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史学发展史上，《明史》编修是清朝统治者与汉族士人合作的结果。清廷之设明史馆修撰《明史》，除秉承历朝开国即修前代史的传统外，还为了压制当时兴盛的私修明史之风，拉拢钳制汉族士人；汉族士人之参与《明史》修撰，是想借修史保存故国文献。由于这次史书修撰既关乎清廷政治，又关乎士人对明史的认识。因此，围绕《明史》修撰，明史馆馆臣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史学主张。不仅如此，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最高统治者康熙、雍正皇帝等也表达了自己的史学观点，他们大量借鉴历代史书修撰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并根据《明史》修撰的实际情况，对史学功用、史书修撰原则、史书体例、史料辨析等史学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看法，这些史学见解与主张，既是史家个人的观点，同时又打上了官方意志的印记。清初史学思想的状况及发展趋势，几乎都与之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同时这些见解又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清代史学发展的走向，其重要性不可忽视。

一、明治乱、鉴得失与核实求真

明史馆馆臣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待《明史》编修的。作为明末遗民，他们中的多数人对故国文献有种爱恋之情，“以任故国史事报故国”，[1]希望能借此保存一代之史。从学术渊源上看，《明史》纂修官中的许多人都和黄宗羲、顾炎武有着这样那样的学术关联，比如万斯同、潘耒等人与黄宗羲、顾炎武有着直接的学术渊源，徐元文、徐乾学、李因笃、朱彝尊、汤斌等人与黄、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受黄宗羲、顾炎武史学思想影响很大，在论述史书修撰的价值与意义时，摒弃明代虚无学风，沿着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两个思路来考虑问题，明显折射出清初崇实黜虚的学风转向。

潘耒是顾炎武的学生，深得顾氏治学之要领。他特别推崇乃师“明体适用”的经世思想，指出顾氏之学乃“通儒之学”，并批判了雕琢剿说、高谈无根的“俗儒之学”。[2]受此影响，他提出研究历史的目的和宗旨应该是“史家大端，在善善恶恶，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者，其权至重”。[3]对历史事件做出善善恶恶的道德评价，劝戒后人，是潘耒参修《明史》的指导思想。

《明史》之成，黄宗羲的学生万斯同功劳最著，他“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4]制定凡例，拟定传目，统改史稿，以自己的才学识深刻地影响着《明史》修撰。他继承黄宗羲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当时理学空谈性天、学者脱离社会现实和民众生活的现象进行了抨击，认为史学乃经世之大端，“将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他指出，通过考察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决非一时的“因时补救”所能比，而是具有“建万世之长策”的长久价值。[5]

汤斌对史学的社会作用也有深刻论述。他学出孙奇逢，笃守程朱，亦不薄陆王，主于刻励实行，不尚空谈，反对虚空玄远的学风。他在给顾炎武的一封信中称赞顾氏为“当今第一有用儒者”，敬佩顾氏治学“有裨世道”，认为顾氏批判当时学者溺于空疏无当之学，是切中时弊之言，并指出圣贤之学是切于民生日用的。[6]他反对重经轻史的言论，认为经史同条共贯，史学不仅“备事辞”，而且“明道法”，所谓“经史之法，同条共贯。《尚书》备帝王之业，经也而通史；《春秋》定万世之宪，史也而为经。修史者盖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辞备，此史之上也”。[7]明史馆初开之时，汤斌就上疏顺治皇帝，提出自己对修史的见解，强调指出“臣窃惟史者，所以昭是非，助赏罚也。赏罚之权行于一时，是非之衡定于万世”。[8]彰扬史学昭明是非的作用。

史书具有别善恶、考盛衰、鉴得失的作用，这是《明史》作者的共识，如叶方霭认为：“史之有作，所以别善恶，著劝惩，考政治之盛衰，审质文之厘革，是者取之，否者舍之。”[9]施闰章认为“史不可一日无也”，修撰《明史》的目的就是“监前代之得失，以信今而传后，”[10]曾担任史馆总裁的徐乾学、徐元文，治学受舅父顾炎武影响，颇有本源。《亭林文集》卷六载有顾炎武《答徐甥公肃书》，向他们提出“夫史书之作，鉴往可以训今”的治史原则。受此影响，他认为《明史》之修，就是要起到“扬善惩恶”、“垂万世之炯戒”、“取信于将来”、“传之于后代”的作用。[11]

