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亦称乾嘉汉学，或朴学与考据学。由于它是清代居支配地位的学术思潮与学术流派，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因而在近年来兴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海内外学术界对之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和讨论。学者们就讨论中所涉及到的该学派一些基本问题，相互争鸣诘难，看法不尽一致。其中，关于该学派产生、形成的原因及其派别划分问题，就是讨论较多、分歧较大的两个问题。这里拟提出些商榷意见，以求教于方家。

 

关于乾嘉学派产生、形成及其兴盛的原因

 

乾嘉学派为什么在清代产生、形成并逐渐兴盛？这是研究乾嘉学派时首先提出并应予解决的问题。对此，清末以来，章太炎、梁启超等人主要从清廷的文化专制政策——滥行文字狱加以说明。如章太炎在《清儒》一文中，开宗明义即说：“多忌，故歌诗文史；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①ａ］梁启超也谓：“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讲习。然英俊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②ａ］自此而后，学术界在论及乾嘉学派产生和形成的原因时，大多采纳章、梁之说，几成定论。８０年代以来，才有些学者从清代康乾盛世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和统治者对学术的提倡等角度去解释，认为文字狱并非是乾嘉学派产生的唯一的或主要的原因；也有些学者提出“文字狱和乾嘉学派并无必然联系”。随后，又有学者从学术思想本身的发展说明乾嘉学派的成因，认为乾嘉学派是清初反理学思潮的延续和发展，应从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寻求乾嘉学派产生的原因。前不久，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专门就“乾嘉学术”进行座谈讨论，在论及乾嘉学派产生的原因时，将上述三种观点分别概括为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外在因素说，以及内在因素说，并予以评论：“无论是从外在或是内部的层面，来探讨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都有相当的可信性。然而相对的，也各自具有不能全面照顾的缺憾。因为一种学术风潮的勃兴，并不是一蹴而成的，往往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考据学自然也不能例外”。［①ｂ］

我在８０年代初曾发表《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与《康乾盛世与乾嘉学派》［②ｂ］两文，针对清末以来多数学者将乾嘉学派的产生仅仅归之为文字狱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种观点失之简单和偏颇；而把乾嘉学派的产生和兴盛与康乾盛世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乾嘉学派是康乾盛世产物的结论。这种看法是基于下述认识，即历史上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的产生，多决定于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而思想本身发展演变的规律虽对其有作用，但它也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条件。故我们不能就思想论思想。再者，统治阶级的政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促进或遏制学术思想的发展与变化，而不能从根本上决定其产生和消灭，所以不应过分夸大文字狱对乾嘉学派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具体说来，清代康雍乾时期，出现了史称的康乾盛世，此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得到确立和巩固，形成了政治上近百年相对安定的局面，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环境。与此同时，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经济，无论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都有长足的发展，正如有些史籍所记载：“本朝轻薄徭税，休养生息百余年，故海内殷富，素丰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③ｂ］。经济上的发展和繁荣，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乾嘉学派之所以能蓬蓬勃勃兴盛发展，正依赖于康乾盛世所奠定的政治和丰厚的物质基础。

除了政治经济因素外，学术文化能否获得发展，还要看统治者是否予以支持和提倡。而康雍乾历朝统治者恰恰又都比较重视和提倡封建学术文化，“稽古右文，崇儒重道”，大力倡导和编纂各种典籍。从康熙到乾隆，几乎对所有儒家经典都重新进行了疏解、汇编和刻印。同时，又以巨大的人力、财力编纂各种大型图书，诸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既使当时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如纪昀、戴震、王念孙、邵晋涵等学者的学术思想得以施展和发挥，又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读书治学的资料、工具书等便利条件。当《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后，清廷分别在北京、承德、沈阳、杭州、扬州、镇江及宫中修建七阁存放，使更多的文人学者得以阅览，使浩如烟海的群籍得以充分利用。所以，有人说：“四库全书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由于清朝中央政府对学术的倡导，一些封疆大吏也都热心提倡学术，诸如王昶、朱筠、毕沅、阮元等，他们本身既是学者，又是政府要员，都热心提倡学术，纷纷创办书院经舍，主持编纂书籍，支持赞助学者著书立说。上行下效。一时间，搜书、编书、校书、刻书、藏书蔚然成风，形成了浓厚的学术风气。甚至一些大的盐商也都附庸风雅，召幕文人学者，编纂、汇刻各种书籍，乃至修建书楼，以搜书、藏书。乾嘉学派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发展并走向鼎盛的。

