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清易代之际，面对社会的陵谷迁变，那些曾是明朝臣子的士大夫，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新的社会角色选择。从大的方面讲，他们要在生与死之间表明立场，不少人看到故国沦亡，家园罹难，国恨家仇，使他们举起“复明”的旗帜，奋起反抗，乃至为国捐躯，如陈子龙、黄道周、瞿式耜等，都牺牲在抗清战场，做了千秋雄鬼。也有的人吟咏着“惭无半策匡时艰，唯有微躯报主恩”、“洵知世事难争讨，愿判忠肝万古留”的绝命诗句，自尽而亡。他们都以“死”表达了对大明王朝的耿耿忠心。

    更多的人则选择的是生。在清廷成为中原实际统治者的现实情况下，由明入清的人无论是否愿意，都在客观上沦为清朝的统治对象了。然而他们的政治立场并不一致，有的人甘为顺民，出仕新朝，做了所谓“贰臣”；有的人则坚守气节，不仕新朝，以“遗民”自居。这就是当时士人所谓“出”与“处”的不同。

    清初遗民之多，堪比元初，这是因为清与元都是以异族入主中原，长期接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之传统文化教育的士人，华夷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有一种天然的抗拒外族入侵的民族意识。同时宋明理学的兴盛，也造就了士人的忠君思想。而明崇祯帝的自缢“殉国”和清初实行的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使由明入清的士人忠君思想和民族意识更为强烈，因此，明遗民也就格外的多。

    清初明遗民高蹈不仕，有许多避世之道。有的隐身山林，如王夫之隐姓埋名，“窜身瑶岗，声影不出山林”，直至身死。有的闭门独处，如徐枋栖身乡间，“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不出户庭”。有的祝发为僧，屈大君有诗云：“今日东林社，遗民半入禅。”还有的人佯狂作痴，使酒骂座，如归庄抗清失败后归乡，佯狂终身；屈大君“使酒谩骂，若不可一世”。

    明遗民无论采取何种立身行世之道，无非都是要坚守气节。为此，他们绞尽脑汁，不惜一切代价。吕留良自谓平生最畏惧贵人、名士和僧人，但为了躲避清庭的征召，却毅然削发为僧，称自己是僧乎不僧、俗乎不俗之人。阎尔梅说那些佯狂骂座之人，“海内误传能骂座，听来原是哭思陵”。正道出遗民即要全躯自保、又要坚守气节而迫不得已才采取迥异于一般士人的行世之道的苦衷。

    明遗民隐居不仕绝非不关心政治，他们吟诗作赋、研经著史，以各种形式抒发政治情怀，寄托政治理想。顾炎武著《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后学，待一治于后王”[1](《亭林文集》卷六《与杨雪臣》)，代表了当时许多遗民学者的治学目的。他们积极从事经世致用之学，其中，研治明史是主要内容之一。明遗民的明史研究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私撰明史，一是襄助官修明史。

           

二

 

    明遗民私修明史著作的体裁丰富，体例多样，如谈迁的《国榷》、彭孙贻的《平寇志》、李清的《南渡录》等为编年体，查继佐的《罪惟录》、王夫之的《永历实录》、李世熊的《狗马史记》等为纪传体，叶轸的《明纪遗编》、邹漪的《明季遗闻》、邵念鲁的《东南纪事》和《西南纪事》等为纪事本末体，卢宜的《续表忠记》和《二续表忠记》等为传记体，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学案体，李清的《三垣笔记》、费密的《荒书》等为笔记杂录体。除了这些专书之外，明遗民还以撰写明代人物的神道碑、墓志铭、小传、行状，为有关明史著作写序作跋，以及作咏史诗等形式，记载和评论明史。在不少政论性著作中，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中，也不乏探讨明史的篇章。

