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大师”倡导的“经世致用”风气推动下，清初史学出现了活跃和繁荣的局面。梁启超说：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之用”，“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１]因而史家备出、史学著述不断涌现。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约100年间，私修史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明史纂修，二是舆地著述，三是古史编写，四是史表补修。四者之中，以明史纂修最为突出，最能体现其间的史学特点与成就。

一、明史纂修

自顺治元年（1644）清朝入主中原，至康熙十八年（1679）征集50名“博学鸿儒”入选翰林院编修《明史》的35年间，官修明史没有丝毫进展，却出现了一个私修明史的浪潮。孙逢奇《甲申大难录》、傅维鳞《明书》、吴伟业《绥寇纪略》、钱士馨《甲申传信录》、谈迁《国榷》、张岱《石匮书》、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庄廷钅龙《明史纪略》、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查继佐《罪惟录》等等，都是当时有影响的私修明史著述。康熙四年，清廷重开史馆，征集史料，于是又有一些私修明史推出，除上述《明季南北略》外，黄宗羲《明儒学案》、王夫之《永历实录》等都在此间完成。这股私修明史的浪潮，与“国可灭史不可灭”的遗民心态有直接关系，其中自然亦多包含“以史经世”的意思。

自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至康熙末年，私修让位于官修。明末遗旧中部分著名史家，如万斯同、潘耒等，以私人身份进入官修明史行列。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后，不再有人私修明史了。

1．明遗民著述

清初私修明史，明末遗民是一支基本撰著队伍。他们“守志不屈，身虽隐而心不死，至事不可为，发愤著书，欲托空文以见志。[２]”以下，就《国榷》、《石匮书》、《罪惟录》等三部有代表性的明史著述加以介绍。

1）谈迁《国榷》

谈迁（1593－1657），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海宁枣林（今属浙江）人。据天启丙寅三月自序，知《国榷》始纂于天启元年（1621），至天启六年（1626）初稿已成。其自序云：“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间窥诸家编年，于讹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

顺治二年（1645），《国榷》续成崇祯、弘光两朝史事。至此，已是“六易其稿，汇至百卷”。不幸的是，顺治四年（1647）八月，书稿被盗。在心力殚竭的情况下，谈迁决心再纂，顺治八年完成第二稿。十年，携稿至京，访问明朝降官、皇亲、太监以及公侯门客，搜集口述遗闻。同时，参阅著名藏书家曾溶、吴伟业、霍达等藏书以及事涉明史的未刊手稿，一再修改、订正。谈迁卒后，书稿流落。至近代方有稍为完整的抄本，20世纪50年代经张宗祥整理为今本《国榷》，由古籍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

《国榷》全书108卷，按年、月、日纪事，起元文宗天历元年戊辰九月，迄弘光元年乙酉五月。从“义例”可见其取材原则、编纂方法。首先，“义例”明确书名的解释：“横木水上曰榷。汉武帝榷商税，今以榷史，义无所短长也。事辞道法，句榷而字衡之。”即对众多的史料要“榷而取之”，写出一代明史。

取材基本原则是“遍考群籍，归本于实录”。采取“人与书当参观”的基本方法：“其人而贤，书可多采；否则间征一二，毋或轻徇。”“文献不足征，则阙疑传信。”对于称谓，主张“特如本称，庶明履历”，明确表示“不以成败责一时敌国”，如对元末汉陈友谅、吴张士诚、夏明玉珍等人的称谓可证这样的原则，既使其书成为《明实录》的提纲或索引，又对《明实录》作有多处考订，因而在与其他史籍参互考订中形成了其特有的价值。全书的编纂，“事辞道法，句权而字衡之，大抵宁洁毋靡，宁塞毋猥，宁裁毋赘。”叙事中间有议论，或引他人曰，或作“谈迁曰”，或先引他人之说后再作“谈迁曰”。

