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应该指出，钱氏评论历史人物是很强调“史识”的。如，五代周世宗柴荣政治上得而旋失，欧阳修、洪迈对此评论不一。钱氏指出：“洪容斋以为失于好杀，列举《薛史》所载甚备，而《欧史》多芟之。容斋论史有识，胜于欧阳多矣。”[3]又如，宋人史弥远、韩侂胄之奸有轻重之分。钱氏以为，史之奸“倍于 胄”，但《宋史》“独不与奸臣之列”，这是《宋史》作者“无识”之过[2]。
史评、史论，仅凭学与才是不够的，必须有识，识是主导的。钱氏强调史识，以实事求是为准绳，就是有识之见。
六、师古之是
钱氏颇强调“师古”之“是”[1]。这个“是”，不是今人理解的规律性，而是为人、为学、为政之道，要求今人学习历史文化传统中优良的东西。
治史的人，是研究和评判古人古事的，又是站在当今实地的，如何对待古与今，是个重要问题。对待古今，历来有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崇古、美古，把古代说成黄金时代，把古人美化为圣贤；一是轻古、丑古，把古代古人说成愚昧、野蛮，一无是处。两者都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历史主义，实事求是，考察其历史是非，学古人之优，师古人之是。我国有以古为镜的传统，往往是，一者自觉地以古为镜，主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吸取养料；一者被动地受人告诫，不犯错误，或有错即改。而总的要求，无论智愚，无论君子小人，无论主动与被动，都要以古为镜，师古之是。乾嘉学者有博古倾向，一般是讲求以古为镜的。钱氏亦然。但钱氏博古而不忘今，既不肆意地蔑古或崇古，也不盲目地信古和师古，强调“必求其是”，师古之“是”，只向古代较为正确而于今有用者学习，以期有益于今。因为他治史，注意历史文献，搞历史考据，所以主要表现在历史文献学方面。
钱氏继清初顾炎武指责明人空虚措大的学风之后，通过考究历史，也觉得明人学风确实蹈虚。他考证明代学者及其著作，往往坦露己见，发表议论。如，他考证当时俗传本《竹书纪年》必是伪书，甚为拙劣，乃明人所为，评曰：“惟明人空虚无学，而好讲书法，乃有此等迂谬之识。”[3]又如，明崇祯（1628-1644年）年间所修《太仓州志》，叙地理沿革及人名多有谬误，评曰：“明人好谈名节，而于纪载多失讨论。如此者盖不少矣。”[3]
钱氏以为，明人空疏学风，与科举制度有关。科举取士，主要是凭八股文，而不讲求真才实学。钱氏指出，自明以来，士大夫好读诗，但竟然不懂得双声，“盖八股取士所得，皆束书不看，游谈无根之子衣钵相承，转为读古书为务外”[3]。
同时，钱氏批评不认真读书的文人。他指摘高士奇《天禄识余》、邵长蘅《古今韵略》中的错误，说：“两君皆有文名，而不读书，故涉笔便误”[3]。他以为好名的文人，多半是不认真读书的花架子。
但钱氏对待古人并不菲薄，而是很尊重的。他以下棋为喻，说：我看别人下棋，觉得人家不高明，自己下起来还不如别人，从此老实了。然后又说：“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无一失乎？”[1]就是说，对待古人的失误，要能设身处地为其考虑。以现在的话来说，要有历史主义的态度，不能离开历史而苛求古人。
他反对文人相轻，尤其反对轻视和苛责古人。曾说：“杜子美诗所以高出千古者，不薄今人爱古人也。”并举出杜甫护惜王、杨、卢、骆之例，而讥近有浅薄者竟然苛责古人，“犹鲲鹏之与蚍蜉矣。”[3]他劝告那些一心想成名而无把握者，最好的办法是“多读书”、“善读书”。读书一定要多，如果“胸无万卷书”，只靠玩弄笔锋，取快一时，必然小池立涸。要善于读书，如果读书没有真正的心得，而自以为是，即使一孔之见“非无可取”，而学识终究肤浅，也称不上“善读书”。只有像有些古人那样“穿穴经史，实事求是”，从读书中有所体会，始发议论，才有可能“卓然成一家言”[1]。
他劝告学子读书要慢慢来，循序渐进，积累心得，议论平实。他引了朱熹的话：“近日学者病在好高，《论语》未问‘学而时习’，便说‘一贯’，《孟子》未言‘梁惠王问利’，便说《尽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读《系辞》，此皆躐等之病。”“圣贤议论，本是平易。今推之使高，凿之使深。”他认为朱熹强调学习要循序渐进，不能越级跳远，议论要平易，不能拔高凿深，“不为过高之论”[3]，都是可取的。
