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知人论世
钱氏的“实事求是”，还包含评史事、论人物的内容。
一般以为考据学者是为考证而考证。其实不然。钱氏考史，往往表示己见，发表议论。他强调“实事求是”，言论要有根据[1]，而“必求其是”[1]。所撰《廿二史考异》，一方面是祛疑指瑕，另方面也发微揭隐。比如，有说《史记》不当以韩非与老子同传。钱氏则以为，“申韩之学，皆自谓本于老子，而实失老氏之旨。史公《自序》述其父说，道德与名、法各为一家；而于此赞（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赞》，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又明辨之，言其似同而实异也”。“说者讥韩非不当与老子同传，盖未喻史公微旨。”[2]这是说明司马迁作传之旨，而批评论者之非。
对于科学制度之种种弊端和消极作用，钱氏有切身体会，加以批判。他所撰的《十驾斋养新录》第十卷中，从《三公》到《乡试录》共35条，都是谈官制和乡试问题的。其中有曰：“魏华父云：‘释老之患，几于无儒，科举之患，几于无书。’（《杜德称墓志》）又云：‘……今易吏而主其事，糊名而察其言，望实之素著，或攻而去之，文词之稍差，或惧而抑之，宁收卑近，无拔俊尤，其幸而得之，则又将以其取于人者取人也。’（《眉山创贡院志》）”[3]这里钱氏引他人之论而无己论，似乎没有主见，然此条目《科举之弊》是引述者所加，显然已说明了他的看法，所引魏氏之言即引者的观点。再如，钱氏曾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往典山东乡试，后来写了《山东乡试录序》，其中有云：“顾士积学数十年，文字不中，有习程式终老于场屋者；而浅学薄植，偶幸一日之长而侥幸弋获者，亦间有之。唐臣韩愈有言：‘唯古于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夫摹拟沿袭之文，古之能文者羞称之，而今或以为弋取科名之捷径，宿儒既不遇，浅学之登科，其未必不以此也。”[1]其讥刺科举制出不了真才实学，显而易见。
在考证文章里，钱氏还有刺世怜民的文字。比如，苏州双塔寺，宋代为寿宁万岁禅院，按例每日应向官府交纳醋钱一百四十文。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知寺僧请求蠲免此税，获准，浙西提举司发给免税凭证，寺僧即以公据刻石为证。钱氏跋云：“酒、醋，民间日用所需，而宋元禁百姓私造，官取其息。即一寺计之，每岁合输数万钱，则人户之抑配可知。今郡县有醋坊桥，有醋库巷，犹沿宋名，知醋之累民甚矣。”[4]这是根据真凭实据，批判宋代苛捐杂税累苦百姓。又如，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阳翟善才寺观音院立有一碑，碑记末列有“内品监许州阳翟县盐曲商税邝延遇”，“殿前承旨监许州阳翟县盐曲商税董某”，“供奉官前监许州阳翟县盐曲商税李某”等三人。钱氏指出，内品是宦官，供奉宫、殿前承旨皆武人，并说：“一县之小，而监当盐税者不一，其员又以内侍、武夫充之，民其不堪命乎！”[4]经他这么一指点，宋代官府盘剥百姓之罪恶昭彰，而作者怜民之心也显然可见。
钱氏在考论中不时流露了思想，如，有人问：《诗·召南·野有死 》“吉士诱之”中的“诱”，以往学者有解作“挑诱”者，又有不同意见者，究竟怎么解释？钱氏的回答，转弯抹角，否定“挑诱”之说[1]。其实这是一首爱情诗，男挑诱女，女与男相会，情理之常。钱氏否定之，不免有卫道之味。但他在妇女问题上，往往对宋代以来的贞节观有所抵触。有人问他：男女定了亲，女尚未出嫁，男死，女“从其夫以死，礼欤？”他答：“非礼之中也。……先王制礼，初不以从一而终之义责之未嫁之女。而后世乃有终其身不嫁者，有就婿其室而事其父母者，甚至有以身殉者，此礼之所无有也。”