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于明亡原因的深层反思

    明遗民对于明季君臣亡国之责的探讨，实际就是在探讨明亡的原因，但是仅仅将目光集中在一位君主或者几位大臣身上还很难说是深刻的反思。事实上遗民的认识水平也不止于此，他们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综合考察。如戴笠作《怀陵流寇始终录》，从建都失策、朋党角立、科举失人、将不知兵、军饷扰民、大吏贪残、任将非人、君王敛财、塞言者之口以及对农民军剿抚失策等多方面，展现了明季大厦之将倾、病入膏肓而无可救药的一幅百弊丛生的景象。特别是书前《自序》以洋洋五千余言，分析明亡原因，举凡崇祯帝的失德、内外大臣的庸奸、政策的失误等论列达四十八项，最后指出：“国之致亡，祖宗功德、天时人事皆有之。”这样的分析，与那种恨“流寇”者即曰“流寇亡国”，憎宦官者既称“阉竖亡国”的作法相比，要全面、客观得多。

    遗民对明亡原因的深层反思还表现在注意到制度方面的问题。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明朝的官制、兵制、赋税制、科举制等认真剖析，指出其对明朝覆亡的影响。如，《置相篇》认为，历朝“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而明朝“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意并传子之意而失者呼”?黄氏认为明代废除宰相制，失去了对君主的监督限制机制。他还指出，取代宰相制的内阁办事制度，使大学士“事位即轻”，宦官乘机代行了许多原属宰相的权力，指出“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宰相之过也”。这揭示了明代宦官擅权的原因乃在皇权的强化。在《兵制篇》探讨了从卫所制到招募制再到大将屯兵制的变化。指出卫所制度使“官军三百十三万八千三百皆仰食于民”，百姓不堪其重负；招募制度则使士兵素质地低下，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得兵十万，而不当三万之选”；大将屯兵又造成将帅拥兵自重。这些弊端使军队在面临外侵内乱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黄氏说：“有明之所以亡，其不在斯三者呼?”在《田制篇》指出明末赋税不断增加，特别是崇祯时期将新饷、练饷并入两税，农民不堪重压以致铤而走险，黄氏强调“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这揭示了导致明末农民起义乃至明王朝被推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取士篇》指出，明代取士只有科举一途，其弊端在于“严于取，则豪杰之士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致使“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此论从用人制度上说明了明季大臣为什么多庸劣之人。黄宗羲的这些分析都不仅指出现象，而且追根寻源，深入探究产生弊端的原因和背景，确是一种深层反思。

          

三

 

    遗民对于清朝的官修明史，有一个从漠然视之到积极襄助的过程。

    清廷于入关第二年(顺治二年，1645)即宣布撰修《明史》。中国素有为前朝修史的传统，诏修前朝史，即意味着宣布前朝已运祚倾移，天命告终，同时也就体现了本朝大命攸归的正统地位。清朝在资料和人员都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如此仓促兴事，无非也是出于政治上的策略。而此时社会正处于动荡之中，多数士人对清朝尚无认同意识，他们对光复故国尚抱着莫大的期望，有的人还在躬身戎武，从事反清斗争。因此，他们对于这时的官修《明史》活动既存戒心又无兴趣。

    康熙十八年(1683)清廷大举诏征博学鸿儒，要求各地官员和朝中大臣荐举“学行兼优，文词卓绝之人”，对遗民极尽拉拢、利诱之能事。面临新的形势，遗民的思想和立场也在发生着变化，遗民队伍渐行分化：一部分遗民应征博学鸿儒，出仕清廷，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另一部分遗民则坚拒出仕，想尽各种办法，躲避征召。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与官修《明史》发生了联系，前者如潘耒、汪琬、朱彝尊等因应召入仕，清廷将所征博学鸿儒悉数充明史馆，所以都成了《明史》撰修官；后者如黄宗羲、顾炎武、梅文鼎、万斯同、刘献廷、王源等仍保持遗民身份的人则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了《明史》撰修。

