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文人相轻”，志局中的江藩与方东树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典型事例。两人的争论，在清代学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激烈交锋，正是与《阮通志》修撰的同时期进行的。江藩，字子屏，号闻堂，江苏甘泉人。仪征与甘泉相邻，阮元与江藩可说是“同里同学”，关系早已非同一般（注：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载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江藩科途不畅，以监生身份终，但学术上却颇负盛名，以治戴（震）、惠（栋）之学著称。年十八撰《尔雅正字》，深受学界称道；作《河赋》数千言，人争传录；撰《高宗诗集注》，由大学士王杰进呈，获乾隆赏识，本拟召见晋用，恰逢林爽文攻陷台湾，召见一事遂罢。学术上江藩极力宣扬汉学而贬损宋学。曾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对汉学之颂扬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又著《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和《国朝宋学渊源记》，对宋学任情贬损。以致后人评说：“郑堂宗汉学，而是书记宋学渊源，胪列诸人，多非其所心折者，固不无蹈瑕抵隙之意。至罗台山孝廉传，痛诋之几无完肤，其人苟无可取，亦何必为之立传，甚矣！”（注：伍崇曜：《国朝宋学渊源记跋》，载江藩《国朝宋学渊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然基于学术观点一致及“同里同学”诸原因，阮元显然偏爱江藩。先是出资助藩刻印上述3书，并亲自为《国朝汉学师承记》作序，备加赞扬。次是江藩幕金优厚，仅修志一项，“书成，修脯累千金”。但江藩生性狂放，不仅“千金随手挥霍略尽”，且“每被酒，辄自言文无八家气，对目为狂生”，甚至对阮元“亦颇有违言”，对此阮元从爱才出发亦予以容忍（注：伍崇曜：《国朝宋学渊源记跋》，载江藩《国朝宋学渊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面对阮元的偏爱，江藩的狂放及其对宋学的攻讦，便激起了以宋学传人自许的方东树的强烈不满。方东树，字植之，晚号仪卫主人，桐城人，亦未有科名，以诸生身份终。方东树饱览经史，兼擅诗文，阮元重其才，聘之为《阮通志》分纂，次年又入新建学海堂讲学。章太炎曾说，此人“亦略识音声训故，其非议汉学，非专诬谰之言”（注：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页。）。为了反击江藩对宋学的贬损，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一书，逐一抨击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所列的汉学大师，并且指出：“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竟欲咀嚼”。进而指责汉学“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叛道”（注：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例》，三联书店1998年版。）。考清朝前期虽提倡汉学，但仍尊奉宋学为正宗，科举选士，均以程朱之学为依据。显然方东树之辩已有点超出学术争论范围，把阮元、江藩等人尊崇黄宗羲、顾炎武之学说成势必“为害于家国”、“歧于圣道”、“乱经叛道”。按方东树自序落款，可知《汉学商兑》当成书于道光六年。而这一年，正是阮元奉旨迁任云贵总督。这一迁调，应看作是阮元在仕途上开始走下坡路。当阮元离粤时，方东树还特意送阮元《汉学商兑》一书，意图说明正确是在自己一方。我们之所以回顾这段学术史上的公案，并非是要对阮元、江藩与方东树之间关于汉学、宋学是非之争作出裁断，而是要说明阮元在组织志局班底时对于各种学术流派（包括与自己见解相左的流派）是兼收并蓄的，在修志过程中学术争论是自由的，决不搞“一言堂”，这就有利于编出高质素的新通志。

    通过修志，阮元不仅让宿儒们继续有所作为，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人才。曾参与修志的曾钊、谭莹、陈澧等人，后来都成为晚清一代硕儒。阮元通过创办学海堂从教育上培养学术人才，又通过修志从实践上加以锻炼，从而为近代岭南学坛人才辈出以及广东学术文化大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意义实不容低估。

   

三

 

    综上所述，阮元修志在主客观两方面都确实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然《阮通志》优长之处何在？其特点又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仍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阮通志》的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十分完善。《阮通志》共334卷，分“训典”、“四表”、“十略”、“二录”、“九列传”和“杂录”。其中训典辑录清代皇帝的训谕；四表分郡县沿革表、职官表、选举表、封建表；十略是舆地略、山川略、关隘略、海防略、建置略、经政略、前事略、艺文略、金石略、古迹略；二录是宦绩录、谪宦录；九列传包括人物传、列女传、耆寿传、方技传、宦者传、流寓传、释老传、岭蛮传、外蕃传；另加杂录。

