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郡国利病书》通过丰富的资料，揭示明代社会经济状况，探寻利弊得失，以期革弊除病，即所谓“利病”。有关各地赋役不均的实情，有关农民起义的事实，都是《明实录》、《明史》中难以得见的。对研究明代地理、经济、社会、军事，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肇域志》原书仅有抄本，1957年在昆明发现同治写本40册，1984年经中华书局印行。不分卷。原稿本分二直隶十三布政使司，今仅存南京、江南、山东、河西、河南、陕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云南、贵州，缺北直隶、江西、四川、广西。所引“志、书一千余部”多已散佚，赖此得窥其一斑。该书订正了《明一统志》及方志不少错谬，南直隶搜集考订尤详，是研究明代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因系未定之作，详略有殊，编排较乱，体例不纯，文字舛讹较多。 

2、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1631—1692），字景范，号宛溪，江苏无锡人。自幼熟读经史，博览群书。明亡后，顾祖禹绝意仕进，自顺治十六年（1659）始，着手撰写《读史方舆纪要》，“思欲远追《禹贡》、《职方》之纪，近考春秋历代之文，旁及稗官野乘之说，参订百家之志”[３９]。“出入二十一史，纵横千八百国”[４０]，历20年，十易其稿，毕生心血，尽萃于此。“总叙三”写道：“予小子既已奉遗命采旧闻，旁搜记载，规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为一十八部，分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来者。”

《读史方舆纪要》130卷，又附《舆图要览》4卷。该书分总论“历代州域形势”，及明代两京（直隶、江南）及十三布政司（山东、陕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两京及十三布政司卷首冠以总序，综论其地理形势，以地理为经，朝代为纬。以下，叙述各府，州、县所辖境内城镇、山川、关隘、桥梁、驿站等。其后为“川渎”，采录历代地理书中有关山川、河流的记载；“分野”，辑录历代史志中关于星象分野的说法。

其书内容，贯穿的经世致用思想，以政治得失、军事险要为主。“总叙三”强调：不仅“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就是百司庶府、监司守令、四民行役往来，同样“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乱则由此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同时认为“自古未有不事民生而可以立国者”[４１]，凡关国计民生的农业、交通、水患、漕运、城市等自然、经济状况均有记述。作者受当时客观条件局限，未能亲历各地实地考察，主要取材于文献，难免错误，已为后来读者更正。

梁启超指出：“这部书体裁很特别，可以说是一百三十卷几百万言合成一篇长论文，眉目极清晰”，“这部书的组织及其研究方法，真算得治地理学之最好模范”[４２]。

三、古史成就

清初的古史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些古史的纂修，二是某些历史文献的研究。

1、古史纂修

此间的古史纂修，主要有马骕《绎史》、《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吴任臣《十国春秋》等。此处介绍《绎史》、《十国春秋》，以见康熙年间古史编纂的成就。

1）马骕《绎史》

马骕（1621—1673），字宛斯，一字御聪，山东邹平人。顺治十六年进士。他博学强记，尤好《左氏春秋》，以纪事本末体改写成《左传事纬》20卷。又搜集远古至秦末史料，积思十年，撰成《绎史》160卷，记载开辟（自伏羲始）至秦末之事。《绎史》影响甚广，康熙四十四年藏入内府，时人称其为“马三代”。

《绎史》160卷，为传说时代至秦朝末年之史。首为世系图和年表，包括《世系图》37种、《地理图》、《天象图》10种、《古物图》85种、《建制图》8种、《谱表》4种、《古文字摹印》8种，不计卷数。以下，分为五个部：

太古10卷，三皇五帝，自“开辟原始”至“黄帝纪”。

三代20卷，夏、商、周传说与故事，自“禹平水土”至“周室东迁”。

春秋70卷，十二公史事，自“鲁隐公摄位”至“春秋遗事”。

战国50卷，三家分晋至秦亡，自“三卿分晋”至“秦亡”。

外录10卷，分天官、律目通考、月令、洪范、地理、诗谱、食货志、考工记、名物训诂、古今人表10类。

李清《绎史序》（康熙九年，1670）称其书“独胜古人者有四”，而以“体制之别创”居四者之首：“惟以事为经，而不袭夫系月系时之故，其独胜者一也。”《四库全书总目》亦称：“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独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编纂形式多样，展现重大历史事件，用纪事本末，同时吸收纪传、典制、学案优点；描写重要人物，采用传记形式；叙述典章制度、风俗名物，则类似史志；而“老子道教”、“孔门诸子言行”、“杨朱墨翟之言”、“子思孟子之言”、“庄列之学”、“韩非刑名之学”等，又与学案史相类。表（年表、人表）、图（地理图、天象图、器物图）、谱（世系谱、诗谱）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编纂内容。

另一特点是寓兴衰之意。《绎史·征言》指出:“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书中每篇篇末史论多属此类，如回答“克商者周”的原因：“（周）世德日积，仁声日著，殷则恶德日增，虐政日闻。故殷之天下非周取之也，殷弃而周得之也”。