[1]他对于未嫁女“从死”之事，以为古礼没有这样的要求，不是适当的礼法。他记了沈圭所言“妇人以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的话之后，说这话“虽为下等人说，然却是救时名言。”[3]这都不是地道的封建卫道士的口吻。又如，钱氏对于妇女“七出”（也称“七去”、“七弃”）的礼规，并不从维护封建夫权的角度进行说教；却以为，有的妇女，与其被迫害致死，还不如出而活命，“亦何必束缚之，禁锢之，置之必死之地以为快乎！先儒戒寡妇之再嫁，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予谓……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1]此论比之宋儒道学家的说教，通情达理一些。
可以说，钱氏是注意据事实而发论，反对放空炮，要求说实话的。
钱氏颇注意评论历史人物。注重为人，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故评论历史人物就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评论？可以说是非纷纭，黑白杂陈。其中有个严重的毛病，是以主观主义、封建伦理观点为武器，对历史人物评头论足，褒贬抑扬。钱氏虽然也是儒家思想，也有伦理观念，但他反对评论者不懂装懂，随便议论，强调“必知其人而论其世”[1]，要求了解其人其世，知其身处，才有评论之权。他批评有的学人：“强作聪明，妄生＠①痏，不稽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之所难行，责人之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2]即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评论，不了解历史，装作内行，调子唱得高，苛求于古人。
钱氏以为，“人之善恶，固未已知，论人亦复不易。”他指出，扬雄仕于王莽不无可议之处，“然方之刘歆、甄丰之徒何如？方之（王）莽、（曹）操、（司马）懿、（刘）裕之徒又何如？”如果加以比较，论定其过，“轻重必有别矣”。他以为，切不可“上下其手”而任意“予夺”[1]。
钱氏还反对门户之见，曾批评朱熹“意尊洛学，故于苏氏门人有意贬抑，此门户之见，非是、非公也。”[3]他告诫，论评人物，“勿为党同丑正之言。”[3]
在评论历史人物时，钱氏主张了解历史的全面情况，反对只知其一，而泛论其余。有人问：《续纲目》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三月，“以王曾兼会灵观使，曾辞不受”；其九月，书“太尉、玉清昭应宫使王旦卒”。说者云“特书曾之不受，所以讥旦之受也”。是不是这个意思？钱氏答：宋时宫观之职，大臣大儒多为之，或受或辞，“均非大节所系”。“后之评史者，大都未阅全史，偶举一节，而震而惊之，无异矮人观场也。”[1]意思是，不了解历史全面情况，只抓住个别情节，便任意猜测而海论一气，这种主观片面之见，犹如“矮人观场”之可笑。
评论历史人物，还当了解历史情势。对于荀子“法后王”之说，王伯厚“深诋之”。钱氏以为，王氏“未达荀子之意”。他指出：当时“老庄之言盛行，皆妄托三皇，故特称后王，以针砭荒唐谬悠之谈”。“后儒好为大言，不揆时势，辄谓井田封建可行于后代”，实在是无知[3]。钱氏此论，颇有点历史主义的味道。