对待古人的正确态度，是在辨析优劣是非的基础上，学其优，师其是。有人问：对于《论语》“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一语，有几种说法，后人何适何从？钱氏答：“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一儒之先后异，从其是焉者也。”[1]就是说，对于优劣是非问题，不论古人或今人，不论其人往昔与今日，应当“从其胜”、“从其是”。
钱氏有这样的铭言：“亦详亦要，有本有原，吾师乎古之人。”[1]意思是，要学习古人那种详要得体，学有本原的优良传统。他以为臧玉林的《经义杂识》，“实事求是，别白精审，而未尝驰骋共辞轻讥先哲”；并说：“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1]这里强调的是，不能狂妄地轻讥先哲，而应学习他们正确优良的东西。
对于有些学人故弄玄虚，钱氏非常反感。有个程秀才在其所撰《易源》中，大谈“先天”、“无极”之旨，多为推论，玄之又玄。此人将书稿呈给钱氏看。钱大昕致书于程秀才，说：“承以所著《易源》待正稿相示，仆于经义素非专门，‘先天’、‘无极’之旨，尤所不解，……古之圣贤求《易》于人事，大多忧患戒惧之词。后之儒者，求《易》于空虚，故多高深窈妙之论，……自处至高，自信至深，谓己之必无过，且患人之言其过，辩论至多，义理益昧，岂《易》之教固若是乎！此仆之不敢言《易》也。”[1]他与那些玄虚好辩，“多高深窈妙之论”者兴趣不同，故表示没有共同语言，实际上是根本否定之。
钱氏虽然擅长考据，但不固囿于此，对于经世致用并不反对，有时还予以肯定。他很欣赏胡谓所著《禹贡锥指》（二十卷，为图二十七篇），不仅称赞胡氏“尤精于舆地之学”，还指出：“汉唐以来，河道迁徙，虽非《禹贡》之旧，要为民生国计所系，故于《导河》一章，备攻历代决溢改流之迹，且为图以表之。其留心经济，异于迂儒不通时务者远矣。”[1]这里强调了胡渭经世济民之意，关心有关民生国计的黄河历代决溢改流问题，不同于不通时务的迂儒。故这里要赘言一句：史学界有讥刺乾嘉考据学者毫无经世思想之说，认为他们博古而不通今，似乎欠妥，乾嘉学者的博古倾向是很显然的，但他们也有多多少少的经世思想，只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难以伸展其志，而多被迫钻故纸堆而已。
古人治学是很认真谨严的，往往几十年才撰成一书，甚至有两代人成一书者，如司马氏谈、迁父子之《史记》，班氏彪、固、昭父子兄妹之《汉书》，等等。这种认真谨严的学风，一直影响及清代学者。积30余年心力著成《古文尚书疏证》的阎若璩，为了考究“使功不如使过”这句话的出处（注：此语首见于《后汉书·独行索节的传》。），历经20年才搞清楚。钱氏欣赏阎若璩的经验之谈：“甚矣！学问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1]意思是，治学需有不怕艰辛的精神，长年累月地钻研、积累和推敲，不可能轻率而速就。这是中国学者治学的一个优良传统，钱氏对于后学梁玉绳专精毕力于考究《史记》，以几二十年的时间撰成《史记·志疑》一书，也很赞赏，说他兼有“河间之实事求是，北海之释废箴肓”，“斟酌群言，不没人善”的优点[1]。换句话说，钱氏认为梁玉绳继承和发扬了古人治学的优良传统，是“师古之是”的佼佼者。
钱氏对于古代学者的学问、学风，多有考评，态度诚恳。试举几例：
他有一条答问，谈许慎的《说文解字》，三千余字，其中有云：“叔重（许慎字）生于东京全盛之日，诸儒传授，师承各别，悉能通贯，故于经师异文，采摭尤备。”在举了一些例子之后，又说：“经师之本，互有异同，叔重取其合乎古文者，称经以显之；其文异而义可通者，虽不著书名，亦兼存以示后人之决择。此许（叔重）所以为命世通儒，异于专己守残、党同门而妒道真者也。”[1]汉代有今古文之争，分古文、今文两派，许慎属于古文学派，但他的《说文解字》不仅取古文学派的，也收今文学派的。是后直至清代，仍有今古文之争。钱氏很赞赏许慎的学风，称其为“命世通儒”，同时讥及后世专己守残、门户成见之流。
他对于范缜《神灭论》十分推崇，指出：“齐、梁人多好佛，刘彦和序《文心雕龙》，自言梦见宣尼（孔子），而晚节出家，名慧地，可谓咄咄怪事！颜子推累世儒家，而《家训·归小》一篇，见讥后代。范子真（缜字）《神灭论》，其中流砥柱乎！”[3]范缜《神灭论》具有无神论之光辉思想，确有反佛的历史意义。钱氏指责刘勰、颜子推的好佛倾向，称允《无神论》为“中流砥柱”，已指出了它的历史意义，可谓高见卓识。