由上所述，可知如果没有康乾盛世，也就不可能有根深叶茂的乾嘉学派。仅仅从文字狱的横行来说明乾嘉学派的产生，许多问题便得不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因为推行文化专制政策，以文字兴师问罪，乃是历朝封建统治者惯用的伎俩。何以唯独清朝才有鼎盛的乾嘉学派出现？可见，只用文字狱来说明乾嘉学派的产生与兴盛则难以成立。

有些学者对将乾嘉学派的成因与康乾盛世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进行了批评，认为这“还只是停留于形成乾嘉学派外在原因的探讨，却忽略了中国古代社会理论思维本身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他们表示要另辟蹊境，说：“与其局限于外在原因的探究而可否不一，倒不如从中国儒学自身发展的矛盾运动中去把握问题的本质。”［①ｃ］于是，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从分析理学的发展演变入手，认为北宋以来产生的理学至明清之际，已入穷途末路，面临必然崩溃的厄运。因而，清初兴起了批判理学的思潮，这一思潮成为乾嘉汉学的先导。而清朝统治者由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使清初形成的批判理学思潮逐渐抛弃了其经世致用的宗旨，只保留了朴实的考经证史的一面。这就为尔后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的逻辑和依据。应该指出，这些学者提出的颇有道理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持康乾盛世产生乾嘉学派说的论者之不足。不过他们也只是着重强调了从学术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去分析乾嘉学派的产生，而将所谓的外在因素视为可有可无、不足轻重的位置，乃至于仅是附带提及而已，却忽略了乾嘉学派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时代特征，难免有就思想论思想，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还对“康乾盛世说”提出诘难：中国古代史上也曾出现过与康乾盛世并称的盛世，诸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宋“太平兴国之治”，明“文宣之治”等，而那些盛世却都没有出现考据学独盛的局面，为何唯有康乾盛世才出现了乾嘉学派？以此逻辑推论，两者似乎并无必然联系。应该说，这种逻辑上的推论只说对了一半，即考据学并非和所有的盛世都有必然联系，因为虽然盛世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学术的兴盛究竟以何种形态表现，则还要依据其所在时代的具体状况而定，其表现形态或经学、或佛学、或理学、或考据学，不一而足。而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究竟以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加以表现，则既要以不同时代原有的学术思想资料为出发点，也与当时的学术思想发展趋势相联系。由于清代之前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并不存在由宋学（理学）向汉学（考据学）转化的内在因素，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乾嘉汉学那样的考据学。但却不能由此进而推论：康乾盛世不可能导致乾嘉学派的产生。这是因为，当时除康乾盛世提供的客观环境外，还存在着由宋学向汉学转变的思想资料及其学术思想发展趋势，亦即自宋以来形成的理学，至明中叶以后完全走向空谈心性与世无补的局面，理学确已走向终结和没落，需要为新的学术思潮所取代。因而，明末便出现了倡导经世致用、强调读经证史的学术思潮。这一思潮提出“经学即理学”，主张汉、宋学兼采，具有明显的反理学倾向。他们以这样的学术主张，通过文字、音韵、训诂去考辨和整理儒家经典，遂成为乾嘉学派的先导，为乾嘉学派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就此而论，明末清初出现的反理学思潮，无疑是乾嘉学派产生和形成的内在思想因素。我们过去在强调乾嘉学派与康乾盛世的联系时，未能充分注意这一点，诚然是论述上不够严密之处。但如仅有这种思想上的内在因素，而无康乾盛世提供的客观环境和物质基础，乾嘉学派即便是产生和出现，也很难走向兴盛并成为蔚然大国。

在论述乾嘉学派产生和形成的原因时，虽然不能把清廷推行文字狱说成是乾嘉学派产生的唯一原因，但也不能否认其在乾嘉学派产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文字狱虽非清代所专有，但像清代那样频繁、酷烈的文字狱却是空前的。清代这种残酷的文化专制政策，无疑也促使了当时的学者走向远离现实、全身避祸的考据学之一途，使学术的发展出现畸形的状况。

从对乾嘉学派产生和形成的原因的讨论中，我深感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有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因为通过讨论和争鸣，可以使不同观点的学者的认识更加全面。历史上各种学术思潮的产生和勃兴，往往是多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探讨乾嘉学派产生、形成及其走向兴盛的原因时，只有客观的、全面的将内、外在因素结合起来，并进行综合的分析考察，才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只强调内在或外在因素的某一方面，都难免有顾此失彼之嫌；从多元性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看来是解决乾嘉学派成因问题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