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史料的广泛搜集和严择慎取，是乾嘉学风的显著特点。受其影响，一代宗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凡立一说，必凭证据；凡引资料，极为审慎。故而在史料学和史学理论方面，颇多建树。一些充满真知灼见的全新理论模式被构建出来：如梁启超的近代史学新构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垣的“史源学”，陈寅恪的“诗史互证”以及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等。这些史家的治史理论和实践，于今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一、广集史料，据实立说

梁启超虽是近代今文经学的健将，为文崇尚微言大义，追求经世致用，但其后期在治史门径上却服膺文风谨严、言必征实的乾嘉先贤。他以自己的治史实践说明，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对于古史中失载或缺略的史实，他总是“博搜旁征，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1]。为了研究春秋以前的部落分布情况，他不惮繁冗，爬梳剔抉，先从《左传》、《国语》中整理出业已灭亡的六十多个国名，然后又从《逸周书》中辑录出三十多个，从金文款识中搜集到九十多个，从其它散见的各种书籍中发掘出三四十个。最后，比照删除所获史料的相互重复部分，在余下的可以考见的三百多个国名的基础上，ｒóｎｇ＠①铸出这样一个确定不疑的结论：“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国家甚多。”[2]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简短结论，梁启超不惜时间与精力，史海耕耘，孜孜以求。这种方法和精神，显系承自乾嘉学派。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和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等，是最能体现这种学风的精品佳作。

王国维强调历史研究当“以事实决事实”。在《再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中一再强调：“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3]这一学术思想的形成，虽然受到了近代西方科学实证理论的激发，但其渊源仍应是乾嘉学派注重证据，据实立论的“实事求是”学风。王氏此论并非执意抵拒理论对于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而是要努力矫治近代以来滋生蔓延的游谈无根、无端妄断的恶劣治史习气。因此，他刻意追求对史料的广泛占有，以求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全面性。以他对西北地理与蒙元史的研究为例，从抄写校对杜环的《纪行记》、高居海的《使于阗记》起，直到《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止，在史料整理方面，费时就达两年有余，其间除了写有《古行记校注》四种、《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和《蒙古札记》七则外，还编有《元朝秘史索引》。所有这些，都被他视为元史研究前的必要准备工作。王国维的过人之处还在于，因其深受扬州学派（乾嘉学派的一支）的影响，敏锐地意识到了晚近新见实物资料的特有价值。据粗略估计，从辛亥革命时起，他先后研究过的实物史料不下20种：从甲骨卜辞、钟鼎款识、虎符兵革、封泥玺印、秦砖汉瓦、石经木简、玉贝古钱、历代权衡、碑刻铭志、人物塑像，直至唐人手迹、宋元古书，甚而古墩木刻等，大凡当时所能见到的实物资料，他几乎都曾涉猎并潜心研究过，而所有这些筚路蓝缕性的工作，都为他的古史研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在为文立论时征引宏富，弃取自如，持论得当，比如他考证殷先公王恒其人其事，除了例举出卜辞中的三个显在证据外，又罗列出其它鲜为人知的佐证14个[4]。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凿凿有据，确定不移，使人产生“高山仰止”之感。这种广泛搜集和占有史料的学风，是对乾嘉先贤在继承基础之上的超越。

虽然陈垣先生晚年服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但从学术渊源看，他直接师承并执意恪守的无疑仍是乾嘉历史考据方法。出于景仰和叹服，他曾反复研究乾嘉学者的著作手稿和论学书札，着意探求他们的治学旨趣和门径。长期的学风濡染和方法训练，使他对乾嘉学派的某些优良传统信守不渝。他强调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一贯倡导“竭泽而渔”的治史原则，搜集资料务戒遗漏，力求完备。他告诫学子：“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究，不可只凭一面之词。”[5]强调资料占有得越充分，考虑问题的角度就越新颖、独特，认识问题就越有深度，得出的结论就越确切可信。所以他一贯坚持在主要材料未到手之前，决不急于动笔为文的治史信条。最能体现其学术旨趣的是，他的每一论著，都是在参考数十种甚或成百种史料的基础上辛勤著成的。如他在撰写《元西域人华化考》过程中，前后参考过二百余种资料，在《五代史辑本发覆》写就前，以资料汇编形式结成的书稿就积有三尺多厚，而在此基础上提炼而成的正稿，才不过二万余字。无怪乎史学界公认该书言言有据，字字珠玑。为了编撰《元典章校补释例》，陈先生积累了一万二千余条的材料，故而在杀青成册时选定的一千一百余条史例，令方家难挑瑕疵。