《国榷》一书的突出特点在于比《明太祖实录》、《明史》某些纪事更具真实性，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明太祖实录》三次改修，于功臣之死，往往书卒不书因；建文朝事以洪武纪年，有碍成祖者悉加裁革，《国榷》则对太祖杀戮功臣、忌讳莫深的建文朝史事等，都如实记录，恢复建文年号。对武宗的荒淫、神宗的贪婪等，亦多有揭露。尤其是清代先世建州女真部，崛起于明永乐年间，设立建州三卫，“有所征调，闻命即从，无敢违期”[３]。而清修《明史》讳言清代先祖出于明朝统辖，对建州史迹讳莫如深，《国榷》不仅记建州诸卫兴起、奴儿干都司建立，而且详纪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到努尔哈赤各卫首领的承袭更代，史料颇具价值，填补了《明史》纪事中这一段的空白。

《国榷》脱稿后未作仔细复核，前后内容失于照应，同一事前后叙述不一，甚而张冠李戴、画蛇添足，且记灾异祥瑞过繁等，是其明显缺点。但其宏富的内容，所体现的坚实功力，为古今所称誉。黄宗羲称其“按实编年，不炫文彩”，“详赡博辨，足资考证”[４]。白寿彝先生称《国榷》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编年体断代史中的巨著”。

2）张岱《石匮书》、《石匮书后集》

张岱（1597－约1689），字宗子、陶庵，号石公、蝶庵居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亡，避乱剡溪山中，著有多种史书。其中《石匮书》与《石匮书后集》是其寄寓故国情怀和民族气节的明史著述。

张岱对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５]的状况非常痛心，决心还历史本来面目。因以遍发《征修明史檄》，希望同道“共期倒箧，各出搜遗”[６]。时在崇祯元年（1628），亦其纂修之始。崇祯十七年，国破家亡，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７]，顺治十一年（1654）书成，名曰《石匮书》。清初邵廷采比作宋朝灭亡之后郑所南撰《铁函心史》：“沉淫于有明一代纪传，名曰《石匮书》。以拟郑思肖之铁函心史也。至于兴废存亡之际，孤臣贞士之操，未尝不感慨流连陨涕，三致意也。”[８]

《石匮书》220卷，上起洪武，下迄天启末年，分为本记、志（有天文、地理、礼乐、科目、百官、河渠、刑名、兵革、马政、盐法、漕运、艺文诸目。）、世家、列传（有循吏、独行、行人、儒林、文苑、妙艺、方技、隐逸、名宦、宦者、胜国遗臣、盗贼、兀良哈、朵颜三卫、朝贡各国。），属纪传体明史。该书著述严谨，《自序》称“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而且“不顾世情，复无忌讳”，在东林党普遍受到士流拥戴的情形下，指出朋党之害，认为以“道学”、“声气”相标榜的东林党负有“败国亡家”之责，招致“恨不拥戴东林，恐不合时宜”[９]之非议。

志和类传前后大多有总论和附论，末以“石匮书曰”为评论。《科目志》总论云：“诸体之难，无过制义。盖以镂刻学究之肝肠，亦用以销磨豪杰之志气者也。……人一习八股，则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肝肠不得不腐。……自洪武以来，行之二百八十二年，高皇帝以之大误举子，而举子效而尤之，用以大误国家。……八股一日不废，则天下一日犹不得太平也。”

严谨的撰史态度和阙疑求真的精神，使其为时人称赞，云“当今史家，无逾陶庵”[１０]。邵廷采将其与谈迁《国榷》并称：“明季稗史虽多，而心思漏脱，体裁未备，不过偶记闻见，罕有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俱有本末。”[１１]温瑞临《南疆逸史》亦称“两家体裁较他稗史独完具，而岱、迁于君臣朋友之间，天性笃至，其著书也征实覆核，不矜奇门，文以作者自居，故儒林尚之。”

张岱初修《石匮书》，因崇祯朝无实录和起居注，材料不全，所以止天启。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弟向修明书，止至天启，以崇祯朝既无实录，又失起居，六朝章奏，闯贼之乱，尽化灰烬。草野私书，又非信史，是以迟迟以待论定。”[１２]康熙初年，谷应泰提督浙江学政，邀其参修《明史纪事本末》，得以利用谷氏所藏崇祯朝实录、邸钞等文献，续成《石匮书后集》63卷。