与强调史学经世致用一样，《明史》作者还强调史学求真。如毛奇龄提倡对史料的考实。他在研究了明代《实录》和野史后，深感其间捏造甚多，他上书总裁官，说：“捏造之不可也，捏造则何不可造也。捏造非史也。”[12]他猛烈批判了那种“诬经诬史诬当今帝王诬后世”的“诬史”。[13]为防止“诬史”流传后世，他提出“核实”的主张，“千秋信史，所贵核实。”[14]从此出发，他对自己所掌握的材料，考析同异，剖决疑似，不遗余力，以求史料可靠。施闰章对修史之难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写好历史，殊非易事，他在《修史议》中列举修史“八难”，其中“核实”即牵涉史料真伪，“前朝载籍，逸于兵燹，而子孙志传，类多曲笔”，故而要考证求真。[15]“傥不细为之稽核，则指白作黑，终成诬史”。[16]所谓“考证欲精”，“精则无抵牾之病”，[17]便是他们对精考史料的深刻认识。

《明史》纂修官们的这些见解，远接古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近承顾炎武、黄宗羲对史学重要性的深刻论析，批判了宋明以来空谈性理、言无征实的学风，明显地带上了这一时期高扬的明体达用、黜虚崇实的实学思潮的特点。经世致用与核实求真相结合，预示着清代史学思想的转折。乾嘉时期史学领域极重考证，并寓史论于史考之中，实际上就是这种史学思想的延续。

二、史家“是非之心”与据实直书

继承南董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是《明史》纂修者的一致思想。他们提出“秉笔欲直，而持论欲平”的原则，所谓“直则万世之公道伸，平则天下之人心服”。[18]但颇具特色的是，在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这一点上，他们特别看重史家“是非之心”对修史的影响，“虚心”、“平心”、“公心”、“心术”之类的词语被人们反复提起。潘耒认为，要做到直书不诬，最关键是要“虚心”，不要有主观成见，“惟虚心斟酌，勿主一说，而后是非可定”。[19]万斯同认为作史最难的就是“事信”，尤其是在当时满汉矛盾极为激烈的情况下，“事之信犹难”。他认识到，史书是由史家撰写的，史家主观的好恶必然影响到史事记载及评价的准确，为防止“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万氏提出了“平心”写史，“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以察之”，指出只有史家在主观上做到“平心”，不偏不倚，才能修出万世信史。[20]这既是对刘知几高倡直书，反对史臣“爱憎由已，高下在心”，“用舍由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思想的继承，[21]又对章学诚的“心术”论产生了一定影响。

和万斯同一样，汤斌也注意到史家“是非之心”对修史的影响。他认为史家的才华、道德都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道德，即“心术”。他引用元代史学家揭傒斯的话说：“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22]由此，他提出“克己无我，幽明不愧”，[23]要求在修史时排除自我，以达直道。他向皇帝上书，希望君主“以万世之心为心，涣发纶音，概从宽宥，俾史臣纂修，俱免瞻顾”，也就是在修史方面放宽政策，以使史官直笔史事，没有顾忌。他还提出“在史言史，不识忌讳”，[24]认为修史就应遵循修史的法则，不应受外部因素的制约。

朱彝尊从“史当取信百世”的角度出发，先后七次上书总裁官，反复强调“国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间者也”。他反对以一人之是非定万世之是非，批判偏听附和、借史泄忿的恶劣作风。在直书思想的支配下，朱氏特别提出评价史事要破除门户，“执门户以论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胜道者已”，“作史者，当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终本末，定其是非，别其白黑，不可先存门户于胸中，而以同异分邪正贤不肖也”。[25]史书能否纪实，关键仍要看史家之“心术”，如从“公心”出发，排除门户，自然可以修出信史。

徐乾学等人订立的《修史条议》，对《明史》编修具有指导性作用，内中多次申明和强调据实、公心和直道，指出：“史以昭万世之公，不必徇情而曲笔。先人有善而后人不为表率，先人无善而他人代为谀语，均不可也”！“毋以一家之私言，致蔑万世之公论”。要史臣“愿秉公心，以成直道”，“据实直书”。《条议》还提出达到直书的方法，那就是对史料严加考订，“详加考核，以为信史。既不可虚美史实，又不可偏听乱真，愿以虚心核其实迹，庶免佞史谤史之讥”。[26]此外，施闰章对“岁远则异同难明，代近则恩怨多乖”的分析，[27]亦注意从史家“是非之心”来论述问题。甚至康熙皇帝也认为：“作史之道，务在秉公持平，不应胶执己见，为一偏之论”。[28]雍正皇帝也指出史要纪实，史家必须“心存忠厚，学识淹通”，[29]否则，很难修出信史。

