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乾嘉学派内部派别的划分

 

在中外学术史上，凡属流传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又会分化出各具特色的不同流派。他们同属于一个大的思潮和流派，既有共同的治学宗旨和特点，又有不同的个性特色，成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派。学派的命名，或以学派创始人，或以学派的特征，或以所处的时代，或以所在地域而名之，这在中外学术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中国学术史上则常以地名命名学派，如宋代的濂、洛、关、闽之学以及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明代的姚江学派、泰州学派、浙东学派……等等。对学术流派作如是划分和命名，代代相传，约定俗成，既为学术界所公认，也为研究学术史提供了方便，且又几乎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传统。明清之际的大学者、大思想家黄宗羲所著的学术史巨著——《明儒学案》，就大多以地域来划分和命名学派。

清代的乾嘉学派，自顾炎武为之奠基，胡渭、阎若璩、姚际恒等作为先驱，发展到乾隆时期的惠栋公开打出汉学旗帜，遂成为与宋学相对垒的独立的学派，再到戴震已达到乾嘉学派的高峰，在学术界已居于支配地位。近人研究乾嘉学派时，在肯定该学派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又根据其内部不同代表人物的不同特点，将其分做吴派和皖派：吴派以惠栋为开山，皖派以戴震为代表。因惠栋是江苏吴县人，戴震是安徽休宁人，各以其地望名其学派，故有吴派、皖派之称谓。

对于吴派和皖派这种名称的划分和命名，似始于章太炎。他在《书·清儒》中说：“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章氏在文中还列举了江声、余肖客、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李、贾田祖、江藩等皆为吴派学者，并指出他们“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同时，他又列举了金榜、程瑶田、凌廷堪、胡匡衷、胡承珙、胡培、任大椿、卢文、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等，皆为皖派学者，并指出，他们“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介密严，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①ｄ］此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完全采纳了章太炎的说法，说“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②ｄ］同时，他也列举了与章太炎所论大致相同的隶属于吴派和皖派的学者。自章、梁之说出至今的近一个世纪，凡治清代学术思想史者，在论及乾嘉汉学的派别划分时，大都沿用此说，间或稍有发挥和补充。但最近几年，海内外均有学者先后撰文，对吴、皖分派说提出质疑与商兑，如陈祖武的《乾嘉学派吴皖分派说商榷》、暴鸿昌的《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台湾中山大学的鲍国顺先生的《吴、皖分派说商兑》，基本上反映了对吴、皖分派说持不同意见者的观点。现将他们对吴、皖分派说提出质疑的主要论点列举于下：

第一，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吴、皖分派的观点，无形中掩盖了其演变发展的历史轨迹。第二，乾嘉考据学是同一个学派，该学派中的学者虽有差异和各自的风格，但他们的治学宗旨基本上相同，以乾嘉学派称之足矣，无须再分吴、皖两派。第三，以吴、皖地域来划分两派，以及所谓吴派汉嗜古、皖派实事求是的概括也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并具体指出被视为皖派学者中的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王引之等并非皖人；同时被视为吴派的学者并非都汉信古，而被视为皖派的学者也同样有汉者。可见吴、皖分派说与历史事实并不符合。

如前所述，章太炎、梁启超提出的吴、皖分派说至今已近一个世纪，他们的论断本身也并非十分严密。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如果对于乾嘉学派中学术派别有更科学的划分法，或者根本不用分派更能说明乾嘉学派的有关问题，也完全可以将吴、皖分派说予以否定。但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吴、皖分派说之所以能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究其原因，我想大概在于它基本上反映了乾嘉学派本来的历史面目。如欲将其否定，则必须有充分的根据。就目前对吴、皖分派说提出商榷的学者们的论点看，似还不足以否定或取代吴、皖分派之说。

首先，肯定吴、皖分派之说，并不否认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也不会掩盖其演进发展的历史轨迹。因为对吴、皖分派说的肯定者和否定者，都未否认乾嘉学派有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而吴、皖分派只是在乾嘉汉学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乾嘉之际才出现的。在吴、皖分派之前，早在清初就有顾炎武为清代汉学奠定基础，后又有胡渭、阎若璩、姚际恒等为汉学之先驱；待惠栋公开打出汉学的旗帜后，乾嘉汉学始成为独立的学派，涌现了有代表性的杰出汉学大师，诸如惠栋和戴震，他们各以自己的学术成就与治学方法影响带动了一批学者，追随于自己的周围，在共同的汉学宗旨下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在汉学的旗帜下产生了不同的支派。吴派形成于前，皖派产生于后，戴震曾向惠栋受业请教，而后在治学上又形成有别于惠栋的特色。惠栋与戴震各以其所在的地域为中心，各自传授和影响了一批学者，形成各具特色的流派。至戴震与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这些汉学大师之后，一方面由于社会现实的变化，另方面由于乾嘉学派本身日益烦琐和脱离实际，遂走向衰落，逐渐为新的经世致用思潮和今文经学所取代。以上这些都是陈祖武先生等十分强调的乾嘉学派的历史过程。但吴、皖派别的划分，与这一历史进程完全吻合，并未掩盖乾嘉学派演进发展的历史轨迹。可见，认为吴、皖分派说无形中掩盖了乾嘉学术的历史演进轨迹，道理是不充分的。