《石匮书后集》63卷，分本纪、世家、列传、。体例如《石匮书》，每卷卷末均有“石匮书曰”。

该书不只记载崇祯一朝事迹，“甲申之难”后南明弘光福王、隆武唐王、监国鲁王、以及永历桂王，均入卷5世家。书中这样表示：“《石匮书》曰：甲申变后，臣子为明立福、立鲁、立唐、立桂，不久旋亡，竟有何益？然宗社一日尚在，则人心一日不死。”[１３]其他卷中凡均涉南明之事，都极力表彰明季忠义。

3）查继佐《罪惟录》

查继佐（1601—1676），字俨璜，号与斋，又号左尹，自号东山钧史。浙江海宁人。崇祯六年（1633）举人。明亡后，避地浙东，参与鲁王抗清斗争。鲁王政权覆亡后，隐居海宁硖石东山万石窝，从事著述。晚年于杭州铁冶岭建敬修堂讲学，从学者众，人称敬修先生。有《罪惟录》、《鲁春秋》、《东山国语》、《国寿录》、《敬修堂钓业》等著述。

《罪惟录》自序称“始于甲申”（顺治元年，1644），似避庄廷钅龙史案，实当始于顺治十二年“讲学敬修堂”之日。[１４]康熙十四年全书最后告成。几经流转，只有吴兴嘉业堂收藏手稿本流传。1931年张宗祥据此补正，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编入《四部丛刊三编》，1986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刊行校点本。

《罪惟录》原称《明书》，取“获罪惟录书”之意，遂有此名。为纪传体明史，每卷卷前有总论，卷后有“论曰”。原无目录，分卷各异。《四部丛刊三编》本，分本纪、志、列传，合子目共102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校点本。分本纪、志、列传，合子卷共100卷。

《罪惟录》取材广泛，参阅了明代实录、南京太常寺志、大臣奏疏、官方邸报等史料，还广搜各类“野乘”，如郑晓《吾学编》、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朱国祯《皇明史概》等明人私修著述。许多史料来源于作者的采访和实地考察，如明清之际战乱，查继佐便设法访得吴兴吴大雍所藏崇祯邸报。顺治年间，他又前往北京考证甲申史实。为详细了解南方抗清经过，他还南下闽广，会晤张壕、尹佑民，以佐证张家玉南海抗清之事。而其中所载明末农民起义均田免赋政策[１５]，郝永忠、刘体纯“郧阳十三营”，拥立韩王，建号定武的抗清17年的事迹，均为研究明末历史的重要资料。

体例编排上，志分31类，为天文、历、五行、冠服、艺文、地理、礼、乐、土田、贡赋、屯田、九边、河渠、漕、班爵、陵、经筵、科举、直阁、兵、刑法、典牧、茶法、锦衣、宗藩、学校、职官、将作、盐法、钱法、数。其突出特点是“意欲合表、志”。查继佐解释说:“自大司马纪传而外，始以志并列于书与表，顾志与书、表无分义，似难专名。后世史家往往恶循是例，遂无为追原其故者。”他认为，以往史书列表为“考定岁月”，后世史家不知“追原其故”，只是“恶循是例”，不过“因其体工”而列于编写体例中。在考察了历代史家作表得失后，决定将“书与表，则全合之于志”[１６]。如《直阁志》与《明史·七卿年表》有许多相似处，易于翻检查阅，还详录了明代典制沿革、发展变化的经过。

列传的最大特色是以类相从，以事立传。除祖祢、皇后、皇太子、诸王等传外，元、明之际龙凤政权、割据群雄、故旧遗臣、从龙功臣等，分属“翼运王国列传”、“衡运诸国列传”、“逸运外臣列传”、“启运诸臣列传”。另有抗运、理学、经济、致命、谏议、讽谕、清介、乘时、循谨、文史、武略、荒节、播匿、隐逸、侠烈、独行、庸误、方外、艺术、闺懿、宦寺、奸壬、叛逆、诸臣逸传、外藩、蛮苗、胜国、外国，共36类。许多门类，如“荒节”、“乘时”、“庸误”等为其首创。“闺懿列传”下又细分宗室、女贞、妇烈、妇孝、妇白冤、妇死寇烈、文词、男装、女不入教坊、妾义、教坊、色目等子目。载述之细，可称无匹。

