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晋涵是十八世纪中国著名经学家和史学家，“经学、史学并冠一时，久为海内共推”［①ａ］。其经学著作《尔雅正义》开清儒重新注疏儒家经典之先河，在清代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他最为当时学者所推崇的却是史学，乾嘉学人“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②ａ］。由于邵晋涵史学著述流传后世者不多，以致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长期以来鲜为人知。近年来经海内外学者积极表彰，其学始显［③ａ］。本文仅对邵晋涵的历史编纂学理论略事探讨。
一、关于著述宗旨问题
中国古代修史制度源远流长，史书编纂理论也随之不断完善。《史记》“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成为历史编纂学上的优良传统。唐宋以后，史馆集众修史的优势有所发展，而“成一家之言”的优良传统却有所淡化。后代史家刘知几、章学诚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著述缺乏宗旨，徒具史法，史意不明，严重阻碍了史学的发展。
邵晋涵强调史家的著述宗旨。他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申明史学中家学的重要性，从学术传承关系阐明史书宗旨，发掘史家的编纂思想。
司马迁撰《史记》，其学术思想成为后人聚讼纷纭争议的焦点。邵晋涵独具慧眼，批评了前人一面讥谤司马迁违背儒家经训，一面赞誉《史记》为千古独创的悖论。他认为：“其叙事多本《左氏春秋》，所谓古文也。秦汉以来故事，次第增叙焉。其义则取诸《公羊春秋》，辨文家质家之同异，论定人物多寓文与而实不与之意，皆公羊氏之法也。迁尝问《春秋》于董仲舒，仲舒故善《公羊》之学者，迁能申明其义例，虽未必尽得圣经之传，要可见汉人经学各有师承矣。”［④ａ］这样的评论深化了《史记》研究。
范晔著《后汉书》，增设的体例对后世修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邵晋涵认为范晔的编纂成就与家学宗旨密切相关。他指出：“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儒林》考传经源流，能补前书所未备。范氏承其祖宁之绪论，深有慨于汉学之兴衰，关于教化，推言终始，三致意焉。岂独贾逵、郑康成诸传为能阐其微意哉！”［①ｂ］这就揭示出史家学术思想与史书编撰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深刻的理论认识。
隋唐社会统一的现实，要求史家用新的历史观念重新审视南北朝的历史，李大师、李延寿父子自觉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表现出与南北朝史家不同的撰述思想。李大师计划用编年体裁撰写一部南北贯通的史书，可惜他的宏愿尚未来得及实现，便赍志以殁。李延寿继承家学，终于撰写出纪传体南北二史。有人认为李延寿没有秉承乃父的修史遗愿，分作《南史》和《北史》，没有反映出时代要求，甚至说这是不赞成统一的表现。我们看看邵晋涵怎样对待这个问题。他说：“延寿既与修《隋书》十志，又承父志为南、北二史。……南、北史虽分记南北，实为一书。故延寿于《裴蕴传》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传，《王颁传》云，父僧辨，《南史》有传，即互相贯通之旨也。”［②ｂ］如果不是把握二书的宗旨，明了学术渊源上的师承关系，仅仅从史书的形式上看问题，根本得不到这样深刻的认识。
（二）强调私人修史别识心裁，宗旨明确，而集众修史不利于表现史家思想，影响史学发展。
唐代史馆修史，集众人所长，撰成八史，成绩很大，但同时也开始暴露出修史职责不明，众人共成一书，水平参差不齐，前后矛盾等问题。然而《梁书》和《陈书》实际上是姚思廉独自撰成，所以优点比较突出。邵晋涵评论《梁书》说：“要其排整故事，叙次明晰，议论亦多平允，分卷次第，犹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③ｂ］他评论《陈书》说：“其书首尾完善，叙次如出一手，信思廉之善承家学也。虽其纪传年月间有抵牾，要不得微疵而掩其全体耳。”［④ｂ］这说明专门家学在修史时可以发挥自得之学的优势，从而显示出别识心裁对史书编纂的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史馆集体修史却不能充分发挥史家的特长，只能服从监修者的意图，遵照固定的体例纂修。这样修成的史书缺乏史意，史学价值大为减色。刘煦等编修的《旧唐书》，虽然去唐不远，容易撰成实录，“然旧书不成于一手，……舛互缺漏之病，好其书者不能为之讳也。……较韦述等所修旧史，截然高下，不可并论矣”。［⑤ｂ］元人所修宋、辽、金三史，尤其是《宋史》，素来受到世人讥议，但人们多从内容芜杂、重复抵牾等方面批评其编纂得失。