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即略有接触，但不深究，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时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余乃读之稍多。
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盖予夙抱大同之愿，然于其可致之道，及其致之之途，未有明确见解，至此乃如获指针也。［（１６）］这段话表明大同理想对于他思想的转变有着极大的基础作用，类似的思想经历在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的知识分子党员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研究大同理想的发展经历，对于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在什么样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逐渐成长为一颗大树的过程，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３．经世致用的治学主张。常州学派的产生是对当时脱离经世致用的治学风气的反动。我们知道，乾嘉时代，汉学如日中天，“家家许郑”，治学崇尚考据。虽然考据有其积极意义，但整个学术界都致力于此，以为舍此以外别无学问的想法就不正常了。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曾经针对这种情况批评道：“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１７）］为了救弊纠偏，他主张讲求经传之微言大义，“就经传而作训故，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以人事有意为攻取也。……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无意而自呈也。”［（１８）］此说和常州学派治学主张若合符节。于此可见，乾隆晚期学术界已有人认识到考证的不足和缺限，而主张以新的学风代替旧的学风。
常州学派的首创者庄存与阐发公羊学派“微言大义”，重在经世致用。他在其所著《周官记》里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并指出齐民务农与否有三利三不利，要求清政府加强农业建设。他的这一主张在当时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之间矛盾不断深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的时候提出，自然有其经世致用的意图的。刘逢禄、宋翔凤诸人逐步将公羊学和历史实际结合得更密切些而又有所发展，为以后谈改制议变法诸人提供改革方案，［（１９）］而龚自珍、魏源则以经术作政论，倡论时政之得失，力主变革。
龚自珍目睹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统治阶级腐朽内幕，大胆地指陈时弊，撰写四篇《明良论》，力倡变法自强，反映了中国社会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夕，社会危机的深重。针对当时鸦片之害，提出“食者宜缳首诛”［（２０）］的严禁论，他还认识到严禁鸦片将会导致外国的武装入侵，提醒林则徐讲求火器的制作与使用，以武力作后盾。此论得到林则徐的高度评价，称其“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２１）］针对沙俄侵略我国西北边疆的野心，龚自珍建议设置行省以加强管理。［（２２）］所有这些都是他经世致用思想的表现。
魏源治学亦以通经致用为主旨，力图将学问施之于政事，对于当时“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于贻误国家”［（２３）］的状况非常担忧，代贺长龄辑成《皇朝经世文编》，以期有补于世。鸦片战争之后，魏源著成《圣武记》历述清初武功，以期重振清王朝的声威，书中提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２４）］的主张，提倡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对于此后中国的维新运动及日本的维新运动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２５）］。不仅如此，魏源还关心盐政，写下《筹盐篇》；关心漕运，写下《道光丙戍海运记》等文，以实际行动关心现实，解决现实危机。这些建议后为主管人员采纳，均收到显著效果。康有为的经世致用主张更是家喻户晓，这里就不专门论述了。
４．疑古惑经思想。疑古思想在中国产生甚早，《孟子·告子》篇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可见春秋战国时人们已经对文献的可信性产生了怀疑。唐代刘知几著《史通》，对于《尚书》、《春秋》等皆有怀疑，指出六经所言不真，不可全信。“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２６）］到清代，考证学发达，阎若璩继承前人思想，著《古文尚书疏证》，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书，昔日众人奉为神明的经典竟是伪书！这对于思想界震撼之大可想而知。及至章学诚，又在理论上提出“六经皆史”－－皆三代之历史，将经学的地位降到与史相等，从而为此后的疑古惑经思想扫除了障碍。他们的这些主张开了常州学派疑古惑经的先河。
常州学派的健将刘逢禄全部否定《左传》，认为其中的义法，凡例皆出自刘歆伪造，他说：“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并具体地指出左氏书法不当之处：“（颖）考叔于庄公，君臣也，不可云‘施及’，亦不可云‘尔类’，不辞甚矣。凡引‘君子’之云多出后附益”，又批评《左传》的“凡例”云：“凡例以称人而执为执有罪，固不可通矣。”［（２７）］从而完全否定《左传》的真实性。
龚自珍继承章学诚“六经皆史”的主张，言“六经者，固史之宗子也。”［（２８）］延伸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之绪余，疑《左传》为刘歆伪造，“于《左氏春秋》审为刘歆窜益，显然有迹者，因撰《左氏决疣》一卷”。［（２９）］又疑《周官》为刘歆所造，则曰：“《周官》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等之于《明堂》、《阴阳》而已。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述孔子”，［（３０）］“《周官》之称经，王莽所加”。［（３１）］。对于其它经书，龚自珍亦有所疑，在《古史钩深论三》里说欲写定群经，可见其对群经皆有所疑。