值得注意的是，《罪惟录》卷32有“外志”一类，包括“列朝帝纪逸”、“嫔妃逸”（附外戚）、“诸王传逸”、“大事逸”、“列朝属彝封爵”、“诸臣传逸”、“列朝诸臣诗歌逸”、“议论逸”、“谣讽存”、“梦兆”、“因果”、“妖历”12篇。其《外志总论》云：“外云者，非外也，以辅内也，以参内也，以实内也，以证内也。”从这些篇章和作者的意图分析，所谓“外”者，即是“内”的补充和参证。作者认为，以下数条应当收入“外志”：“内有存体之格，如事屑而不登，笔劳而或缺，辅之乃始称备；内有该收之情，如此是而彼非，前得而后失，参之乃始见的；内有举端之法，如特书而未详其委，据事而未察其微，在附见而事当为之始末。在小节而议确有网维，实之乃始称成书；内有矜嘉之隐，如全瑜而姑漏其瑕，节可而溢加之誉，失交而犹有可原之情，偶误而卒有难逭之罪，证之乃始云定案。至于传闻侧见，即未必果真，是在尚论者虚心衡之，以成一是。”

《罪惟录》史论以“总论”和“论曰”题引，“总论”冠于各《志》和一些类传卷前，概述其基本内容。“论曰”则收于每卷后。如《宦寺列传》“总论”叙述有明一代宦官地位演变及各朝宦官政策得失。具体个人，又有分论。“总论”与“论曰”相互呼应，展现史事的共性和个性。对人物的评价，书中提出“持理而参以时势、予夺、疑信之故，乃可以论人矣”[１７]的标准。

缪荃孙评其书曰：“列传分门别类，蹈马令《南唐书》之失，又喜说乩梦，谈征应，惟恐不奇，觉有做诡之气，阳非史氏之正宗也。”[１８]

2．南明史编纂

1）计六奇《明季北略》与《明季南略》

计六奇（1622一?），字用宾，号天节子，别号九峰居士，江苏无锡人。幼年家贫，19岁随岳父杭济之就读于洛社，21岁在母舅胡时忠家读书，为邑诸生。明亡后，授馆为生。顺治六年、十一年先后于江阴和镇江应乡试未第。国变的惨痛经历、清军的掠夺与屠杀、两次考场的失意、抗清斗争的此起彼伏，令之百感交集，遂决意于著述。传世著述有《粤滇纪闻》10卷，《南京纪略》、《金坛狱案》、《辛丑纪闻》各1卷，而以《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为其毕生心血的代表作。

《明季北略》24卷，序称“上自神宗乙未，下迨思宗甲申，凡五十年，分二十四卷，题曰《北略》”，记述晚明30年间史事，“国家之兴废、贤奸之用舍、用兵之始末、征饷之绌盈，概可见矣。”

《明季南略》16卷，序称“予编《南略》一书，始于甲申五月，止于康熙乙巳凡二十余年事，分十六卷。虽叙次不伦，见闻各异，而笔之所至，雅俗兼收，有明之微绪余烬，皆毕于是矣。”

书虽分为两部，撰写却是同时进行的。自称“康熙午未申酉之际，作南、北略两书，具草五百余篇” [１９]。所谓“康熙午未申酉之际”，即康熙五、六、七、八年（1666—1669），两书序均写于康熙十年季冬。康熙年间即有活字刻本，为海盐朱氏所藏。嘉庆、道光年间，又有北京琉璃厂半松居士木活字本。光绪十三年（1887），有上海图书集成印刷局刊行的石印巾箱本。民国年间，有商务印书馆《国学丛书》本。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旧抄本，《北略》多建州之始、东夷大略、辽彝新志等25篇，即所谓“上自神宗乙未”者，为避满洲之讳而删略。《南略》16卷，与刻本不同者尤繁，故有作18卷者。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

两书资料来源广泛，标明出处的史籍就有《野乘》、《野记》、《遗闻》、《国难录》、《史略》、《甲乙史》、《幸存录》、《无锡记》、《无锡实录》、《江阴野史》、《闽事纪略》、《安龙纪事》、《粤事记》等不下70余种。此外，有包括邸报、邸抄、讨逆单等资料及其表弟胡鸿仪提供的家藏资料。除收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外，作者还实地调查，察看重大事件的遗迹，了解事实真相。作者亲身经历和采访痕迹随处可见，如“苏人口述”、“难民口述”、“有自京中来者云”等。