清初士人之所以在《明史》修撰中如此重视史家自身的“是非之心”，原因有二：一是外部清廷文化高压政策与内部史书求信的矛盾所致，清廷主持《明史》修撰，是想皆修史达到控制思想的目的，但史书的生命不在于服从政治，而在于求真求信。纂修官既无法反抗文化高压政策，又不能使谬种流传，于是只能反躬自省，以“公心”、“虚心”、“平心”来对待史事，在政治高压的夹缝中求得自身的心安理得。二是宋元以来心性之学对史家的影响所致。宋明理学心性之学要求士人加强反身求诸己的道德修养，它要求人们“正心”，以此来增强士人坚持理义，维护道统的道德责任感。具体到史家，便是要从“正心”出发，端正“心术”以修史，元代史家揭傒斯的“心术”论以及明代胡应麟的“公心”说，都体现出这一点。《明史》修撰之强调“心术”，正是受了这一学术精神的影响。其后，章学诚由“心术”出发引出“史德”的理论，显然与《明史》纂修官关心的史家“是非之心”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并进一步发展，使之成为衡量史家主观修养的一条重要标准，有了更为普遍的史学意义。

三、本乎时宜、因时变通与纪传体例

刘知几曾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30]足见体例对编撰一部高质量的史书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官修史书，书出众手，如果史法不明，义例不确，必定相互牵制，混乱不堪。对此，《明史》作者有清醒认识，朱彝尊、潘耒、万斯同、汪由敦等人不断发表见解，强调体例的重要。其中既总结了历代正史编纂的经验，又根据明代社会的特点，大胆进行了变通和创新。徐乾学兄弟拟定的《修史条议》及后来王鸿绪拟定的《史例议》，都是在这些意见的基础上产生的，并成为撰修《明史》的重要原则。

首先，提出史书体例应本乎时宜，贵因时变通的观点。朱彝尊说：“历代之史，时事不齐，体例因之有异”，“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如《汉书》无《世家》而有《后戚传》，与《史记》不同；欧阳修之《宰相世系表》、《辽史》之《游幸表》、《金史》之《交聘表》，都是新创；《史记》有《滑稽传》、《日者传》，《五代史》有《家传》、《义儿传》，都各不相同。其他如皇后，或为之纪，或为之传；释老，或为之志，或为之传；天文、五行，或分为二；职官、氏族，或合为一。总之，“史盖因时而变其例矣”。[31]体例作为一种形式，总是随着时事与内容的不同而变化。如今《明史》体例的确定，同样要“因时变通”，因为明代史事不同于前代者甚多，如建文逊国、靖难之役、夺门之变、漕运、御倭、阉党、厂卫、土司等等。这些都要通过体例创新来反映。

其次，提出纪传体史书内部各体本属一贯的思想。王鸿绪指出：“纪、传、志、表本属一贯，纪编年以载其纲，传列事以详其目，礼、乐、兵、农制度，纪传难以具录，则胪沿革于志以成文，用人贤否不能备书，则书除罢于表以资考，义取相需，无庸矛盾。”[32]汪由敦也指出：“本纪、志、传，体虽不同，事本一贯，必通彻参详，方可免抵牾复出之患。”[33]这是对纪传体史书纪传志表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十分正确的认识，这些认识是从总结《宋史》、《元史》等官修史书在体例上顾此失彼，未能一贯，从而造成史事漏落、重出、矛盾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

第三，对纪、传、志、表等的记述准则和范围提出了具体意见。

关于本纪，他们强调文简意赅。徐乾学说：“本纪之体，贵乎简要。《新唐书》文求其省，固失之略；《宋》、《元》史事求其备，亦失之繁。斟酌乎二者之间，务使详略适宜，始为尽善。今惟大典大政登诸本纪，其它宜入志者归之于志，宜入表者归之于表，宜入传者归之于传，则事简而文省矣”。[34]王鸿绪也说：“本纪体贵简严，无取繁冗，非当代纪载比也。故攻战无大胜败，政令无大兴革，用人无大得失者，概削而不录。”[35]试图以此突出本纪在纪传体裁中的统领地位。

关于列传，他们认为详略并无定体，但应当以记载重大事体为原则。汪由敦说：“列传详略，初无定体，然必其有关国故，而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乃得体要，非若碑志家状，有美必书也。”[36]列传载文也要适当，“列传中除奏疏而外，虽有佳文，不宜多载。......惟择其纠正君身，指陈时弊，论劾大臣之最剀切者方可节略入传。其余条陈诸疏，不得概入，以滋繁冗之弊”。[37]

关于志，他们主张要详细论列。徐乾学认为，“史之有志，所以纪一代之大制度也”，象郡县沿革、官职废置、刑罚轻重、户籍登耗、兵卫修废、河漕通塞、日食星变之类，要“详列于志”。[38]汪由敦也说：“历代书志，体各不同，大抵一代典章及累朝因革之故，俱宜备载，俾读者得所考信，后世可以鉴观，故宁详毋略”，但详尽决非漫无剪裁，“《新唐书》志，详赡整齐，可以为法”。[39]王鸿绪则指出志与本纪的关系是：“志职其详，纪职其要”。[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