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晋涵这种理论性认识，集中表现在对魏收修撰《魏书》的评论中。魏收修史，因触犯当权的汉族和鲜卑贵族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纷纷诬蔑魏收修史不实，意在曲笔。此后罪名逐渐升级，至刘知几《史通》，把《魏书》定谳为“秽史”［⑥ｅ］。后人剿袭其说，谬种流传。乾嘉学人本着实事求是态度，重新予以客观评价。王鸣盛首先提出质疑：“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⑦ｅ］邵晋涵则进一步深入分析，辨证时人对魏收的种种指责大多名不副实，予以澄清。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澹等之书俱亡，而收书终列于正史。然则著作之业，固不系于一时之好恶哉。”［⑧ｅ］在邵晋涵看来，只有尊重史实，秉笔直书，其著述才有价值。尽管一时可能被人误解，但终究会得到公正评价；而那些没有事实依据，全凭主观好恶强加于史事的议论褒贬，不过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这正是他反对随意褒贬，主张直书见意理论的内核。

邵晋涵在修史实践中体现了上述理论认识。毕沅《续资治通鉴》成书后，在书名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他寄书钱大昕征求意见，其中提到“邵与桐校订颇勤，然商定书名，则请姑标《宋元事鉴》，言《说文》史训记事，又《孟子》赵注，亦以天子之事，为天子之史，见古人即事即史之意”。［①ｆ］虽然毕沅没有采纳邵晋涵的意见，但他却作《宋元事鉴考异》一书，坚持自己的观点。当时王昶曾经寄书毕沅，建议修史突出褒贬议论，起到教化劝诫作用。他说：“窃谓史书之作，在收采之宏富，而尤在持论之方严，盖将明古今之治乱。而治乱所以肇始，本乎贤奸忠佞之分。……不然黑白之不甚明，贤奸忠佞之不甚别，今既无以为励，而后无以为戒。”［②ｆ］然而毕沅并没有接受王昶的建议，也没有效法《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后编》借“臣光曰”和“臣乾学曰”褒贬人物、史事的成例，而是“鄙则以为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开后学所未闻，而漫为颂尧非桀，老生常谈，或有意骋奇，转入迂僻。前人谓如释氏说法，语尽而继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韵之以铭，斯为赘也。”［③ｆ］《续资治通鉴》对史事不作评论，固然是因为毕沅的史识毕竟比不上司马光，但也和邵晋涵的编纂思想有极大关系，至少也应当说二人对此具有共识，包含着邵晋涵的理论认识。

 

三、关于书法义例问题

 

史家修史，必须能够反映客观历史事实，这就要求史家必须讲究书法义例，提高编纂质量。中国古代史家都极为重视史书的发凡起例，为史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刘知几继承前人成果，进一步作了理论总结。他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④ｆ］这是中国古代史家对史例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

邵晋涵发扬这一优良传统，自觉地从书法义例方面考察史家史识，并以此为标准评论史书的优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评论史家或史书，必须考察其书法义例高下优劣，若不绳之以史法，就得不出正确结论。

邵晋涵评价李延寿改造南朝四史的得失时，就是从书法义例角度予以批评。他说：“合累朝之史为通史，自成一书，起例发凡，宜归画一。”［⑤ｆ］他用这一理论标准作参照，指出了《南史》的不足。

沈约修撰《宋书》，于晋宋鼎革之际史事的处理颇具史识。邵晋涵评价说：“《徐爰传》述当时修史之议，为桓玄等立传。约则谓桓玄、卢循等身为晋贼，非关后代；吴隐、谢混等义止前朝，不宜滥入；刘毅、何无忌等志在兴复，情非造宋。并为刊除，归之晋籍。其严于断代为史，申明义例如此。至其诸志之追述前代，亦犹班固《汉书》增载《地理》，上叙九州；创设《五行》，演明洪范，用以补《史记》之缺，史家之义应尔也。”［⑥ｆ］他认为人物宜以朝代为断限，典制以通叙为优，肯定了《汉书》、《宋书》的修史义例，表现出卓越的史识。

姚思廉撰《陈书》，为其父姚察立传。邵晋涵认为不合史家法度：“察以陈亡入隋，为秘书丞、北绛郡开国公，与同时江总、袁宪诸人，并由陈入隋，跻显秩，而仍列于《陈书》，揆以史例，未免失于限断矣。”［①ｇ］当然，邵晋涵也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姚思廉的用意是要叙述家学渊源，然而史家叙述家学，大都在史书末尾作序传，《史记》、《汉书》既有成例，历代史家也相沿不废。所以，《陈书》不合义例，难辞断限不明之咎。