两书编纂特点：编年为纲，杂以纪事本末、传记形式。各卷以年代标注，按年分事记述，但“编年不编月”[２０]。如《北略》卷1题为“万历二十三年乙未始至四十八年庚申止”，之所以始自万历二十三年，作者于《北略总说》中云： “而独始于二十三年者，见皇清封建之始，继明之天下已有其人矣。”[２１]其下列“建州之始”、“清朝建元”、“萧子玉伪称都督”、“杨嗣昌奏岁饥”、“红丸一案”等18个专题，其余各卷相同。最末卷为“五朝大事总论”，下分“国运盛衰”、“门户大略”、“门户杂志”、“东夷大略”、“东夷杂志”、“流寇大略”、“北略总说”7目，多是作者观点的阐发。这些事目中，多以事件为题，也有传记、章奏、诗文。卷20对甲申事变极为关注，按日条记事实，如以“二十六乙卯”、“二十四癸丑”、“三十己未”、“二十八丁巳”、“初五日癸巳”、“初六日甲午”等标目。每卷几乎都有“志异”一目（卷1称“纪异”），记星象变化和天灾异象，谓“自古有国家者，一代之兴，必有绝异之休祥者著于始；一代之亡，必有非常之灾异兆于前”[２２]。

《南略》与《北略》同，在纪年上，采取年号并存的方式，如卷3“弘光元年乙酉，即清朝顺治二年，正月起至四月止”。末卷（第16卷）“甲午己亥等年野志”，自“张明正题诗金山”至“洪承畴传”，分26题。李慈铭称这种编纂方式“依年叙次，标目纷杂，全无体例”[２３]，梁启超则肯定说：“计用宾（六奇）之《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用纪事本末体，组织颇善”[２４]。这种将编年与纪事融合的方式，可以视为作者在史书编纂体例上的一种尝试。

《南略自序》称专意记录“胜朝轶事，亡国遗闻”[２５]，内容多涉及晚明民变、民族关系，反映明清之际的社会巨变，对研究明朝末年农民战争和明清之际民族斗争，均有重要参考价值。记述入清史事，《北略》82篇，《南略》209篇。清军渡江南下，几乎按日排比。

李慈铭举《北略》最舛误处，如袁崇焕之通敌、毛文龙之冤死、李明睿之主南迁，李国桢之殉节、懿安皇后之不肯就死、李自成有《咏蟹》七律等，但认为其书“大致详核，可取者多”；《南略》所记多为亲历，“以闻见较亲，故大端无误”。[２６]谢国桢则指出：“记明季农民起义史事，自成入京而后，按日记载，较他书为详。著者生于明末，距甲申之际，为时不远，或凭传闻，或出于目睹，虽间有歪曲事实之处，然较后人追记之书，去实际弥远者，犹可略存其真。”[２７]

2）温睿临《南疆逸史》

温睿临，字邻翼，又字令贻，号哂园，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康熙四十四年举人，与万斯同相交甚密。万斯同与修《明史》，温瑞临亦多所参论。《明史》以福王、唐王、桂王、鲁王附入怀宗，“纪载寥寥，遗缺者多”，万斯同因以鼓励其趁史局大开，“已奉有各种野史悉行送部，不必以忌讳为嫌之令矣，采而辑之”，“专取三朝，成一外史”[２８]，即撰一部南明史。温睿临遂裒聚野史《绥寇纪略》等40余种，排比纂次，参考万斯同明末诸传及徐秉义《明末忠烈记实》等“野史数十种”，在京师“荟蕞诸书”成《南疆逸史》。

《南疆逸史》名称由来，书序作有明确解释：“南疆逸史者何？纪弘光、隆武、永历三朝遗事也。何以不言朝？不成朝也。何以谓之南疆？皆南土也，势不及乎北也。”

