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学派出现于封建社会末期，其成员并不都是常州籍，由于学者们已习惯于将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人合称为常州学派，故而我们沿袭这一术语。常州学派的学者们以公羊三世说的变易思想为中心，针对时弊，主张经世致用，扭转乾嘉脱离现实的考据学风，对晚清以来的思想界影响极大。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常州学派的产生背景及原因；他们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史学思想；以及常州学派所信奉的传统大同理想与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等问题注意得不够。为此，我们不揣鄙陋，草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两汉经今古文地位变化的原因
两汉时，经学家对今古文的真伪等问题发生过多次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导致了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逐渐强大，古文经学最终完全压倒了今文经学。事情的经过学者们都很熟悉，这里略去不谈。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以为原因有二：
首先是西汉新兴地主制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统治成长和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间的矛盾斗争急化的表现。汉武帝时，全国一统，国力强盛，交通发达，尤其是沿海地区航海业的发展，封建帝王贵族统治阶级对于辽阔无垠的大海怀着无限憧憬和幻想，他们幻想延年益寿，以为服食丹药便可长生不老，于是在阴阳五行、儒学思想中涌现出天人合一之说，这得到了皇帝贵族们的欣赏。这时新兴的地主政权正处在朝气蓬勃的成长时期，充满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以发展和变易为主要特点的今文经学受到了他们的垂青，今文经学得到了大发展。可是，到了西汉末年，地主经济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亡，先后激起绿林和赤眉农民武装起义，地主阶级已没有了当年的雄风和勇气，他们担心变易思想会影响他们岌岌可危的政权，只期望能勉强维持目前的统治局面，以不变为指导思想的古文经学受到了帝王贵族们的欢迎与扶持，迅速发展起来。
其次，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末年后，出现章句烦琐空泛的弊端。正如桓谭在《新论》中所说：“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这样，经书章句烦琐，“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１）］这么烦琐的东西不利于今文经学的发展。而古文经学只着重在字句的训诂，比较简单，故为一般学者所接受。东汉时的郑玄和马融以古文经学派的说法为主，遍注群经，兼采一些今文，古今杂糅，例如郑玄笺《诗》用毛本为主，兼采今文三家之言，注《尚书》等亦是如此。郑、马二人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学者们群起仿效，古文经学乘势而起，取代了今文经学的地位。
二、常州学派的出现及原因
今文经学自东汉以后为古文经学所压倒，但仍不绝如缕，宋明以来，那些倡言改革、变法的思想家们，或多或少地都受到变易思想乃至井田制、大同理想等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早在唐宋时代，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不断发展，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不断滋长，到了清初康乾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地主制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不断地趋于衰败解体，“内乱”“外患”交相凌袭，地主制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分解沦落。当时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清王朝的统治和自己所处社会地位的垂危，他们泣血椎心，开展救亡图存和有以自处的自救运动。这些人大多是经学家，他们厌恶传统的古文派旧说，求助于被压千百年难见天日的今文经学中主张变易思想的公羊学说，以之作为变法改革的理论支柱。于是，就在乾嘉学派鼎盛时期，公羊派今文经学经过一段蕴酿和发生时期终于拔地而起，常州学派诞生了！
常州学派的开创者是庄存与和刘逢禄。庄存与（１７１９－１７８８），常州人，是复兴今文经学的第一人。晚清之季，今文经学一跃而成为时尚，一时学人大都倡言变法自强，推原其始，皆为庄存与的倡导。这一学派主要成员还有常州人刘逢禄（１７７６－１８２９）和宋翔凤（１７７６－１８６０），山东曲阜孔广森（１７５２－１７８６）；浙江仁和（今杭州）龚自珍（１７９２－１８４１）；湖南邵阳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广东南海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等人。刘、宋二人皆为庄氏外孙，他们和孔广森均为庄存与的学生，龚、魏二人又受业于刘逢禄，康有为的学风也是从这一派衍生出来的，统称之为今文经学派。故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一文中说：
常州在有清一代无论哪一门学问，都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一派在经学方面，主张今文经学。……自他们专提今文以后，今文在学术界很有极大的势力。继他们而起的，有两个人，籍贯虽然不是常州，然不能不说是常州一派。一个是魏源，……一个是龚自珍，……南海康先生的学风，纯是从这一派衍出。
因此，我们若就近代今文经学的源流关系来说，可将孔广森、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和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并称或简称为常州学派。