（二）评论书法义例，应当辩证灵活地看问题，既要考虑到史书体裁，更要看它如何更好地反映客观历史。

应当指出，邵晋涵论书法义例不同于刘知几。刘知几由于过分强调史法，难免陷入以史徇例的误区，有时脱离客观历史，机械批评。邵晋涵则立足史实批评史法，结论比较客观。

唐初所修《晋书》，存在不少缺点，王应麟主要讥其人物立传不合义例，失于断限等等。邵晋涵则从更深层次上批评其义例不善，如晋武帝信任冯＠③，疏远张华，关乎晋朝治乱得失，二传不载原委，失借鉴之义；马敦立功孤城，不为立传，又不附于与此事相关的周处等人传下，失劝惩之义；郭琦不附赵王伦叛乱，高风亮节，不为记载，失教化之义。这些内容在干宝《晋纪》、臧荣绪、王隐《晋书》中分别有详细记载，唐修《晋书》削而不录，是因为“修《晋书》者多浮华之士，好引杂事以资谈柄，而不明于史家义例”［②ｇ］，所以不能全面反映历史。

元人所修《辽史》，纪志表传具全，体例完备，似乎在这方面无可挑剔。邵晋涵看问题极为深刻，指出元人修史失于考索，史料贫乏，为敷衍体例，凑足篇卷，不顾记事重复，内容单薄，而国号、年号变更诸大事却失载。邵晋涵指出其原因在于“当日史臣闻见既隘，又迫限时日，无暇旁搜，而局于三史并行之义，敷衍成文，取盈卷帙。观诸志序例，惟取其门类相配，而不顾其事迹之有无，其张皇补苴之心亦良苦矣。”［③ｇ］这是典型的注重史书形式而不重视内容的不良修史方法。邵晋涵这样考察史书义例，远远超出汉学家那种一人一事地孤立考证与评论，而是从历史编纂学方法论的高度认识问题，形成了丰富的史学思想和理论。

邵晋涵把关于书法义例的理论应用到史学实践中，在编辑薛居正《旧五代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在四库馆任职期间，着手辑佚此书，力求恢复其本来面目，在编订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宋元文献，本着求实求真精神，发挥自己在历史编纂学理论方面的特长，制订１５条《编定旧五代史凡例》。他严格按照原著梁、唐、晋、汉、周断代为书的体例辑补，虽知其不善，亦不予变更，充分显示出尊重前人学术的严谨态度。邵晋涵在对五代史事严格考订补苴的基础上，撰写成《旧五代史考异》一书。经过他的辛勤劳动，《旧五代史》大体上恢复了原貌。清代学者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誉为“《永乐大典》散篇辑成之书，以此为最。”［④ｇ］如果没有丰富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修养，仅靠历史考证学的功力，是不会取得这么大成就的。

 

注释：

①ａ阮元：《研经室二集》卷７《南江邵氏遗书序》。

②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４３《邵君墓志铭》。

③ａ仓修良：《邵晋涵史学概述》，《史学史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３期；杨绪敏：《邵晋涵与历史文献的整理及研究》，《徐州师院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２期；杜维运：《邵晋涵之史学》，《清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④ａ邵晋涵：《南江文钞》卷３《史记提要》。

①ｂ《南江文钞》卷３《后汉书提要》。

②ｂ《南江文钞》卷３《北史提要》。

③ｂ《南江文钞》卷３《梁书提要》。

④ｂ《南江文钞》卷３《陈书提要》。

⑤ｂ《南江文钞》卷３《旧唐书提要》。

⑥ｂ《南江文钞》卷３《宋史提要》。

①ｃ李慈铭：《荀学斋日记·己集》。

②ｃ章学诚：《章氏遗书》卷９《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③ｃ《章氏遗书》卷１８《邵与桐别传》。

④ｃ毕沅辑《吴会英才集》孙渊如《中州送邵二云阁校入都》。

①ｄ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９《邵学士家传》。

②ｄ《南江文钞》卷３《后汉书提要》。

③ｄ《南江文钞》卷３《南齐书提要》。

④ｄ《南江文钞》卷３《隋书提要》。

①ｅ《南江文钞》卷３《新唐书提要》。

②ｅ《南江文钞》卷３《金史提要》。

③ｅ《南江文钞》卷３《宋史提要》。

④ｅ谭献：《复堂日记》。

⑤ｅ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

⑥ｅ参阅瞿林东师：《说〈魏书〉非“秽史”》，《江汉论坛》１９８５年第５期。

⑦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６５。

⑧ｅ《南江文钞》卷３《魏书提要》。

①ｆ《章氏遗书》卷９《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②ｆ王昶：《春融堂集》卷３２《与毕秋帆制军论〈续通鉴〉书》。

③ｆ《章氏遗书》卷９《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④ｆ刘知几：《史通》卷４《序例》。

⑤ｆ《南江文钞》卷３《南史提要》。

⑥ｆ《南江文钞》卷３《宋书提要》。

①ｇ《南江文钞》卷３《陈书提要》。

②ｇ《南江文钞》卷３《晋书提要》。

③ｇ《南江文钞》卷３《辽史提要》。

④ｇ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卷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