他对于刘知几《史通》曾评论长短。指出：《史通》乃刘知几“感愤”之作，“指斥”祖宗敕撰“所修《晋》、《梁》、《陈》、《齐》、《周》、《隋》六史”尤多，表面上批评古代史籍，甚至疑古惑经，实际上“以掩诋毁先朝之迹。耻巽辞以谀今，假大言以蔑古”，这是“柳翳隐形，志在避祸”的手法，“千载之下，必有心知其意而莫逆者”[3]。这话非常中肯，指明了刘知几的心迹，还表示了愿为刘氏莫逆之交的思想。凭此，可以断言钱氏于考史中也有以古讽今的思想内容。他又说：“刘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往往采其结论”，并举出了例子，还说：“后代奉为科律，谁谓其书无益哉！”[3]
他对顾炎武较为推崇，尤其是肯定顾氏在明清之际学风转变方面的历史地位（注：参考《潜研堂文集》卷33，《身晦之论尔雅书》。）。但也坦诚地批评顾氏考论有所失误。如，《日知录》谓“员缺”之名“自晋时已有之”。钱氏举出《汉书》诸传七八例，指出：“西汉已有‘缺’称，不始于晋也。”[3]又如，他指出《日知录》谓随会不与（晋）文公同时”；引谢肇＠(12)之说，“以为祧庙不讳之证”，都有失误，末了说：“顾氏偶未审耳！”[3]再如，《郃阳令曹全碑》末有“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语，这与《后汉书·灵帝纪》的纪日不符。顾炎武《求古录》据《灵帝纪》而疑《曹全碑》为后人作伪。钱氏据汉代《四分历》推算，并参考了《谯敏碑》和《后汉书》等其他材料，断定《曹全碑》纪日正确，《灵帝纪》纪日有误，说明顾氏怀疑《曹全碑》欠妥[4]。类似情况，还有一些。这说明，钱氏既尊重古人或前辈，师古之是，又不盲目迷信，而是实事求是。
他对于古今士风颇为感慨，在士人对待义利问题上，他以为，“古之士无恒产而有恒心”，今之士“临财苟得，临难苟免，好利而不好名，虽在庠序，其志趣与市胥徒何以异哉！”[3]意思是，古代士人好义，图个好名声，现在的士人学子志在好利，与商人差不多。在学风问题上，钱氏以为学术界存在一种剽窃行为，“偷语，偷义，偷势”都有人干，“后代诗文家免于三偷者寡矣”。就是说，后世文人做“偷”儿的很多。他说，顾炎武讥刺明人“所著书无非盗窃”，话虽然说得“太过”了一点，但“深切中隐微深痼之病”。又说：“今之举业文字，大率生吞活剥，其词必己出者百无一二。士习之不端，于作文见之矣。”[3]钱氏正会抓反面教材。
除了有关为学问题外，钱氏还提出了一些为人、为政方面的内容。
历史曾发生过“元祐党籍”、“建文奸党”等案件，株连及一些忠正之士被害。钱氏对此评曰：“奸臣、暴君快意于一时，而被其毒者留芳于百世，心愈狠而计愈拙，当时无恻隐羞恶之心，后世岂无是非之心哉！”还说：“徐健庵云：‘做官时少，做人时多；做人时少，做鬼时多。’此辈惜未闻斯语。”[3]意思是，歹徒作恶只能快意一时，而永恒的历史自有定评，后人自会明辨是非。这是以史实说明为人为政的重要性，告诫人们奸恶终究要被钉在历史审判书上。
宋以来称地方长官为“父母官”，讲求为官之道，可是那些为官者多半是“乌鸦之色”。钱氏对此不无感叹。他曾考究了“父母官”名称的由来，然后说：“（今）有不爱百姓之官，甚者假其势以恣其残暴，苟有人心者，能毋顾名而惭且悔乎！”[3]这是循名责实，讽刺官吏仗势作恶，简直是狼心狗肺，给“父母官”之名抹黑。
“河防”是中国历来的大问题。钱氏因无实践经验，提不出什么精到的意见。但他觉得，顾炎武《日知录》所说的负责河防的大小官员乘机渔利，确是个大问题，并说：“今之官吏，其好利犹昔也。……竭海内之膏脂，饱若辈之囊橐，赏重罚轻，有损无益，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深可虑也。”[3]这种仇视官吏无孔不入地损公肥私、侵民渔利的态度，对民生国计的忧患意识，也是“师古”的良好表现。