    若将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与谢启昆《广西通志》相比较，不难看出《阮通志》大体上是参照谢启昆之《广西通志》。其原因是这种体例布局合理、层次清晰，既照顾溯本追源，又整体反映现状。不过《阮通志》也有损益，主要在省去《土司传》，增加《海防略》和《杂录》。笔者认为，这一增损是完全符合广东实际情况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明清广东政区，有着全国最漫长的海岸线。《阮通志·海防略》分“东路、中路、西路、图、兵船、占验、水醒、水忌、风信”等目，共2卷。《海防略》详论了历代广东海事、各路要塞关防、攻防战守诸事，而最有价值的是附图20张。明清广东海疆乃多事之秋，先是倭寇窜扰，后是西方殖民者东来，加上东南亚及浙闽广沿海诸色海上武装集团的猖獗活动，从而引起明清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各类海防图志便不断涌现。而阮元显赫政绩大多与巩固海疆有关，及其督粤更不例外。阮元甫抵任即“往海口阅兵，登沙角砲台阅水师，即乘水师提督之兵船，过零丁，鸡颈诸外洋，遍观内外形势及澳门夷市情形”。经实地视察后即奏建大黄窖、大虎山砲台，与镇远、横当砲台构成“重门之势”，扼珠江口之咽喉（注：张鉴等撰《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五。）。《阮通志·海防略》正是其精华所在，所附海图20张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军事实用价值，至今仍是了解鸦片战争前夕广东海防的重要史料。然而长于广东史志研究的林天蔚先生却对此批评说：“《海防图》是图似袭自明代《粤大记》、《武备志》、《筹海图编》、《苍梧总督军门志》等，但未书名。”（注：林天蔚：《方志学与地方史研究》，台湾南天书局1995年版，第164页。）笔者认为林先生这一批评实欠公允。凡属舆图均存在形似问题，关键在于位置标识及其准确度。我们认真对照了林先生所示诸书与《阮通志》中的海防图，不难发现《阮通志·海防图》比其他诸图优胜许多，准确得多，甚至比康熙年间进呈的《广东舆图》还要精确。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抄袭的问题。查《阮通志》所有绘图均出自李明澈之手。李明澈乃广州纯阳观道士，入志局前已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曾著《圜天图说》等，至今纯阳观内仍留有李明澈所用古观天象台遗址。阮元力邀李明澈出山参与修志，正是看重他具有渊博的天文地理知识。事实上阮元对《广东通志》中大量增加地图颇为自负，他说：“古人不曰志，而曰图经，故图最重。宋王中行等广州图经不可见矣，今则一县一州为一图，沿海洋汛又为长图，按册之，灿然为毕著也”。（注：阮元：《揅经室二集》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故《阮通志》所附海图之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阮通志·杂录》一目，则属创新。我们知道，作为一省总志，章目分类无论如何细密，也不可能总括天下所有事，总会碰上一些很重要而无所归类的事物。创《杂录》一目便能完善地解决这一难题。过去人们对《阮通志·杂录》重视不够，以为只是记载些离奇怪诞事情。其实，只要我们细心披阅，还是可以发现不少极为珍贵的史料。如过去人们在论及韩愈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时，以诗中句“雪拥蓝关马不前”断定岭南无雪，故诗不在广东蓝关时作。其实，唐代广东常有雪，《杂录》载：“唐许浑诗，河畔雪飞杨子宅，杨子，汉议郎杨孚也”。这就是唐代广州下大雪的有力证据。又如，珠江三角洲一带盛产一种类蟹小动物“蟛蜞”，专食水稻禾蕊，危害极大，当地有养鸭农夫饲鸭专食蟛蜞，鸭粪还有肥田作用。然明代成化年间两广总督韩雍“不知鸭埠乃所以利农也，疑埠主为豪户，侵牟小民之利者也，革去埠主”。自此蟛蜞失去天敌，肆虐为害，致水稻失收，养鸭户又顿失生计，于是农夫、鸭户“合党并力以拒官兵”，演化成农民暴动。其后，“陈巡抚主议复洪武间鸭埠之制，定地为图，法极详密”，才平息了动乱。《杂录》不仅详载此事，而且指出此乃“百世可式者也”（注：阮元：《广东通志》卷331《杂录一》。）。此外，《杂录》一目还记述了不少粤省自然环境的变迁、岭南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统治者失察民事的事例，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与肯定。