邵晋涵虽然也指出“其前后之复沓抵牾不一而足”，但更主要的是批评元代史家只知照抄旧史，不明修史宗旨。他说：“当时修《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国史为稿本，匆遽成编，无暇参考。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记载，史传亦不具首尾。遂至《文苑传》止详北宋，而南宋仅载周邦彦等寥寥数人；《循吏传》则南宋无一人，岂竟无可考哉，抑亦姑仍东都之旧而不为续纂也。”［⑥ｂ］后人修前代史，无论在史实还是见识方面，都应当超越前人，所修史书才有价值。然而元人修史因循苟且，南宋部分的内容严重匮乏，几乎不成其为史书，史实尚不完备，怎么能表现出撰述宗旨，更遑论其书的思想价值。
邵晋涵关于著述宗旨的理论，在其史学实践活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两方面相得益彰。
改撰《宋史》是邵晋涵久有的志愿。他利用宋人碑版、文集考证《宋史》舛误，收获较大。今存《南江札记》中的４０余条考辨材料，补偏纠谬，颇见功力。鉴于邵晋涵治《宋史》的声望，当时学者认为改编《宋史》非他莫属。段玉裁致书邵晋涵说：“先生邃于史学，闻实斋先生云，有《宋史》之举，但此事非先生莫能为。”［①ｃ］这种看法非出于一人，反映了当时学人的普遍期望。从现有材料来看，邵晋涵仍然想用纪传体撰修新史书，这与章学诚试图用创新体裁改编《宋史》在形式上有所不同。章学诚在给邵晋涵的信中说：“足下《宋史》之愿，大车尘冥，恐为之未必遽成；就使成之，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仆亦无从过而问矣。……仆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而体例既于班马殊科，则于足下所欲为者，不嫌同工异曲。”［②ｃ］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中保存了邵晋涵著述中的《儒林》、《文艺》、《隐逸》三传目录，可为纪传体之证明。利用旧史体改编旧史书，倘若没有别识心裁，只在史料方面作些修补，肯定不会收到良好效果。王惟俭《宋史记》、王洙《宋史质》、柯维骐《宋史新编》、陈黄中《宋史稿》无不如此。邵晋涵吸取了前人的教训，明确提出改编旧史贵在有自己的撰述宗旨。章学诚曾与邵晋涵讨论此事，“因请君立言宗旨，君曰：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钟之择，本心即失，其他又何议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③ｃ］邵晋涵是想通过重新编撰《宋史》，褒扬宋代士大夫气节，惩诫空谈心性的学风，从而起到经世的作用。他首先编撰《南都事略》，使南宋的史实内容与北宋大体相当，然后编成前后贯通的赵宋一代全史。新书拟标名《宋志》，以显示与《宋史》不同的编纂志趣。尽管邵晋涵没有完成改撰《宋史》的大业，但他做出的理论建树功不可没。
为毕沅修订《续资治通鉴》，是邵晋涵一次重要的修史实践活动，同样贯彻了他的撰述宗旨。毕沅因不满意王宗沐、薛应旗二家《宋元资治通鉴》和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嘱幕僚文人重新编纂宋元二代史书，接续司马光《资治通鉴》。此书初稿仅就徐乾学《后编》略加删润而成，然而《后编》和《宋史》一样，存在着详北宋而略南宋的缺点，全书宋史部分的内容１５２卷，北宋占１０４卷，南宋仅占４８卷。毕沅因初编本不够理想，便延聘邵晋涵、洪亮吉、孙星衍等学者为之复审，而邵晋涵出力最多。当时邵晋涵任职翰林院，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的前人未见的宋元史书，加之他在宋史研究方面久负盛名，是理想的编订人选。于是毕沅“招君载书来，著作于官司。编年仿司马，当废薛应旗”。［④ｃ］邵晋涵协助校补，使初稿面貌大为改观。《续资治通鉴》宋代部分的内容１８２卷，其中北宋９７卷，南宋８５卷，比例大体相当，编次更为合理。由于邵晋涵对此书贡献最大，以至于毕沅把他赞誉为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刘恕与刘攽。这是邵晋涵明确著述宗旨，运用别识心裁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分体现了他在历史编纂学理论方面的特长与贡献。
二、关于直书见意问题
撰修史书，必须具备事实、褒贬与词采三项基本要求，而最重要的则是史实，离开史实就不成其为历史著作。中国史学历来有据事直书的优良传统，也允许史家对所述史实进行合乎其义的评价。然而宋明以来，文人对史事的褒贬误入歧途。究其原因，一是史家刻意追求所谓微言大义的《春秋》书法，史书文词枯简奥隐，历史事实反而晦暗不明。二是朝廷以论史作为科举考试科目，刺激文人为追求功名而标新立异，对前人古事轻事褒贬。这些做法背离了史学宗旨，形成极为恶劣的学风。明清之际学者起纠其弊，到乾嘉时期，史家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反对随意褒贬，倡导直书见意的学风，给史学增加了理性主义因素。