由于辗转传抄，流传下来的《南疆逸史》有多个版本，主要有20卷本、44卷本、30卷本和抄本56卷本。1959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南疆逸史》56卷本，包括《纪略》4卷，《列传》52卷，为较好的一个本子。

《南疆逸史》是一部纪传体南明史，《纪略》4卷，分弘光政权、隆武政权、永历政权、鲁王事迹。称“纪略”而不称“本纪”，《凡例》这样解释：“首卷先纪略，不称本纪者，避本朝也。其言略者，事固不得而详也。”《列传》52卷，撰写约200人事迹。其下为类传，分作守土、死事、隐遁、逸士、义士、宗藩、武臣、杂传、逆臣、奸佞10类。全书以南明年号纪年，“为记南明三朝史事最完备之书，体例亦颇详瞻。虽亦有见闻失实之处，然其记载质实，如何腾蛟传、郝永忠、刘体纯藤溪之役，战胜清军等事，自较在清乾隆时禁网之后，后人追记删改之书为善。”[２９]

书序总结明代积弊有三：“一曰务虚名不采实用”，“二曰别流品不求真才”，“三曰争浮文不念切效”。强调“积此三弊，败亡不悟，则误国之罪，岂得诿诸小人哉！余所以每不禁掩卷而三叹也！”因此，在思想内容上有以下一些特点：其一，“网罗散佚，搜抉残蠹，上自朝庙大纲，事关兴灭，下迨闾巷幽贞，谊存感讽，咸纪其人，传其事，具见其本末。”不仅保留了阎应元、吴应箕、瞿式耜、堵胤锡、何腾蛟、张同敞等抗清事迹，而且保留了诸多编纂实录、开科取士及日食、地震等文教、科技方面的史料[３０]。其二，表彰忠义，序言称：“当其时，坐而平章者，不乏道德誉望忠谅诚悃之儒，其捍御边圉绸缪外侮者，亦多英达敏炼，遗艰投大之材。”[３１]其三，揭露朝政腐败。对奸党马士英、阮大钺、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的四镇兵等南明王朝的腐败局面予以了深刻的揭露，指出：“邪人秽夫，蜂起用事，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政日浊乱矣。”[３２]“民之苦兵，甚于盗也!”[３３]“自士英、大铖以下诸人，直庸鄙浅陋狙狯之夫耳。遭逢乱世，挟柔闇之主，嗜财贪势，树怨丛诟，昏蔽瞀眩，甘心祸败。”[３４]

杨凤苞跋其书“简而有法”，“世称信史。不特网罗散佚，备胜国之旧闻已也”。同时，指出：“然微嫌其失之太简，要必为之注以补其阙遗，若裴松之注《三国志》之例，而后文献足征焉。”[３５]并附举明季野史不下百种，读者应当注意。

二、舆地著述

清儒地理学的特征，如梁启超先生所论，仅以便于读史为最终目的，而研究地理不过其一种工具”。清初地理学著作，则表现为好言山川形势厄塞，含有经世致用的精神。[３６]清初舆地著述，顾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外，则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为另一有影响著述。

1．顾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明崇祯十二年，27岁的顾炎武即放弃科场进取，究心经世之学。“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３７]。“舆地之记”，即《肇域志》；而“利病之书”，即《天下郡国利病书》。二书的关系，即当初是如何区分“舆地”与“利病”的？徐元文在为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所作序中明确提到：“舅氏亭林先生天授高才，继古人绝学。当明之末，欲有所树立，迄不得试，乃退而读书以自见。有曰《肇域志》者，囊括《一统志》、二十一史及天下府州县之志书而成者也。继又摘其有关政事者，为《天下郡国利病书》。”[３８]也就是说，顾炎武将其搜集的相关资料，凡有关舆地者归《肇域志》，有关“政事”者归《天下郡国利病书》。但终因本人未能“一一刊正”，难免没有区分未尽善之处。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34册。部分为顾炎武手迹，部分“假手抄胥”。经其“补所当补”，为60册。至民国2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为《四部丛刊》三编本，分为50册。嘉庆戊辰（十三年，1808），四川龙万育（燮堂）将 “坊间所售之本”排印120部。两种版本，以《四部丛刊》本为佳，然龙万育刻本流传较广，若以两本互校，则当更为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