    第二，《阮通志》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其选材十分广泛。阮元说，除各种方志外，“元家藏秘籍，如王象之《舆地纪胜》等书，亦多采录，是以今志阅书颇博，考古较旧加详，而沿革、选举、人物，前事、艺文、金石各门亦皆详核”（注：阮元：《揅经室二集》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然至今尚未见有人整理出《阮通志》所征引的全部书目，因而在此不可能一一列举。我们仅就《舆地略·风俗》一门（卷92和卷93）进行整理以作说明。在这两卷中，《阮通志》征引的府州县志共达65种；征引其他重要典籍则有：徐坚《初学记》、桓宽《盐铁论》、《文选》、《太平御览》、任昉《述异志》、《通典》、欧阳询《艺文类聚》、《朝野佥载》、刘恂《岭表录异》、赵德麟《侯夡录》、吴处厚《青箱杂记》、蔡条《铁围山丛谈》、黄瑜《双槐岁抄》、朱彝尊《明诗综》、李调元《粤东笔记》、王勃《净慧塔》、段公路《北户录》、李昴英《重修南海县志序》、王中行《迁学记》、《天山草堂集》、《大清一统志》、李渤《司空庙碑》、余靖《武溪集》、《舆地纪胜》、《明统志》、《太平寰宇记》、《东坡诗集》、杨载鸣《郡志序》、《昌黎文集》、吴震方《岭南杂记》、《包孝肃集》、《地图综要》、孔镛《城隍庙记》、徐兆魁《曾公祠记》、李元畅《演武亭记》、周去非《岭外代答》、《国史补》、苏辙《颖滨集》、张栻《思亭后记》、苏轼《伏波庙记》、《东坡志林》、尹凤歧《泷水县记》、陈献章《学记》等，共43种。仅此两卷征引文献即达一百余种。阮元所称“阅书颇博，考古较旧加详”，看来决非诳言。如现存广东最早的摩崖长篇石刻《罗定龙龛道场铭并序》就是由《阮通志》首次收入文献之中。《阮通志·金石略三》载：“《龙龛道场铭》，在罗定州龙岩，金石家皆未著录。”是阮元派仪克中亲访，此铭才得以大白于世。该铭全文达1213字，是了解唐代历史及广东开发史、佛教史的极其珍贵的史料。《阮通志》还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诗文证史”和“金石证史”的手法。如《阮通志》利用了《曲江集·开大庾岭记》和《张九龄神道碑》，重新确定了开岭始于唐玄宗开元四年，纠正了《新唐书》上的开元十七年的错误说法（注：阮元：《广东通志》卷201《金石略三》。）。

    第三，在编纂手法方面也很有特点。《阮通志》采用大字正文、小字笺案的做法，较好地做到追本溯源，完整地表述事物的演化。如对广东七月“孟兰会”和“七巧节”就是这样叙述的。正文引李调元《粤东笔记》：“七月初七夕为七娘会，乞巧沐浴天孙圣水，以素馨、茉莉高结于尾艇，翠羽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录星槎。十四祭先祠、厉为盂兰会。相饷龙眼、槟榔曰结圆。”“盂兰会”、“七巧节”至今仍是广东独特的民间节日，盛行于今广州荔湾一带。对这一重要的民间节日、歌会，《阮通志》便一口气列出唐韩愈《送郑尚书赴南海诗》、宋刘克庄《即事四首》、明孙贲《广州歌》、清王士正《广州竹枝四首》、梁佩兰《粤曲二首》、杭世骏《珠江竹枝六首》的相关描述，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广东民间歌会节日提供了清晰的线索。

    第四，《阮通志》还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清代汉学，至乾嘉大盛，但也开始暴露出其自身的缺陷。连一向尊崇汉学的阮元也开始认识到“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是，是以通儒硕学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注：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载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转而提出要利用乾嘉汉学的手段去探究历史的整体及演化的原因。他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寐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注：阮元：《揅经室集自序》。）。

    这种学风的转变，反映到《阮通志》的编纂上就是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极为关注，并给予充分的阐述。其中，《舆地略》、《山川略》、《关隘略》、《建置略》、《经政略》、《前事略》就达116卷之巨，其卷秩远远超越前代各种《广东通志》。对一些重大事情的记载更为详尽。如粤中桑园围，地跨南海、顺德、三水诸县，珠江3支流西江、北江、绥江环绕而过，成为捍卫粤中经济命脉的水利体系。阮元督粤也曾大修。《阮通志》便详记了自明代洪武年间到清代道光年间，历次溃堤造成的灾害，历任地方官对桑园围的修葺，修堤经费的筹措及日常管理等等，为后人确保粤中水利安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明末清初，西方殖民者东来，成为明清两代的大事。清初郝玉麟修志，“新增外蕃一门”，《阮通志》“仿郝志之例，备录外蕃诸传，以供国史采择”（注：阮元：《广东通志》卷330《列传六十三》。）。《阮通志》根据新的形势，较郝志收录诸国有所增加，新增美国（咪利坚）、墨西哥（米时哥）、比利时等17国，对一些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殖民地范围都有较详记载，并且认为西方政体分“教化、治世二类。贸易者，治世类；夷僧则教化类也”（注：阮元：《广东通志》卷330《列传六十三》。）。它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士大夫对西方诸国的认识水平；也反映了《阮通志》对时代潮流还是比较敏感的。