再一突出特点是博引古籍，考辨务实。“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征引古籍128种，分题汇编，以可信史料为正文，以小字附录参考史料，均注出处，加以辨证。顾炎武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必传之作”。《清史稿》评其书“博引古籍，疏通辨证，非《路史》、《皇王大纪》所可及也。”[４３]但应当注意，其“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亦复弗遗”的取材原则，造成某些史实不实，如引《古文考》、《帝王世纪》以及西汉、东汉谶纬之书，多不可信。梁启超因之评论说：“宛斯辈欲知孔子所不敢知，杂引汉代谶纬神话，泛滥及魏晋以后附会之说，益博则愈益其污秽耳。”[４４] 

2）吴任臣《十国春秋》

吴任臣（？—1689），名志伊，以字行。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康熙十八年（1679）以精天官、乐律试博学鸿词，授检讨，入翰林，承修《明史·历志》。著有《山海经广注》、《托园诗文集》等，而以《十国春秋》“尤称淹贯”。

《十国春秋》140卷，五代十国之“十国”史。康熙八年自序，以自《史记》至辽、金、元三史，凡二十一部，“于正统特详，至偏霸人物，事实恒略不备”，《晋书》仅列载记，崔彦鸾撰《十六国春秋》以补之。欧阳修《新五代史》末附十国“世家”，“颇多遗漏”，不仅立传者仅数人，而且“十国事时有未核”。因此，“思取十国人物事实而章著之，网罗典籍，爰勒一书，名曰《十国春秋》，为本纪十二、世家二十二、列传千二百八十二。人以国分，事以类属。又为纪元、世系、地理、藩镇、百官五表，总一百一十四卷。”

所谓“人以国分，事以类属”，实际类似《三国志》，各国自为统系、各为纪传。但体例又略有不同。十国国主，或称帝或称王，《凡例》规定:“卷中帝则断为本纪，王则降于世家”，“辞从主人”；“十国列传，首后妃，次太子、世子，次诸王、公主，次诸臣，而以方外终篇。”

又以“五代距今六七百年，世代久远，正史故多遗失，而欧史载十国事尤缺略。是编所采古今书籍，无虑数百种”，所列书目156种，自谓“愚辄荟萃成书，都为一部”。

诸传本文之下，自为之注，裁别史可存者。其间，于旧说虚妄处，多所辨正，如南唐烈祖世家，从刘恕《十国纪年》及欧阳修《新五代史》，而不从《江南野史》、《武越备史》等，均为“确有所见”之处。书中五表，最受称赞。司库馆臣称“五表考订尤精，可称淹贯”[４５]，王鸣盛称“此书佳处在表，《地理表》与欧阳氏《职方考》参观，则五代十国全局如见。至十国之官制，虽大抵沿唐，而一时增改，亦已纷冗不可爬梳，任臣为作《百官表》，甚便考览，尤其妙者也。”同时，指出其书的缺失，缺乏剪裁，使人感到冗杂支曼，如“每得一人，即作一传，凡僧道及妇人之传，每篇只一二行者甚多”，“遗漏者已甚多”[４６]。

2、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成就最著。

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号潜丘，太原人，寄籍江苏山阳。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词科，不第。其于地理尤精审，徐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参预其事。

《尚书古文疏证》虽属谈经，但关系《尚书》文本真伪，故特作说明。

第一编讲历史编纂兴起，谈到《尚书》的整理、编纂。《尚书》最初的编纂，在孔子所处时代。到了汉代，流行最早的是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据《史记·伏生列传》：“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汉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欲召之，“伏生年九十余，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由于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书写，被称作“今文尚书”。同时，“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西汉末年，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文中说：“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促之难，未及施行。”[４７]班固《汉书·艺文志》、王充《论衡》等，均都承袭此说。东晋时，《尚书》流传又出现新情况。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献孔安国古文《尚书》，除孔安国自序外，共58篇。伏生今文《尚书》28篇，梅赜分作33篇，并入其所上古文《尚书》中，实际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隋唐时期，对梅赜本《尚书》确信不疑，孔颖达《尚书正义》即采用梅赜本。中唐以后逐渐对梅赜本产生怀疑，两宋时期，吴棫、朱熹进一步提出质疑，怀疑其中存在伪篇。明代梅鷟《尚书考异》，基本上将古文《尚书》作伪的痕迹指了出来，为《尚书》辨伪的首创之作。

阎若璩早年读《尚书》至古文25篇，疑其为讹，“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结症所在”。初成《尚书古文疏证》4卷，黄宗羲为之序云：“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辨析三代以上之时日、仪礼、地理、刑法、官制、名讳、祀事、句读、字义，因《尚书》以证他经史者，皆足以祛后儒之弊”。其后，又次第续成。康熙四十三年，由其子阎咏作“后序”。又二年，胡渭序云：“咏以其书来，属余校定，且为序。余受而读之，凡八卷，卷各若干目。有通卷全阙者，有卷中阙数篇或仅成一篇者”，“是书所辨者古文，而实与今文相表里。所论者《尚书》，而实贯穿诸经、史、百家语。”