    遗民对官修《明史》从漠然视之，到积极合作，是由他们既坚持民族思想，又承认清为天下之主的既成事实，这一特殊的政治态度决定的。一方面，当时社会局势已基本稳定，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残明势力的绝响，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已成客观现实，作为长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士人，在淑世济民的抱负和关心“天下生民之休戚”的责任感驱使下，回到社会现实中来，回到政治舞台中来，已为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民族思想仍在不同范围内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士人，眷怀故国，高蹈不仕，被看作坚守民族气节和忠义伦理的高尚行为。这两方面构成了遗民的特有心态：既不能远离社会现实，又不能与清廷合作得太直接、太露骨。参修《明史》正符合这种心态，因为参修《明史》虽然是一种与当局的合作，但它还有另一层意义，即为保存故国之史尽力。如不食清朝俸禄的万斯同，在史馆总裁的官邸襄助《明史》撰修二十余年，自称就是要“以任故国之史报故国”。他说：“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者，惟恐众人分割操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寐而不明耳!”[9](《潜研堂集》卷三十八《万斯同传》)出于同样心态，黄宗羲虽拒绝清廷的征聘却积极为使馆提供史料和审定史稿；顾炎武向其外甥史馆总裁徐元文提出修史的有关建议，却又表明“此虽万世公论，却是家庭私语”[1](《亭林文集》卷三《与公肃甥书》)。其实他们把成就故国之史的希望寄托于清朝，这已表明承认了清朝的统治地位。当然，他们始终没有与清朝正面合作，也确实是保持了名节，是当之无愧的遗民。

    遗民对清代官修《明史》的襄助，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受聘与修。最具代表性的是万斯同，他曾被征博学鸿儒，“力辞得免”[10](《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八《万贞文先生传》)，后于康熙十八年底受聘于《明史》总裁徐元文，“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11](《清史列传》卷六十八《万斯大》附万斯同传)；诸纂修官所交史稿，皆由其复审。徐元文罢职后，继任者张玉书、陈廷敬、王鸿绪，皆礼聘其客居官邸，继续刊修史稿达二十余年，直至康熙四十一年死于职中。因此，有人称其“隐然操总裁之柄”是明史的实际主编。清人杨椿曾说：“明史成于国初遗老之手，而万季野功尤多”[12](《古微堂外集》卷四《书明史稿一》)。此外还有如刘献廷为万斯同所转引参史事，王源为徐元文延至其家修《明史兵志》等，也是遗民直接参修《明史》的事例。

    其二，提供史料。史馆开局后，清廷立即采取措施广泛征集史料，各纂修官也积极向民间搜集史料，毛奇龄曾向明史专家张岱征集藏书[8](卷六后附《寄张岱乞藏史书》)，叶方霭在聘请黄宗羲入馆修史被拒后，又请朝廷派人专程到黄家誊抄其所著明史著作。遗民对史馆的工作也积极配合，万斯同赴史馆时，黄宗羲让他带去了其父黄尊素所著《大事记》、《时略》和他自己写的《续时略》等。王世懋的《崇祯遗录》、黄虞卿的《千顷堂书目》、费密的《荒书》等都是这时被征入史馆的遗民明史著作。这些史料在《明史》修撰中起了很大作用，《明史》的一些篇章就是以它们为蓝本的，如《地理志》多取材于黄宗羲的《今水经》，《食货志》滥觞于王原的《明食货志》，《艺文志》则是对《千顷堂书目》的剪裁增删。