    第五，历来方志之流弊以夸饰攀附为甚，但《阮通志》的撰述却比较客观，从而较好地解决这一通病。如历代《广东通志》列传中均首列高固、公师隅两人。《阮通志》虽仍列两人，但在“谨案”中指出：“固为楚相，岂有去郢适粤之事耶，后人因此附会，固为南海人实无确据也”。又说：“公师隅仅见于《广东通志》，别无援据，然旧志必有所本，未可骤删，今破例录之，亦存古阙疑之意也。”（注：阮元：《广东通志》卷268《列传一》。）从这种辨正与存疑上可见其科学态度之一斑。又如过往方志赞扬本地人与物，动辄言“甲天下”、“举世无双”，《阮通志》却尽力避免出现这类地方偏见。如在谈及“郡人有‘石湾瓦，甲天下’之谚”时就客观地指出：“形制古朴，有百级纹者，在江西窑之上，其余则质浊釉厚，不堪雅玩矣。”（注：阮元：《广东通志》卷97《舆地略十五》。）诸如此类之评述还有很多，恕难全述。《阮通志》之所以能较好地克服这一通病，一方面与阮元本身治学严谨的学风有关，另一方面则是阮元在设志局时有意兼聘粤籍与非粤籍人士共处有直接联系。有众多有学识的非粤籍人士的积极参与，才有可能有全局观念，才有可能编出高质素的志书，这恐怕也是当今修志者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到底有没有重大失误？林天蔚先生认为《阮通志》有5点“可议之处”（注：林天蔚：《方志学与地方史研究》，台湾南天书局1995年版，第167-168页。）。对于这些异议，笔者依据具体情况拟作一些辨析。林先生认为：“八卷《前事略》，始于秦而止于明。……清初事迹可考，应止于前朝（乾隆）。”（注：林天蔚：《方志学与地方史研究》，台湾南天书局1995年版，第167-168页。）其实《阮通志·前事略》是政治性很强的部分，它止于明并非纂修者之无知或疏忽，而是基于多种原因。首先《阮通志》体例是仿谢启昆《广西通志》，“国初收粤及平削尚藩诸钜事，则已载在国史，此志不得记之，与广西志同例也”（注：阮元：《揅经室二集》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其次，清代文网甚密，尤其是乾隆一朝禁忌更多，凡反清及民主思想均遭严厉禁制，广东乃明末清初重要的抗清根据地之一，欲叙这段历史，必不可回避，与其违心撰述或藏首拙尾，语焉不详地敷衍几句，倒不如不叙，这是阮元不得已的隐衷。再次，它与阮元的为官生涯也有一定关系。阮元蒙乾隆“知遇厚恩，超列卿贰”，嘉庆亲政“复用巡抚，畀以封疆重任”。阮元任浙江巡抚时，全力追剿洋盗蔡牵，并取得决定性的胜绩，但此时浙江刘凤诰科场作弊案发，满员礼部侍郎托津参劾阮元“不确实察访，含混复奏，袒庇同年”，被嘉庆帝下令“即著照部议革职”（注：张鉴等撰《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三。）。所谓“袒庇同年”的罪名其实不太可信，况且殊功尚不抵小过，作为汉员，阮元官场上的这一教训是相当深刻的。阮元好不容易东山再起，超擢一般汉员极难染指的两广总督要职，最得宠时竟一身兼两广总督、两广盐政摄广东巡抚、太平关税务、广东学政、粤海关税务等六职（注：张鉴等撰《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五。），但阮元行政太注重树碑立传，阮元幕府龙蛇混杂，清廷对此是不放心的，阮元内心又岂有不明之理，故《阮通志·前事略》之缺清前期一段乃属事出有因而非阮元之过，当时阮元所处的时代环境是不能不考虑的。

    林天蔚先生还批评《阮通志》引书不够详尽。“各郡县志多未注明纂修者、或刊行年代，因志书均多次重修，若未言明，无从稽考”（注：林天蔚：《方志学与地方史研究》，台湾南天书局1995年版，第167-168页。）。我们认为这一批评似是过苟了，毕竟《阮通志》不同于今天的学术著作，《阮通志》的这种注释方法，其实已符合乾嘉学派的学术规范，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顾炎武《日知录》，其注释也大体如此而已。

    至于林天蔚先生所列《阮通志》其他的缺陷，如《经政略·市舶条》欠市舶使名单、《艺文略》列书未尽、个别官员有政绩而未入传等（注：林天蔚：《方志学与地方史研究》，台湾南天书局1995年版，第167-168页。）。其实，一部如此庞大规模的省志，出现个别挂漏实在算不上什么大错。综合来说，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不失为广东历史上6部省志中质量最高的一部。至于阮元通过修志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学术人才，为大规模兴办书院积聚了雄厚的学术力量，极大地促成省内各地的修志热潮，推动各项学术研究的蓬勃开展，其影响是相当深远的。阮元主修《广东通志》对振兴广东文教所作出的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