其次，以吴派和皖派作惠栋和戴震为代表的学派的名称，也仅是一个代称和概称。当时和其后的学者是否属于吴派和皖派，也并非仅仅以他们是否吴人、皖人为根据，更主要的是要看其与惠、戴有否师承关系，相互间的治学宗旨与特色是否相同。因此，并非所有吴籍或皖籍的学者，就一定属于吴派和皖派；同样，不属吴籍或皖籍的学者，也并非就不可能属吴派或皖派。以此而论，虽然段玉裁是江苏金坛人，任大椿是江苏兴化人，孔广森是山东曲阜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江苏高邮人。但由于他们是戴震的学生或再传与私淑弟子，在治学宗旨、方法和特色上，也和戴震相一致，继承并发展了戴震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因此，他们都属于皖派学者。同样，属于吴派的学者也大都如是。因此，既不能仅把是否属于吴籍、皖籍人，作为划分吴派、皖派的唯一根据，也不能根据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等不是皖人而列入皖派，便得出吴、皖分派说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再者，以吴、皖分派以及对吴、皖两派特点的概括，也并非章太炎独创和首创。事实上，乾嘉当时的学者就已有类似的划分和评价，如王昶就说：“吴中以经术教授进世家者，咸称惠氏。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古籍之载相切，传至定宇先生（即惠栋），则尤多著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于是，吴江沈君彤、长洲余君仲霖、朱君楷、江君声等先后羽翼之，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实自先生发之。”［①ｅ］戴震也曾经指出：“先生（指惠栋）令子秉高与二三门弟子，若江君琴声（江声）、余君仲林（余肖客）皆笃信所授，不失师法，而吴之贤俊后学，彬彬有汉世郑重其师承之意。”［②ｅ］对于戴震及其皖派也有许多同样类似的论述，兹不赘述繁引。至于对吴、皖两派特点的概括，当时学者就已有类似章太炎的评论。如以吴派自居的王鸣盛本人就曾经说：“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③ｅ］王鸣盛虽然是站在吴派立场评论惠、戴两家之得失，但确也道出二者的不同特点。《四库提要》在评论惠栋的学术特点时也指出：“其长在博，其短亦在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泥古”。可见，吴、皖分派说以及对两派特点的概括，并非没有根据。至于对吴、皖分派说提出商兑的论者，列举事例说明被认为是吴派学者的王鸣盛等并不泥古、信古，而且他们“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也不亚于皖派学者。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上述所举的单独事例，但是如若列举吴派学者泥古、嗜古的事例，那就简直多如牛毛，不胜枚举了。即以王鸣盛为例，他就明确说过：“治经断不敢驳经，……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④ｅ］他做《尚书后案》一书，就专宗汉代经师郑玄，而且直言不讳地说：“《尚书后案》何为作也？所以发挥郑康成一家之学也”。［⑤ｅ］这难道不是信古汉的典型吗！由此可见，不能单凭某一学者的个别言论，就证明与章太炎所概括的吴、皖两派的特点不合，断言吴、皖分派说与历史事实不符。须知古代学者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情况而发表的言论，不可能完全如出一辙，即便是对于同一个问题的说法前后也可能有互相矛盾之处，这并不足为奇。而问题的关键与实质，则应从其大量言论中看其总的趋势，而后才能得出较为符合其本身面目的真实结论，绝不能一偏概全。

还须指出，在乾嘉学派中分出吴派和皖派，既不是说二者根本对立，也不是否定二者具有根本相同的一面，而是肯定二者都是乾嘉学派，都推崇和宗奉汉学，都是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治经，有着基本的共同点，且相互影响，互为师友。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流派。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今天我们根据史实，研究分析两派的异同，总结各自的特点、成熟与不足、经验和教训，这正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深入推进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和途径，怎么能说是“偏偏要摘其差异”去强分派别呢？

当然，我们也绝不是说章太炎关于吴、皖分派之说就是不可逾越的定论，也不必死守吴、皖分派说的成规。事实上，如果更深入地研究乾嘉汉学，似乎还可以从中划出其他派别来，如浙东学派、扬州学派、杭州学派等。但是，要改变和推翻前人的论断，就必须有充分的根据和道理。

 

 

①ａ章太炎：《清儒》；见《章太炎全集》（三），《检论》卷四。

②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

①ｂ蒋秋华：《乾嘉学术兴起原因之探讨》，见《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四卷第一期。

②ｂ分见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５日《人民日报》，署名任清；《清史研究集》第４辑，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６月版。

③ｂ昭：《啸亭杂录·续录》卷二。

①ｃ陈祖武：《从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见《清初学术思辨录·附录一》。

①ｄ章太炎：《清儒》，见《章太炎全集》（三），《检论》卷四。

②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①ｅ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五，《惠定宇先生墓志铭》。

②ｅ戴震：《戴震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③ｅ洪榜：《礼堂遗稿》卷一，《戴先生行状》。

④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⑤ｅ王鸣盛：《尚书后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