《尚书古文疏证》8卷，分作128条。首先分析古文尚书篇数，说“一则曰得多十六篇，再则曰逸书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西汉者”，“马融书序则云逸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东汉者”，紧接着指出：“此书不知何时遂亡。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只此数篇之不合，伪可知矣。”以下，“又按”指出：“孔壁书出于景帝初，而武帝天汉后孔安国始献，遭巫蛊仓促之难，未及施行，则其相去已六十余年，而安国之寿必且高矣。及考孔子世家，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则孔壁之书出，安国未生也。”

阎若璩从古文《尚书》与古籍不合，与史例不合，与古史不合，与古代典礼不合，与古代历法不合，与古代地理不合，与训诂不合，与义理不合等方面条分缕析，提出坚确的证据，证明古文《尚书》之伪。毛奇龄以《古文尚书冤词》力辨真伪，但“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

四、史表补修

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史表补修，最著名者为万斯同《历代史表》。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从黄宗羲游，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南明鲁王监国，为户部主事。康熙十八年，徐元文监修《明史》，以布衣参预史局纂修。自谓“少馆某所，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辄就故家耆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私家撰述，靡不搜讨，而要以实录为指归”，“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不署衔、不受俸，王鸿绪《明史稿》“大半出斯同手”。又以“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不知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者。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４８]。

《历代史表》，为二十一史所补各种年表。据康熙丙辰（十五年，1676）李邺嗣序，万斯同弱冠时，以《后汉书》无表，因补作《诸王功臣世表》、《外戚宦者侯表》、《将相大臣表》、《九卿表》4篇。“自后，遂遍作三国、晋、宋、齐、梁、魏、北齐、周、隋，下及五代，凡六十篇。”“又尝作开国以后至监国、行朝功臣、将相、内外诸大臣年表，以备史官采录。”康熙壬申（三十一年，1692），朱彝尊序称其“取历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补之”，“季野所编皆历代正史所必不可阙者，用以镜当世之得失，虽附诸史，并颁之学宫，奚不可也？”黄宗羲又序称“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然其间缺略甚多”，季野“尝慨二十一史多无表，乃悉从而补之，得六十卷（篇），诚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者也。”[４９]

万斯同补表，一是宗《史记》、《汉书》之例，作诸王世表、外戚侯表、外戚诸王世表、异姓诸王世表、将相大臣及九卿年表等，一是宗《新唐书》之例，作方镇年表、诸镇年表等，而宦者侯表、大事年表则为其自创之例。取材自正史纪、志、传以外，参考《唐六典》、《通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及诸夹杂史，次第汇载。

 

 
参考文献：

[１]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四、九，中华书局，1954年。

[２] 《清史稿》卷五0一《逸遗二》。

[３]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四《女直》，中华书局1993年点校本。

[４] 黄宗羲：《梨洲遗著·文约》卷二《谈孺木墓表》。

[５] 张岱：《石匮书》卷首《自序》，《续修四库全书》本。

[６] 张岱：《嫏嬛文集》卷三《征修明史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７] 张岱：《石匮书》卷首《自序》。

[８]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明遗民所知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９] 张岱：《嫏嬛文集》卷三《与李砚翁》。

[１０] 张岱：《嫏嬛文集》卷三《与周戬伯》。

[１１]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明遗民所知传》。

[１２] 张岱：《嫏嬛文集》卷三《与周戬伯》。                       

[１３]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十九《丙戌殉难列传》，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

[１４] 沈起：《查东山年谱》顺治十二年：“讲学敬修堂，始著《罪惟录》，历二十年始成。”嘉业堂丛书本。

[１５] 参见《罪惟录·帝纪》卷十七《毅宗纪》，《罪惟录·列传》卷三十一《李自成传》。

[１６] 查继佐：《罪惟录·志叙》。

[１７]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经济诸臣列传总论》。

[１８] 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卷四，民国刻本。

[１９] 《明季南略》卷末《跋》，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

[２０] 《明季北略》卷十七《张献忠毁驿道》，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

[２１] 《明季北略》卷二十四《北略总说》。

[２２] 《明季北略》卷一《纪异》。

[２３] 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史部·杂史类·明季北略、明季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２４]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天津古籍出版，2003年。

[２５]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首《自序》。

[２６] 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史部·杂史类·明季北略、明季南略》。

[２７]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九《总记·南明史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２８] 温睿临：《南疆逸史·凡例》，中华书局，1959年。

[２９] 上引均见《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九《总记·南明史乘》。

[３０] 参见傅玉璋《简论温睿临与南疆逸史》，《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３１]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首《自序》。

[３２]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六。

[３３]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十。

[３４]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六。

[３５] 杨凤苞：《南疆逸史跋》，附《南疆逸史》。

[３６]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３７]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３８] 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卷首《徐元文序》，《亭林遗书》本。

[３９]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总序一》。

[４０]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熊开元序》。

[４１]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江南方舆纪要》序。

[４２]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清代史学之建设》。

[４３] 《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二·张尔岐附马骕传》。

[４４]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４５]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六《载记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

[４６]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４７] 《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４８] 《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一·万斯同传》。

[４９] 李邺嗣、朱彝尊、黄宗羲三序，均见《历代史表》，乾隆留香阁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