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白寿彝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前，我国的史学界不可能对历史本身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也缺乏明显的、系统的唯心史观的理论体系。但在唯心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各种历史观点，是存在的。在观察历史问题时的唯物主义因素，也是存在的。”[1](P603)白寿彝的思想，对我们发掘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理论遗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章学诚不仅继承、发展和总结了18世纪以前中国史学理论的成就，而且揭示出历代学术变迁、社会演变和史籍历史发展的法则，形成了鲜明的朴素辩证历史观。过去研究乾嘉史学，探讨章学诚史学理论的文章相当丰富，然而他在历史理论方面的成就，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有待于继续深入探讨。

 

一、关于学术思潮循环盛衰的辩证历史发展观

 

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几个主要阶段，形成不同的学术思潮。章学诚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道家和佛教，自然不重视释老之学。他以六朝隋唐的辞章文学代替玄学和佛学，全面考察历代学术的发展及其利弊得失，形成了关于学术思潮循环盛衰的朴素辩证观念。

(一)章学诚认为，历代学术思潮的演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学术思潮的质文递变中，可以看出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演变法则，“历观古今学术，循环盛衰，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势也。学者祈向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以所得远过前人，圣人复生，不可易矣。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讫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终身遁于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岂有当哉!”[2](《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这说明，不同时期学术风气的变化，影响着学术思潮的循环。所谓“循环盛衰，互为其端”，揭示出后代学术既是继承和发展前代学术精华而来，也是矫正和弥补前代学术失误而起，在发展演变中存在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章学诚认为，学术风气对思潮演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学术风气不断改变，导致学术思想的利弊两方面失去制衡，物极必反，互为循环。章学诚考察了中国学术思潮的演变，触及到了这一法则。宋代以后，学者治学逐渐形成一股不顾具体历史事实而空发褒贬议论的不良学风，不恰当地夸大了儒家“义理”的作用。尽管宋儒具有良好愿望，至元明两代，理学渐渐演变为空疏无用的学问，丢弃了汉唐学术注重征实的传统。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逐渐扭转空谈“义理”之弊，开创出质朴求实的学风。但是，朴学纠正宋学空疏的同时，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宋儒之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然风气之盛，则村荒学究，皆可抵掌而升讲席；风气之衰，虽朱程大贤，犹见议于末学矣。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2](《家书五》)在章学诚看来，扭转宋学空疏的一面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矫枉过正。乾嘉学者徇于世风，训诂章句，考订异同，补苴罅漏，有功实学。然而朴学流弊是把“求是”作为治学终极目的，不重“义理”，完全忽视了宋学注重思辨的合理内核，又从正确走向错误。

第二，学术风气左右着学者的见识，使他们以特定时代观念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评论前人学术的得失利弊。章学诚说：“三代以还，官师政教不能合而为一，学业不得不随一时盛衰而为风气。当其盛也，盖世豪杰竭才而不能测其有余；及其衰也，中下之资抵掌而可以议其不足。大约服、郑训诂，韩、欧文辞，周、程义理，出奴入主，不胜纷纷。君子观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窥道之全量，而各趋一节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见，而学士所矜为见者，特其风气之著于循环者也。”[2](《答沈枫墀论学》)这是因为，处在特定风气影响下的人们限于时代的局限，只能看到学术某一方面的利弊，无法洞察全局。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研究的学问最有价值，并以此为准绳评价前人学术的得失。他们的思想认识必然打上这种学风的烙印，逐渐形成具有某种共同价值取向的学术思潮。章学诚说：“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犄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风气所在，毁誉随之。辞章之习既盛，辄诋马、郑为章句；性理之焰方张，则嗤韩、欧为文人。循环无穷，莫知所止，导致学术上的偏颇之见，无法看清前人学术的真实面目。章学诚主张考察清楚历代学术思潮盛衰递变的过程，更好地理清学术思潮的发展脉络，然后才能看到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全貌，正确评价其是非和利弊。