魏源对《诗经》、《尚书》皆有所疑。著《书古微》、《诗古微》二书，均收入阮元主编之《皇清经解续编》之内。在《书古微序》中作者说明是书之作目的在于对《尚书》进行“补亡”、“正讹”［（３２）］等工作。这表明在他看来《尚书》中有佚失，有错误，需要他来“补亡”“正讹”。他自述《诗古微》的写作目的为：
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３３）］即使对于他深信的今文经，亦觉得其中有罅漏，需要他来补苴！更不用说他不相信的古文经了。
康有为继承常州学派先贤疑古惑经的思想，并加以发展，著《新学伪经考》，认为凡西汉末年刘歆所力争立为博士之经皆为新莽之学，为刘歆所伪造，甚至于《史记》、《楚辞》中也有刘歆羼入的数十条内容；出土之钟鼎彝器，皆为刘歆私铸埋藏于地下以欺后人。又著《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作六经，托古以改制，“尧舜者，孔子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也。”这样一来，“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３４）］应该指出的是，常州学派的这种疑古惑经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走向了极端。他们全面否定古代典籍的可靠性，在历史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后的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有着直接的诱因。
常州学派的疑古惑经思想影响到顾颉刚的《古史辩》运动。顾颉刚曾标点过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时常称赞此书。［（３５）］对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论点，也表赞同，认为“刘歆既经造了假古董来开新文化，为要使它流行，便不得不插入些时代的需要，作鼓动有势力者护法的方术”，从而助莽篡汉，“作为国师”。［（３６）］《孔子改制考》一书对他的影响更大，自从读了此书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又称“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３７）］顾颉刚“层累地造成古史说”实际上和康有为的诸子争相伪造更古老的史事来压服他人，时代愈后，所造的古史愈早；时代愈后，所造的人物形象愈加放大之说若相仿佛。故而我们说常州学派的疑古惑经思想影响了《古史辨》运动的发展。
四、几句结语
常州学派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封建社会朝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落时出现的关心国计民生、讲求经世致用、主张救亡图存的学派。它复兴于常州，其后此派不尽为常州人，但因为他们皆服膺于庄存与、刘逢禄，治学主张亦大致相同，故以常州学派称之。常州学派的历史观介于进化论与循环论之间；他们继承公羊学的历史变易思想，针对时弊，力倡改革，慨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关心现实，讲求经世致用；他们的疑古惑经思想影响到此后的《古史辨》运动。常州学派所信奉的大同理想，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了吕思勉、吴玉章等人的思想。但是，大同理想在本质上说是不科学的，它并不等于共产主义，对此我们另有专文论述。总之，常州学派的学术思想有其进步性，值得我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总结与继承。
参考文献：
（１）《汉书·艺文志》。
（２）《万历实录》卷三六一。
（３）这句话在《春秋公羊传》里共出现三次，分见隐公元年，恒公二年三月，哀公十四年春。
（４）何休《公羊解诂》，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下。
（５）（１０）刘逢禄：《春秋经传何氏释例》，《王鲁例第十一》；《通三统例第二》。
（６）《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九》。
（７）（８）（１２）《魏源集·默觚下》，《冶篇五》；《治篇三》
（９）康有为：《礼运注》。
（１１）《龚自珍全集·壬癸之际胎观第五》。
（１３）以上引文均见康有为：《大同书·去产界公生业》。
（１４）《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８０２页。
（１５）《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１０４－１０５页。
（１６）此文载《常州文史资料》，第五辑。
（１７）《章学诚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
（１８）同上书，卷十三，《吴澄野太守历代诗钞商语》。
（１９）参见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载《清史论丛》第一辑。
（２０）《龚自珍全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２１）林氏之《复札》，见上文后之附录。
（２２）《龚自珍全集、西域置行省议》。
（２３）（２４）魏源《圣武记》卷十一；卷十四。
（２５）参见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册，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节有关内容。
（２６）刘知几《史通·疑古》。
（２７）以上引文见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
（２８）《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二》。
（２９）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
（３０）《龚自珍全集·六经正名》。
（３１）《龚自珍全集·六经正名答问一》。
（３２）《魏源集·书古微序》。
（３３）《魏源集·诗古微序》。
（３４）以上引文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二十三”。
（３５）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第八章有关内容。
（３６）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五册，《自序》。
（３７）同上，第一册，《自序》。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突去犬加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