空论，人云亦云，似是而非之论，在史论方面几乎司空见惯。钱氏反对之，要求“实事求是”。比如，他通过考证，觉得欧阳修所撰《五代史·冯道传》“其击旻也，鄙（冯）道不以从行，以为太祖北陵使”这条记载，颇有问题，既指出欧史言及的时间有出入，冯道为山陵使是在显德元年（954年）二月丁卯，世宗亲征则在三月乙酉启行，时间上是颠倒的；又指出其评冯道也欠允当。从而发论：“欧公恶（冯）道而甚其辞耳。儒者好以成败论人，若以当日时势论之，则新造之邪，人情未固，加以大丧未毕，千里出师，一有败衅，国亦随之，亲征固危事也。此与澶渊之役时势迥殊，（冯）道言虽不验，究为老成练事之言，不可以人废之。”[2]这是通过考证，指出欧阳修因厌恶冯道为人，其史评述乃有失实之处。再如，《新唐书·萧铣传》有这么一条史论：“萧铣力困计殚，以奸言自释于下，系虏在廷，抗辞不屈，伪辩易穷，卒以诛死。高祖圣矣哉！”钱氏对此下了这样的按语：“萧铣，梁之后裔，为众所推，非有失德，乃唐兵深入，自揆努力弗若，不惜生降，以全民命。其答高祖，以田横自比，盖道其实耳。高祖自虑养虎遗患，故亟除之。如李密、王世充之徒，虽低首屈服，终亦不免。视宋祖之待刘鋹，有愧色矣。以是为‘圣’，未之前闻”[2]。这是通过论证事实，对于欧史不实不是之论加以批驳。只是这种议论在《廿二史考异》中甚少，不能构成特色。
这里再举一些例子，以观钱氏的“知人论世”。
对于陈寿（字承祚）《三国志》，钱氏认为：“创前人未有之例，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魏氏据中原日久，而晋承其禅，当时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吴也。自承祚书出，始正‘三国’之名，且先蜀而后吴，又于《杨戏传》末载《季汉辅臣赞》，虋虋数百言，所以尊蜀殊于魏、吴也。存‘季汉’之名者，明乎蜀之实汉也。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不过因其意而推阐之，而后论史者辄右习而左陈，毋乃好为议论而未审乎时势之难易，与夫晋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灭，晋实为之。吴、蜀之亡，群然一词推为伪朝；乃承祚不惟不伪之，且引魏以匹二国，其秉笔之公，视南、董何多＠⑦焉。……厥后琅邪绍统，即仿汉中承制之局，凿齿建议祧魏而承汉，直易易耳。考亭（朱熹）生于南宋，事势与蜀汉相同，以蜀为正统，固其宜矣。”[1]对于陈寿“存季汉之名”，习凿齿“建议祧魏而承汉”，朱熹“以蜀为正统”，都从时势方面分析，真可谓知人论世。
梁武帝一代雄主，竟致梁亡。前人多有议论。钱氏批判梁武帝“拒谏自满”，因失政而国亡，说：“治国之道如养生，然养生者不能保身之无病，而务以医以药之；治国者不能必政之无失，而务纳谏以救之。……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纳谏始。”有以为梁亡是梁武帝“耄年委事权悻之故”。钱氏以为，这“非笃论”。他指出：梁之亡，“亡于拒谏而自满也”。“病在自以为是，而恶人之言。”“以四海之大，百司之众，无一人能为朝廷直言，而国不亡者，未之有也。”“元气衰则百病皆得而杀之，不必痈疽之能杀其身也。”梁武帝“特以自信太过，视谏诤之言皆浮而不切于务，徒足以损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1]。此论切中梁武帝要害，鞭辟入里。在封建君主制下，毫无民主可言，雄主自视过高，往往拒谏饰非，自己打倒自己。
五代的冯道，被欧阳修等人讥为不顾丧君亡国只求苟且偷生的无耻之徒。钱氏根据《赐冥福禅院地土牒》，加以考证，发觉牒文是出于中书门下，而押行者则是枢密使加平章事的赵延寿、范延光等人，身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为相者冯道、李愚、刘眗等人皆不参与这样的事实，而发出异议：“盖五代之际，政由枢密，其居相位者无过顽钝伴食之徒，朝政不由己出，虽寻常文书亦不复关白，名为宰辅，实同庶僚。李愚所谓‘吾君延访，鲜及吾辈’者是也。上既不以匡弼相期，而下不以廉耻自立。世徒讥冯道视丧君亡国未尝以屑意，讵知（冯）道在相位固未尝一日得行其志也哉！……然千载而下，非见此牒乌能知当时行事。石刻之有裨于知人论世如此。”[4]这末句的话，说的很实在。钱氏对于冯道无意吹捧或开脱其罪过，也不是故意做什么翻案文章，只是指出当时实权在枢密，冯道为相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尸位素餐而已，说明世人徒讥冯道无耻是不够或欠当的，应该明白冯道不以廉耻自立，主要是由于朝廷不以匡弼相期。也就是说，责任主要不在个人，而在于朝廷和制度，冯道个人的表现有其客观的原因。这种知人论世的史识，比之一般学者只讥冯道无耻之尤，显然高明一些。