(二)章学诚强调区分学术主流和末流的重要性，对古今学术源流的认识表现出朴素的辩证思想。他指出：“汉儒治经，唐世崇尚诗赋，则服、郑数君不为习蔽，而余子概无闻焉。唐人业诗，宋儒崇尚策论，则李、杜诸家不为习蔽，而余人无所述焉。”[2](《与钱献之书》)后人纠正前人学术之偏颇，只有开创新学风的学者懂得补偏救弊的道理，而附庸风气之人看到开风气者对前人的批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变本加厉攻击古人，以为前人学术一无是处，导致了学术发展失衡的弊端。不同学术思潮之间或同一学术思潮中不同流派之间的学术之争，除开学术宗旨和价值观念存在差别以外，往往还掺杂着意气之争。这种门户之见已经超出学术争论本身，变成不顾事实的蓄意报复，结果促使学术发展更加偏离正确轨道。章学诚认为，学者只有分清学术发展的源流，才能对各种学术思潮作出正确评价。他论述宋明以来的学术发展说：“夫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反约，即是朱子之教。一传而为蔡九峰、黄勉斋，再传而为真西山、魏鹤山，三传而为黄东发、王伯厚。其后如许白云、金仁山、王会之，直至明初宋潜溪、王义乌。其后为八股时文中断。至国初而顾亭林、黄梨洲、阎百诗，皆俎豆相承，甚于汉之经师谱系。”[2](《又与朱少白书》)章学诚认识到学者应该区分学术发展的主流和末流，继承和发扬前人学术思潮主流中积极正确的一面，抛弃前代学术思潮末流中偏颇失误的一面，保证学术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他注意到学术思潮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人们受学术思潮的影响，所作所为反过来又作用于社会，良好的学术思潮能够促进社会历史发展，文化繁荣昌盛；不良的学术思潮会使人们误入歧途，阻碍社会历史发展。他特别强调说：“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于气数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于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开者虽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托，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2](《原学下》)学者的责任是把握学术发展的脉搏，对社会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而不应该徇思潮流俗，加重学术偏颇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术乃至社会的正常发展。他的这种认识，是通过考察学术思潮循环盛衰而形成的朴素辩证历史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辩证历史发展观

 

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宋学流弊是言必三代、空谈性理而无益于社会，朴学流弊是烦琐考证、博学佞古而不关心现实。章学诚从理论上清算了这两种错误思潮，全面考察古今历史发展的进程，形成了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区别和联系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一)章学诚明确主张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反对主观割裂历史和现实的相互联系，强调只有正确认识古今关系，才能看清历史发展脉络。他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强调古今相因之义，不能人为地割断历史的前后联系。章学诚认为后人之所以重视古代历史，正是由于借古鉴今的需要。他明确地认识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2](《知难》)这说明他是把历史看做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认识到人们学习历史，就是要通过研究过往时代的历程，认清未来社会的趋向。章学诚深刻地阐述了正确认识古今关系的重要性：“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2](《史释》)历史与现实是相互联系的，古今典章制度也具有相通之处，后人之所以要重视和研究古代典制，正是要把它们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更好地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惟古是好，不应用到现实社会，即使古代知识再渊博，就如同考证清楚西陵氏嫘祖发明养蚕而不能御寒，神农氏发明稼穑而不能充饥一样，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学者不能正确认识这种辩证关系，就达不到对古今社会的性质或历史发展法则的正确理解。章学诚指出，倘若“好古”而不知所务，就会导致“蔑古”。他抨击貌似尊崇古人实则歪曲前人学术的错误说：“宋人推尊孔、孟，多不近情。……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知，好古敏以求之，诚恐人以生知天纵之言，矫诬失实，不惮言之谆谆。宋人视古，视述，视好，视求，皆蔑如也。”[2](《淮南子洪保辨》)宋代理学家这样做，名为“好古”，实际上把古人学术搞得面目全非，割断了历史的前后赓续。在今天看来，宋儒扬弃汉儒“即器而忘道”的错误方法，强调探究儒学“义理”的重要性，完全正确。宋学末流的错误是“舍器而言道”，在抨击汉儒烦琐考证的同时，也抛弃了前人学术中注重征实的合理内核，讳言对汉代经学的继承和借鉴，标榜直接继承先秦儒家学术而来，不仅人为地隔断了历史发展的联系，而且也割裂了学术之间的承袭，结果走向事物发展的反面。

第二，既要看到古今历史的相互联系，同时又要注意古今时代的差异，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陷入相对论之中。章学诚指出：“好古之士，于残金泐石，攻鞫款识，不遗余力；而齐物家言，则三代法物，不难等于过眼云烟。二者极相拂也，而其实交相为用。盖器用玩好，皆外物也，物传于古而珍之，古犹今也。以其古人所尝寓意焉，即其物可以想见其人。好古之士，所谓珍而重之是也。徒徇古物可珍，而不知其所以珍，齐物之家所以欲人略迹而论心，亦是也。”[2](《冯孟亭先生奉砚图记》)后人在认识历史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古今时代的差异，不能混淆它们的区别。章学诚非常注意考察古今历史的关系，反对用齐物论方法看待历史：“《关睢》说周衰盛，则美刺旨殊；《子衿》言学兴亡，则贞淫义异。贵耳而未尝贱目，以目淆耳则愚；爱古而未尝薄今，以古律今斯舛。”[2](《湖北通志检存稿四·文征丁集哀录近人诗文论》)这就需要摆正古今关系，切忌因“好古”而“贱今”，用古代的政治强求现实社会。章学诚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得出了深刻的理论认识：“事有不师于古而因乎理势之自然，有其举而莫之废者，君子之所共由，而不必执古以概今也。”[2](《家谱杂议》)当代社会的某些制度是根据现实形势发展形成的，不一定要从古代寻找理论根据，必须符合古代的制度。倘若不明白这个道理，混淆古今时代差异，就无法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