者评价前人的功过是非，必须要考虑到自己认识的局限性，不能一味攻苛前人，这样就会导致思想偏激，同样给后人留下批评自己的口实。学者在治学过程中只有力戒褊急偏颇，不去互争门户，才能促进学术思想正常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进步。这表明，章学诚的史观中闪烁着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的光辉。第二，章学诚考察中国历代学术文化的演变，形成了事物两方面相互转化的思想。他看到历代学术思潮总是在空疏与征实之间循环，呈现出盛衰递变的法则。汉代经学注重章句而忽视思辨，产生了注疏冗滥之弊；宋代理学起而救弊，强调阐明“义理”，又产生了空疏虚玄之弊；清代朴学再起而救弊，力倡“实事求是”，又导致了烦琐考据之弊。同样，历代史籍发展也是由适应时代需要变为落后时代需要，经过变通以后创造出适应新形势的史籍，后来又逐渐落后而必须变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这种认识尽管不免带有循环论的痕迹，但却表现出鲜明的朴素辩证思想。章学诚在揭示社会发展进程和学术历史发展法则的基础上形成丰富的历史理论，同时在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自身发展基础上形成完备的史学理论，二者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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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3]刘知几.史通[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4]罗炳良，马强.关于《通鉴纪事本末》研究中的两个问题[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2).
[5]瞿林东.中国史学散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般下革
@②原字左巾右兑
@③原字左纟右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