    明遗民的明史研究最为明显的特征是重视明季史。清初的著名遗民学者，几乎都有明季史著作，顾炎武有《圣安本纪》、《熹庙凉荫记》，黄宗羲有《行朝录》，王夫之有《永历实录》，孙奇逢有《甲申大难录》。翻开谢国桢先生的《增订晚明史籍考》，皇皇巨制达二十卷，其中清初产生的明季史著作，绝大多数出自遗民之手。这是因为他们不仅要通过撰写明史，寄托故国情感；更重要的是，作为遗民他们耳闻目睹了国亡君死、异族入侵，亲身经历了剃发、易服、圈地等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创巨痛深，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更激发了强烈的历史反思精神，他们要究明昔日庞大的明帝国何以被农民起义所推翻，要探讨清何以兴、明何以亡，这促使他们关注明万历以后的衰亡过程及其原因。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明遗民的明史研究成就不在历史编纂学上、也不在治史方法上，而是在历史评论上，更具体地说，是在对明亡问题的探讨上。他们的评论主要围绕下列几个问题展开。

    1、关于崇祯帝与明亡的关系。

    崇祯帝在农民军兵临城下，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缢于煤山，并在其龙袍上书有：“皆诸臣误我”等语。据此，一些遗民史家大肆渲染，称：“烈皇之英明勤敏，自当中兴，而卒致沦亡者，以辅佐非人也。”[2](《幸存录  门户杂志》)又称：“从来死国之烈未有过于烈皇，亡国之痛未有痛于烈皇也。”[3](《居业堂集》卷十八《先府君行实》)这种论调，讳言君之过，一味强调“有君无臣”，为崇祯帝推卸亡国之责，反映了一部分遗民的封建愚忠观念。

    更多的遗民史家，在称颂崇祯帝“亡国之正，千古一人”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其在治国方略上的种种失误。如张岱指出：崇祯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昔改朝更”[4](《石匮书后集》卷一)。沧江漫叟《东江遗事序》也指出：“读史者谓明之亡也，有君无臣，以思陵非亡国之君也。然其所以亡有三道焉：急于求治，率于用人，闇于度事。”唐甄、谈迁等还具体分析了崇祯帝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面对文武群臣，无“择人之明”，以致使贤奸并进，甚至乱臣当权；即或使用了几位贤才良将，却又好疑多猜，使之难以施展才能。这些分析说明崇祯帝在明亡问题上难辞其咎。

    更有秉持批判精神的遗民，如戴笠就毫不留情地论列崇祯帝的亡国之责，如“好察而不明，好佞而恶直，好小人而疑君子，速效而无远计，好自大而耻下人，好自用而不能用人”等等。

    这些评价出自对明朝怀有深厚感情的遗民之口，体现了他们“不虚美，不掩恶”的直笔精神。

    2、关于明季大臣的亡国之责。

    遗民对于明季大臣多持尖锐批评态度，认为文臣贪武臣骄是明亡的重要原因。其论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学无术，无济世之才。唐甄指出，明季大臣“无定乱之才，无致治之学”，以致奏疏建言，如蝉鸣般夸夸其谈，“言虽忠直，实蜩螗沸羹也”[5](《潜书  格君》)。戴笠指出，明臣的亡国之责就在于“善因循而不善改辙，善大言虚气而不善小心实事”。[6](《怀陵流寇始终录  自序》)

    第二，贪污贿赂，玩忽职守。潘耒说：“明之末造，政以贿成，亲民之官，莫肯留心抚守，但知剥下媚上以取升迁，民不胜诛求，则群起而为贼，贼日多而民日少，以有驱之者也。”而由于大吏玩愒，人不知兵，以致面对农民起义，初而“蔑视为不足平”，继而了无长策，“争言招抚”[7](《遂初堂集》卷六《寇事编年序》)。所以他把“守令贪残”、“大吏玩愒”列为明亡的重要原因。

    第三，朋党相争，排斥异己。王世德指出，明季大臣“惟知营私相倾轧，致疆场日蹙，中原盗贼蜂起，环顾中外，一无足恃。……虽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门户牢不可破，如其党即力护持之，误国殃民皆不问；非其党，纵其才有可用，必多方陷之，置之死，而安危所不恤”。[3](《居业堂集》卷十八《先府君行实》)对于党争之害，遗民深恶痛绝，所以不仅严厉谴责阉党，对东林党也痛加挞伐。有人称张岱《石匮书》“此书虽确，恨不拥戴东林”，张岱解释说：“夫东林自顾泾阳(宪成)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朋党之祸与国家相始终。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8](《嫏孉文集》卷三《与李砚翁》)故无拥戴可言。

    上述分析抓住了当时腐败政治的主要问题，是切中肯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