邵晋涵是乾嘉史学巨擘，“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源，实事求是”。［①ｄ］他与当时著名史家钱大昕、王鸣盛共同倡导风气，扭转学术积弊。邵晋涵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史书应当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家不必轻下结论，后人根据史事反省，便能起到隐恶扬善的劝勉作用。
范晔《后汉书》继承前人成就，因义起例，创置《独行》、《党锢》、《逸民》诸传，按类区别人物，寓有褒贬之意。邵晋涵不赞成这种以类传名目寓含褒贬的修史方法。他说：“夫史以纪实，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多立名目奚为乎？名目既分，则士有经纬万端，不名一节者，断难以二字之品题，举其全体；而其人之有隐慝与丛恶者，二字之贬，转不足以蔽其辜。宋人论史者，不量其事之虚实，而轻言褒贬，又不顾其传文之美刺，而争此一二字之名目为升降，展转相遁，出入无凭，执简互争，腐毫莫断，胥范氏阶之厉也。”［②ｄ］在今天看来，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范晔的历史编纂学思想，不妨仁智互见。然而邵晋涵提出的问题，已经超出就事论事的局限，具有普遍理论意义，其价值应当认真总结。
对于萧子显撰《南齐书》，邵晋涵虽然对作者滥述道藏，阐扬佛理颇多微辞，但却表彰“其纪建元创业诸事，载沈攸之书于《张敬儿传》，述颜灵宝语于《王敬则传》，直书无隐，尚不失是非之公。《高十二王传》引陈思之表，曹迥之论，感怀宗国，有史家言外之意焉。”［③ｄ］唐初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以《隋书》成就最高。邵晋涵认为原因在于“唐臣纪隋事，见闻亲切，故叙次详赡，于越王侗之逊位，尧君素之受命，能以婉辞存直道，尤见秉笔之公，固当称为六代之佳史矣。”［④ｄ］可见不论是据事直书，还是婉辞见意，只要不失是非之公，邵晋涵都予以肯定，承认其价值。
欧阳修撰《新唐书》与《新五代史》，历代学者或誉其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或讥其文省事增为失误。邵晋涵指出，这些批评都没有抓住要点，后人修史，假如不知剪裁省文，篇幅将冗滥庞大；假如不比前史增加史实，就没必要重修，这些都不足以作为评价史书优劣的标准。他认为两书缺点在于过分强调褒贬，导致事实隐晦不明。《新唐书》对唐代某些典章制度、重要事实遗漏失载。《新五代史》只有《司天》、《职方》二考，致使上承隋唐、下启两宋的五代典制湮没无闻。邵晋涵批评说：“《新书》之失，在增所不当增，省所不当省尔。……使修、祁修史时，能溯累代史官相传之史法，讨论其是非，决择其轻重，载事务实，而不轻褒贬，立言扶质，而不尚挦扯，何至为后世讥议，谓史法之败坏自《新书》始哉！”［①ｅ］这些批评正切中要害。在今天看来，欧阳修以文人修史，不具备史家专长，而叙述典章制度，考稽历史事实，非良史不能胜任。因此，他只有以词采为文，褒贬为识，不可能写出一部名山之作。
（二）主张据事直书，善恶自见，但并不排斥对历史作客观公正的评论，二者可以并行不悖，更好地起到垂鉴后世作用。
邵晋涵并非对史家褒贬史事不加区别地一概加以反对，对那些修史时议论公正的史家，仍然取称道态度，关键看其评论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元人所修三史中，邵晋涵认为《金史》最好，特别是“传赞亦多平允，张中孚之事仇，崔立之反复，明著其辞为炯戒。岂非明向背之义，识兴废之原者欤！”［②ｅ］即使对他抨击最为激烈的《宋史》，仍然肯定其“惟诸论尚无甚偏驳”。［③ｅ］在邵晋涵的理论中，直书见意与公正评论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其实，他本人论史就是“语见渊源，深识玄解”。［④ｅ］他为《四库全书》作史部书籍提要，议论风发，史意突出，表现出继承浙东史学传统，又能够融合汉宋学术的风格。正因为与乾嘉汉学家论史宗旨不合，所作诸史提要在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议论之语多被删除，只保存了辨误、版本、篇目介绍等内容，学术宗旨被阉割了。把邵晋涵《南江文钞》与《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史籍提要加以比照，确如黄云眉先生所说：“大抵《文钞》所载多议论语，而彼则多辨证语。”［⑤ｅ］邵晋涵所反对的是那些完全不顾史实甚至歪曲史实，没有事实根据的轻易褒贬，这种撰史和论史学风只会损害史学的严肃性与客观性，遗患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