在陈寅恪先生身上，乾嘉遗风的痕迹更是清晰易辨。他认为：史料不全，论点的精确性便难以保障；论据不足，必然导致论证乏力。朱延丰曾将自己撰著的《突厥通考》一书交托陈寅恪先生审阅，在通核全书后，陈先生直言不讳地指出：该书“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似乎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竟要朱延丰“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6]。果然是在十年之后，陈先生才对经过大量补正之后的《突厥通考》一书不吝赞誉并欣然为之作序。在讲授中国中古史课程时，他首先提示学生：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史料保存的完整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上古史因材料奇缺，证据和反证随之亦少，故论断常流于推测。近代史资料丰富，搜集相对容易，确切地诠释材料亦非难事，但若求史料完备，罕能如愿。中古史料得天独厚，较遂人意，史家大有用武之地，但尤需注意的是，这些充足的史料，有时不但不足以构成确证，反而却足以构成反证[7]。基于这种认识，他选定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围。他虽然熟谙上古史，但却很少论及，个中原因，盖与其厌弃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仅凭印象，徒托空言不无关系。

尤为可贵的是，陈寅恪先生不但重视对新见史料的充分占有，而且还力倡并躬行践履对新见史料的开发利用。他曾高度评价新史料的特有价值：“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采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8]敦煌写本是当时的新见史料，而在他的论著里，不乏用敦煌史料从事研究的成功范例。如他利用敦煌写本李义府撰《常河碑》来说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的时机和成功原因，使人感到既新奇又可信，无不心悦诚服于他的不刊之论。

顾颉刚先生长于吴派基地，自幼受吴派学者追求渊博风气的濡染，因此，终其一生，都将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作为治史第一要义，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顾先生曾言：“以前我听得几个今文家的说话，以为清代的经学是支离、琐屑、ｄòｕ＠②ｄìｎｇ＠③的……到这时我才明白知道，学问必须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才是真实的纲领；若没有许多繁乱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简单纲领便终是靠不住的东西，今文家要从简单中寻见学问的真相，徒然成其浅陋而已。”[9]顾先生对今文家的菲薄之词或可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推崇乾嘉学派之广博务实、鄙弃今文学派之简约空疏的治学态度，的确成就了他一生的学术事业。目前保存下来的顾先生的读书笔记，总计有一百八十余册，约四百余万字。这座浩瀚的资料宝库，是他数十年来如一日，如痴阅览，如狂抄录，铢积寸累，积微成巨的结果。正因有了这种博大的基础，才做成了他精深的学问。

二、精于考辨，严于取舍

乾嘉诸儒大多精于校勘，其目的概在于给当世和后世学者留下可信度较高的史料。王鸣盛曾坦言：“予识暗才懦，一切行能举无克堪，惟读书、校书颇自力。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不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10]由此可见，王鸣盛把校书视若治学的基础性工作，视若避免著述错误的保障性手段。乾嘉学派之所以被称做考据学派，是因其大多将毕生精力投注在了古籍整理和考订事业之中。治经者如此，治史者亦无二致。《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异》、《二十二史札记》等，俱是考史、校史的经典性著作。它们为古籍订正错误、补苴罅漏，将我国古代文献史料的可信度档次大大提高，施惠后人，功在千秋。这种学风和旨趣，对近代史家影响深巨。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构建者之一梁启超认为，如欲保障史料的真实可靠性，就必须善于进行严密的正误和辨伪。他在总结、概括乾嘉考据学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一套系统的、具有近代科学实证精神的史料鉴别技术。他强调从正反两个方面考察、验证史料之真伪。当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记载发生抵牾时，则以最原始、最近真者为可信。在辨伪方面，梁启超也持有独到的见解，其所归纳的辨伪求真方法，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性。这些方法源自何处？梁启超自认其得自乾嘉学风的启迪。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第二节论到其写作旨趣时，梁启超申明：“本节论正误辨伪两义，缕缕数万言，所引例或涉及极琐末的事项，吾非谓治史者宜费全部精神于此等考证，尤非谓考证之功必须遍及于此等琐事。但吾以为有一重要观念为吾侪所不能忘者，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11]就是说，虽然他因受乾嘉学风影响而不惮其烦地反复例举和论证史料的鉴别方法与技巧，但并非意在引导人们趋向繁琐考证，而是要提醒史家真正领悟乾嘉学者所倡“实事求是”学风之真义所在。

在史料考订方面，王国维提出了屡试不爽的“二重证据法”。该方法主要包括文献与文献、文献与实物铭文、实物与实物的互证三种形式。它要求在互证前必须明晓互证双方是否出自不同的观察。如果是地下材料和文献材料之间互证，因为两者显系出自不同的观察，当然可以直接互证；而在文献与文献之间，由于可能存在着转抄关系，因而必先经过审慎的考察后方可互证。考察的基本程序是：通过目录学了解作者、成书年代、地点及流传情况等。经分析综合，如果确认两种文献出自不同的观察，那么才可以进行两者互证。这种方法的创用，更加完善了史料鉴别技术，使治史者既能敢于使用尚存疑义的史料，又可保证所引材料的确当。这既是对乾嘉学风的继承，更是对乾嘉方法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