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先生认为：“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12]作为史学研究的方法之一，作为“实事求是”的保障性手段，考证对于任何一个严谨求实的治史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陈先生强调，对于到手的材料，必须逐条核对，若有一手材料，拒用二手材料；此书早于彼书，信此而必疑彼。这一史料征引原则，显系承自乾乾历史考据学派的王鸣盛、钱大昕等人。其所不同的是，陈先生推陈出新、精益求精，开创了一门新学科——“史源学”，其目的是探寻史料的源头及其演变情况以明史料之真伪。如果治史者在对待史料问题上，不问来源，盲目征引，那将极易使研究成果减色甚至会因误引误用而使研究徒劳无功。陈垣先生将探寻史源上升到“学”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史料考辨的重视程度。“史源学”的创设，是陈垣先生对史料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也使他的史学成就超乎乾嘉史家之上。

在史料的考订和择用方面，陈寅恪先生更是慧眼独具。他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与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真相，而无诬妄之失矣。”[13]认为无论官私著述，都可拿来为我所用，只是各有其弊，不可全信。只要史家能够“详辨慎取”，严择慎用，就可避免诬妄之失，得到真确史料。他还进一步提出诗文证史法，将诗文、小说等广泛用为治史之佐证。这里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任何文艺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情节渲染和虚构现象，若无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精湛的考证技巧，一般难以问津此道。而陈先生学贯中西，得益于长期严格的考据学训练并深得西方实证科学精神启迪，擅长文史互证，不乏成功力作。《秦妇吟校笺》、《元白诗笺证稿》以及《柳如是别传》、《桃花源记旁证》等著作的撰著，证明了诗史互证法的应用价值。这种根植于乾嘉考据学基础之上的学术努力，既拓展了历史资料的取用范围，又提高了史料学的科学境界。

顾颉刚先生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在史料考辨方面尤具卓识。他勇于怀疑史籍记载，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其基本理论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14]。根据这一理论，他断定许多古史记载都是后人附会的，因此要得到真实的材料以明历史之真相，必须大胆地疑古和辨伪。这一传统是承自乾嘉学派的崔述。顾先生对崔述推崇备至并曾投入了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其人、其著及其治学旨趣，以致将崔述的疑古辨伪传统发扬光大到极致。这种学风提醒治史学人：对于既得材料不可盲目相信盲目采用，只有藉经过严格考订的、谨慎选取的史料进行历史研究，才是治学的正确方法。

乾嘉学派厌弃空发议论，崇尚言必有据，凡立一说，广征博引，凡引资料，必经精审。梁启超认为，这种方法，就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倡用的逻辑归纳法，其步骤是：“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15]梁氏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简单地比附为近代科学归纳法，未免失之偏颇。因为，归纳法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渐趋缜密的一种由个别到一般概括和推理的逻辑方法，乾嘉学派虽亦偶或使用归纳法，但却是不自觉的和不明确的，尚未成熟完备到近代科学归纳的高度。事实上，乾嘉学派的主要方法是，广泛细密地搜集各种相关材料以比较其异同，从而判断出何者正确，何者讹误。其主要作用是，能够有效地解决古代文献中以讹传讹或混淆不清的问题，顺利清除通解古籍的路障——疑文滞句，严格说来，称之为比较的方法更为妥切。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它确乎寓有西方实证科学的某些因子，但却难以从个别现象中推导出一般规律。尽管如此，乾嘉学派以史实为根据，以求真为旨归，勤搜资料，严于取舍的朴质学风还是值得取鉴的。恩格斯曾指出：“不论是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16]，“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7]。因此，史料的搜集与考辨，是历史科学和其它许多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乾嘉学派尚未意识到倾其毕生精力所做的一切仅只是史学研究的始端，还必须在此基础上由表及里地去努力探求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他们的治学方法中，的确孕育着近代实证科学的胚芽，对近代史家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近代史家的辉煌成就，无疑得自于对乾嘉学风的合理扬弃。史学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既需要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推广应用，又需要对传统史学中精华部分的继承和弘扬。我们不能想象传统史学如果是一片沙漠，却可以在此之上矗立起现代史学的参天大厦。目前或明或暗地滋生的传统史学虚无主义认识倾向，无助于史学走出困境，摆脱危机。在形形色色的史学新模式被争相鉴用的今天，对传统史学的客观重估，绝对不是老生常谈。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75、76页。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71页。

[3]王国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观堂集林》卷一，第16页。

[4]王国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观堂集林》卷九，第6～7页。

[5]《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6页。

[6]陈寅恪：《寒柳堂集》，《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1页。

[7]俞大维编《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上海古籍出版1980年版，236页。

[9]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0页。

[10]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光绪六年王氏刻本，第2页。

[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12]《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4页。

[1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

[14]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1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16][1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9页、第118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金加容

＠②原字饣加豆

＠③原字饣加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