常州学派学术思想的兴起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的。首先，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早在唐宋时代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就都非常发达，到明朝中叶时，苏、松、杭、嘉、沪等地丝棉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萌发起来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２）］的雇佣劳动以及商人利用其资本开始控制手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出现了，这种萌芽极其嫩弱，而且还经常遭受到封建政权和封建行会的压制，嫩芽的发展极其缓慢。但到了清朝乾嘉年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得到较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会反映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上，常州学派的许多主张，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常州不仅是江南经济重镇，而且文化也较发达。龚自珍在《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一诗中描述常州文风时说：
《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纬户户知何休。声音文字各＠①奥，大抵钟鼎工冥搜。学徒不屑谈贾孔，文体不甚宗韩欧。人人妙擅小乐府，《尔雅》哀怨声能遒。近今算学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仇。
这正是常州地区文化发达的真实写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再加上文化的发达，造成了今文经学率先重现于江南地区的常州一带，绝不是偶然的。
其次，是社会危机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清乾隆年间虽说是清朝“鼎盛”时期，其实在“鼎盛”的背后，已掩盖不住日益衰败的迹象，官吏贪污成风，军事废驰，财政虚耗，再加上统治者奢侈无度，腐败惊人！到了嘉道年间，“内乱”“外患”，危机四伏，震恸朝野，清政府中一批有识正直的人士们发现清政府原有旧的统治体制和统治思想已不合时宜，遂相与倡言变法图强。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资本主义萌芽缓慢，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又未接触，他们只是从中国社会历史中原有的儒家经学里寻找思想理论武器。而当时学术思想界沉浸于训诂名物的考订，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及现实社会政治。现实提供不了他们需要的武器。“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经过艰难的寻找，他们在传统经学里发现西汉时代公羊学派今文学家专讲社会历史时时“变易”，社会政治随之变革的理论，因此如获至宝，并急不可待地加以继承和发挥，西汉时代的公羊今文经学复兴起来，“常州学派”就这样形成起来了！
第三，常州学派的产生，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
入清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
梁氏此言，表明今文经学的复兴，是当时学术自然发展的趋势，它的出现是溯时代复古的必然结果。不过，常州学派的主张，并非西汉今文经学的简单翻版，两者的学术思想也不相同。常州学派所讲的孔子“微言大义”，实质上是以孔子为依托，以经学手段来宣传他们的思想，是中国面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时人们思想上的反映。而西汉今文经学则是在领主制经济崩溃之后建立的地主制经济条件下，地主阶级的应变哲学。故二者似是而非。
三、常州学派的史学思想
常州学派中每个人由于各自所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各人的学说思想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因每个人所处时代和社会形势的差异，他的学说思想也有所发展、变化。但是，作为传统公羊派三世说的变易改革思想不仅是脉脉相通，而且各人有所发展，特别反映在社会历史观点上相近，兹分述于下。
１．进化论与循环论相掺的历史观。公羊派认为《春秋》一书在记载二百多年历史中所用“书法”不同：“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３）］汉代何休以“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这样就构成了一幅从低级到高级，由混乱而有序，循序渐进，日益向上的美丽画卷。未来是如此美好，她激起了许多思想家的无限遐想与憧憬。何休并设计出通过井田制来实现太平之世的途径，确立了“贵人、重公、贱私”的原则；在这个理想世界里，天子、诸侯、司空、父老和里正都在为大家办事，“民无近忧”，财力均匀，“四海之内莫不乐其业”，人们“崇仁义，讥二名”，［（４）］……
近代常州学派的学者们对于何休的这套理论深信不疑。清乾嘉年间的刘逢禄评价何休的这个总结时，根据自己的体会增加进了自己的一些新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他所倡说的“大一统”思想上。他主张要以一个强有力的天子出面维持王纲之不缀，并反复强调“王鲁”，“以《春秋》当新王”［（５）］，即以未来的新局面为王，所以他的历史观是具有向前看的进化思想。
魏源处在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处于内忧外患国势垂危的境遇中。因此，他针对时弊，力倡公羊三世说变易思想和改革政治的议论，宣称“三代私而后代公”，“后世之事胜于三代”［（６）］，由私到公，由三代而后代，正是人类社会进化的道路，坚决反对守旧复古。他说：“变古愈尽，便民愈甚”。［（７）］他反对那种颂古非今的复古主义思想，举赋税之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再到一条鞭法的史实为例，说明“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８）］主张变易和改革，反对守旧复古，对于当时学术界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影响很大。