宋人徐休复所撰《祷先圣文》愿子孙长遵儒教，似乎此人是个信奉儒教者。钱氏一方面根据此文以察其言，一方面又根据“史称（徐休复）假葬亲之名，乞知青州，到官但殖货，终不言葬事；又以私憾诬人谋反，陷之重辟”的史实（注：可参考《宋史》卷276，《徐林复传》。），深感此人言行不一，撰文假正经，办事真秽行，于是发论：“夫今生后代之说，儒者固所不道，而其所望于子孙习儒者乃出于利禄之私，非真有志于道德也，则亦不得谓之义方矣。”[4]这样讥讽挂羊头卖狗肉的儒者很有意味。言行不一者，古今多有。今有满口宣扬大公无私者，而其人其嗣偷盗行为远远超过窃钩者。钱氏之论，可为千古之叹。
南宋赵构、秦桧君臣事仇忘祖，也宣传尊儒。立在杭州的《宣圣及七十二弟像赞》碑，宋高宗赵构亲撰碑文，秦桧为跋刻于碑阴，喧嚣尊儒重教。钱氏对此写了《跋》以评之，说：“夫治国固有缓急，思陵（指宋高宗）偏安两浙，称臣于仇雠，正复崇儒重道，亦何足掩不孝之名？则数典而忘祖，又在所不足责，而如秦桧之奸邪无学，亦岂能援引典故以证人主之误哉！”[4]这对于称臣事仇的南宋君臣赵构、秦桧之流，也做到了知人论世。
《元史》有《史天倪传》（附其父秉直事）、《史天泽传》，主要是记载传主的经历和功名。钱氏据其乡大都永清县某村的史氏墓三块碑，考明一是史天倪之父《秉直碑》，一是秉直之弟《进道碑》（史不载其名），一是《清源碑》。他特别指出：“《清源碑》载其三世子女嫁娶最详，秉直长女为太师国王夫人，其事不见于它书。史氏父子兄弟各以功名自立，要亦连姻贵族所致。论史者不可不知也。”[3]这里的“要亦连姻贵族所致”一语，独具只眼；“论史者不可不知”，强调了知人论世的重要性。这是根据史氏三碑所刻“连姻贵族”的内容而引发之论，可谓实事求是！
对于古人，钱氏能将其政治表现与学业成就区别对待。比如，他认为，南宋孙仲益其人政治品质不好，“专主和议”，称誉投降派，诋毁抗战派，是个“无是非之心”的人；但其文章尚可，“骈偶之工”在当时应排在前列[1]。又如，明人张瑞图（晋江人），字写得很好，与米、董齐名，曾为当权的魏忠贤写过生祠碑文。其后定逆案，就因其“为忠贤书碑”这件事，名列于逆案。由此，他的字也被人轻视了。钱氏曾见过张瑞图的书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人“龌龊守位”，但无“专权误国之迹”，仅仅因为书魏忠贤碑，“遽加逆名，不已甚乎！”又说：“评书者，当赏其神骏，勿以其素行而訾及翰墨也”[1]。意思是，竟因书碑一事，便名列逆案，做得太过分了；也不能因其素行不佳，而否定其翰墨。
钱氏评论古人是注意分寸的。如，他对王安石为人为政多有贬词，但对陈黄中视王安石为“奸臣”则持不同意见，说：“若王安石之立新法，引佥人，虽北宋祸而本无奸邪之心；郑清之虽党于（史）弥远，其在相位亦无大恶，和叔（陈黄中字）俱以奸臣目之，未免太甚矣。”[1]这里，钱氏对王安石变法有贬意，乃政治观问题，另当别论；而他所论王安石“无奸邪之心”，不同意目为“奸臣”，是个起码的是非问题，不能随意和含糊。这就是把握尺度。古时学者多念念有词，常说这个经义，那个礼法，而往往缺乏一个客观的尺度和准确的分寸，如果学学钱氏知人论世的态度和办法，必有所收益。
评论历史人物，是由评论者思想支配的。钱氏自然也不例外。他信奉儒家的“恕道”[3]，一般说来，他不苛求于古人；因此，他批评王安石“好非议古人”[3]。但他崇儒、反法，对于有些古人那套“任法”、“术数”，甚为反感，甚至讥晁错遭“杀身”之祸[1]，而碍难准确地评论晁错的历史功过是非。此其历史局限性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