    其三，提出建议。史称：黄宗羲“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必咨于公”[13](《鲒埼亭集》卷十三《梨洲先生神道碑》)。顾炎武也常被“史局咨之”[14](《顾亭林先生年谱》)。他们与史馆人员往复书札，讨论有关问题，提出建议和主张。如黄宗羲有《移史馆不宜立理学传书》，认为道学无以为名，《宋史》立道学传乃元儒之陋，《明史》不宜立理学传。他的主张受到史馆的重视，当时，总裁徐元文倡立理学传，史官朱彝尊等表示反对，汤斌出示了黄氏的信，史馆“遂去之”[13](《鲒埼亭集》卷十三《梨洲先生神道碑》)。此外，“本纪则削去诚意伯撤座之说，以太祖实奉韩氏者也”；“党祸则谓郑鄤杖母之非真，寇祸则谓洪承畴杀贼之多诞”等，史局皆依黄说[13](《鲒埼亭集》卷十三《梨洲先生神道碑》)。顾炎武向徐元文建议：“此番纂述，止可以邸报为本，粗具草稿，以待后人，如刘呴之《旧唐书》可也。”[1](《亭林文集》卷三《与公肃生书》)在与史官潘耒的信中，顾炎武也重复了这个主张[1](卷三《与次耕书》)，他的建议也被史馆采纳了，据朱彝尊说，徐元文主持编《崇祯朝长编》，即“止据十七年邸报，缀其日月”[15](《曝书亭集》卷三十二《史馆上总裁第六书》)。

    其四，审核史稿。康熙十八年以后，史馆借助遗民之力审核史稿甚多，除万斯同长期从事此工作外，许多志稿还请在某一方面有精深造诣的遗民学者把关。如“天文志为吴志伊所修，徐敬可、刘继庄各有增定”[16](《雪桥诗话续集》卷二)；吕留良也曾受托审定天文志，择出难解者八十二纸[17](《明史例案》卷八，吕留良《答谷宗师论历志书》)。黄宗羲审定吴任臣等所撰历志后，梅文鼎又以自己所撰《历草通轨》补订黄稿，摘出舛误五十余处[18](《明史历志拟稿提要》)。

    以上四项，足见遗民对《明史》的贡献和影响之大。遗民史家大都具有广博的学识和精深的专业素养，顾炎武、黄宗羲等都具有丰富的明史著述，因此才能在史局问难时，答疑解惑，纠谬补正。万斯同更是公认的明史专家，他“于明十三朝实录几能成诵，其外，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熟悉，随举一人一事问之，即详述其曲折始终，听者若悬河之泻”。其助手与其审定史稿时，凡有史事未明出处者，向其质问，他讯即以纸条作答：“在某书某卷某叶”，助手“检书查阅”总是“不爽辎铢”[19](《学箕初稿》卷二，《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可见其于明史之熟悉程度。此外如审定历志的梅文鼎是当时著名的历算学专家。这些人的专业知识，无疑会对《明史》的质量起到把关作用，可以说《明史》至今被认为是比较可信的著作，与这些专家当时的努力分不开。

    明遗民在朝代更替、社会动荡之际，秉承传统文化的精神，既保持气节，不仕异代，又不胶执、颓废，他们把经世致用的思想落实在研治明史上，于文化有所贡献、于社会有所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1]顾炎武.《亭林文集》[M].四部丛刊本.

    [2]夏允彝.《幸存录》[M].明季稗史初编本.

    [3]王源.《居业堂集》[M].道光十一年刻本.

    [4]张岱.《石匮书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唐甄.《潜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6]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M].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7]潘耒《遂初堂集》[M].康熙间刻本.

    [8]张岱.《嫏孉文集》[M].光绪三年刻本.

    [9]钱大昕.《潜研堂集》[M].嘉庆十一年刻本.

    [10]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M].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11]《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魏源.《古微堂外集》[M].道光间刻本.

    [13]全祖望.《鲒埼亭集》[M].嘉庆九年借树山房刊本.

    [14]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M].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15]朱彝尊.《曝书亭集》[M].康熙间刻本.

    [16]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M].求恕斋丛书本.

    [17]《明史例案》[M].吴兴嘉业堂刊本.

    [18]梅文鼎.《勿庵历算书目·历志赘言提要》[M].

    [19]黄百家.《学箕初稿》[M].康熙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