钱氏曾讥刺历史上的言语文字狱。如，他提到北宋熙丰之间盛行诏狱，轻施凌迟“滥酷之刑”，以对待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指出：“自诏狱兴，而以口语狂悖者，皆丽此刑矣。”[1]这是钱氏所反对的。还指出：“今法有凌迟之刑”[3]。这显然是借古讽今。又如，他指出北宋蔡确因赋车盖亭诗，被指讥讪朝政，被贬；而认为，“蔡确固是＠(15)人，但以《题车盖亭诗》，文致其罪”，“不免过当”，“其后卒起同文之狱”[3]。再如，钱氏提到北宋元祐年间的朋党之争，程伊川之徒朱光庭“首挝东坡（苏轼）试馆职策问，以谤讪先朝为词”，目的是“为师（指程伊川）报怨”，于是引发了“绍述之祸”，结果朋党双方两败俱伤，并其师亦入于党籍而不复振”。钱氏指出：“夫摭语言文字之失，陷人于罪，纵使幸而得逞”，“犹为士论所薄”[1]。应该指出，“士论所薄”之“士”，当然包括钱氏本人。自宋至清屡有文字之祸，清朝文字狱尤烈，钱氏在此是否言古喻今或以古讽今呢？似有这个意味。
钱氏大多是考史所及，即兴发论，也有的是为发论而特意考究的。他往往有感于世情，而又不敢大胆地讥刺时政。因此，其论不免吞吞吐吐，其言大多支离琐碎，显然不是纵情发论，没有系统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但钱氏是个有良知的正派学者，其师古之是，言简意赅，还是颇有意味的。
结 语
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大要是如下几点：
（一）史以传信。务使史籍成为信史，真实可靠。这是史学的基本要求和准则。
（二）考证求实。对史籍进行考证，或以金石文与史籍互证，目的在于祛疑指瑕，订讹规过，惟求其实，惟求其是。
（三）专题考究。对某些历史的真伪是非问题，需要下功夫认真推敲，故作专深考究。这点显示出乾嘉史学的最高水平。
（四）记述从实。不仅着重考证，还强调据事直书，悉从其实，这是“实录”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五）议论切实。考而后言，言之有据，论之平允，知人论世，忌用《春秋》褒贬笔法。
（六）师古之是。师古不盲从，从其是而已。师古是为今，期望有益于世道人心。
钱氏所提的“实事求是”，大致如此。他的考与论，几乎不引据经义礼法，只是考而后言，强调实事求是。故我以为，钱大昕的实事求是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不只是方法问题，而是重要的史学思想，是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及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5严久能娱亲雅言序，卷24臧玉林经义杂识序，卷23山东方试录序，卷6答问三，卷22记汤烈女事，卷8答问五，卷26郑康成年谱序，卷2春秋论，卷13答问十，卷24三国志辨疑序，卷2梁武帝论，卷31跋孙尚书大全集，卷32跋张晋江札，卷28跋陈黄中宋史稿，卷2晁错论，卷24臧玉林经义杂识序，卷17弈喻，卷25严久能娱亲雅言序，卷9答问六，卷17书局砚铭，卷24臧玉林经义杂识序，卷36与程秀才书，卷38胡先生渭传，卷38阎先生若璩传，卷24史记志疑序，卷11答问八，卷31跋渭南文集，卷2洛蜀党论[A]．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2]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5史记·老子韩非，序，卷64五代史·冯道传，卷52新唐书·萧铣传，卷80宋史·史弥远传[A]．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3]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0科兴之弊，卷18沈圭说，卷7宋儒议论之偏，卷18文字不苟作，卷18法后王，卷15史氏墓三碑，忠恕，曾王晚年异趣，卷6五代史，竹书纪年，太仓州志，双声，卷14天禄识余，卷18文人勿相轻，卷18朱文公议论平实，卷16范缜神灭论，卷13史通，卷10员缺，卷14日知录，卷18义利，卷7诗文盗窃，卷7党籍，卷16父母官，卷18河防，卷7凌迟，卷16蔡确车盖亭诗[A]．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4]钱大昕．金石文跋尾，卷16提举常平司公据跋，卷12善才寺观音院记跋，卷10赐冥福禅院地土牒，卷20徐休复祷先圣文，卷15宣圣及七十二弟子像赞，卷1ｈé＠(13)阳令曹全碑跋[A]．嘉定钱大昕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