康有为生活在清晚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已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他是广东南海人，靠近港澳，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较早，出于其爱国主义的忧患意识，力主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在常州学派公羊三世说的感召下，终于形成了他的那一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历史观。他所主张的公羊三世说历史观，不仅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的核心，而且也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形成于其所著《礼运注》，到撰《孔子改制考》时作了进一步发挥。
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
之道也。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则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
不得已，亦为小康，而皆不逮，此所由顾生民而兴衰也。［（９）］可见康有为也是继承《春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说，并认为世界的发展必将“进化至大同”。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认为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寄托其政治理想的作品，三代盛世是孔子“托之以言其盛”；孔子虽身在据乱世，但他向往着太平世，企图拨乱救民，故创儒教以救人民。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思想逐渐堕落，他在《中庸注》里公然提出“三世三重说”，放慢改良步伐，成为反对革命的庸俗进化论的代表。尽管戊戌变法后，他仍讲改良，但孙中山领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蓬勃发展起来，在这时康有为还倡什么“三世三重”说的进化、改良，不是已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吗？
由此可见，常州学派的历史观是认为历史的发展经过据乱世、升平世，进入太平世，所以是不断进化的。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进化观掺杂着循环论思想。如刘逢禄尝言：
三王之道若循环，终则复始，穷则反本，非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独一姓也。夫正朔必三而改，故《春秋》损之而用忠，文质必再复。［（１０）］非常明白地流露出历史循环论的思想。龚自珍也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１１）］魏源则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治久习安，安生乐，乐生乱，乱久习患，患生忧，忧生治”。［（１２）］都表现出循环论的糟粕。
２．传统大同理想与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康有为发展公羊三世说理论，结合《礼记·礼运》篇的有关描述，于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０２年间写成著名的《大同书》，提出只有行大同太平之道，才能“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他在《去产界公生业》中说：“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并且具体规划说，农业要实行“公农”，即“举天下产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私卖之”；工业要实行“公工”，即“大同世之工业，使天下之工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矣。”商业要实行“公商”，即“大同世之商业，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公政府商部统之”。［（１３）］很显然，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受到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理想的民族。大同理想在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它鼓舞着无数仁人志士为追求美好的理想王国而不断地奋斗，对于启蒙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１４）］吴玉章回忆他初读社会主义书籍时，觉得其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人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美丽远景。”［（１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是与中国人民具有大同理想有着密切关系。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非是中国原有大同理想的“现代版”，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通过暴力革命运动来实现的；而大同思想则是产生于封建社会里的一批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未来的幻想，它建立在井田制的基础上，力图通过点点滴滴的改良来实现它。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人们逐渐认识到二者之间的不同，从信仰大同学说，转变到信仰马克思主义，例如吕思勉先生于１９５２年所写《自述》一文里就谈到他在１９３１年前后思想变化和发展的历程，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