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沈曾植和王闿运之交谊并非泛泛，随意翻检《湘绮楼日记》和《海日楼诗集》即可知。如光绪癸卯(1903)十一月，王至南昌，沈与之流连诗酒；甲辰(1904)，王复至南昌，主讲豫章书院，又多次晤面。民国壬子(1912)十二月十七日王至沪，十八日即与沈曾植和樊增祥、易顺鼎、陈三立、曾广钧等同集。曾植作《喜湘绮至沪》四首，推举其《湘军志》为“太史书”，又目其为“文章伯”。十九日，集娱园(即愚园)。二十二日集瞿鸿楗寓斋，曾植又赋诗，云：“湘绮先生列仙儒”(《娱园之集，止庵相国、樊山方伯皆赋长歌，湘绮赋古体五言，易、曾诸君各有佳什……》)。后数日内二人又互访。癸丑(1913)正月初五，集樊园，各赋诗。初七日，共往樊园探梅。十七日与樊增祥贻闿运二百元，十八日又造访闿运。正月二十日闿运将离沪返湘，沈病阻未送行，赋诗四章，一则云“儒林仰大师”，一则云“一老天留在，三纲世要扶”(《闻湘绮有行期，病阻未出，作诗询之》)。从他们往来的频繁和沈曾植赋诗的推重，可知二人的关系并非仅仅是社交场合上的应酬，当然，也不排除王闿运有重名，且人民国后二人同为遗老的因素。但关系归关系，沈曾植确实对其诗歌并不看重。上引赋诗推举之语，不是重其文章，便是重其儒学。再联系《论诗书》中对王闿运的讥诃更可见一斑。
陈三立在诗学上没有专门的论述，其理论散见于诗文集中，虽只言片语，却可略窥其门径。沈曾植《祝陈散原七旬寿诗》云：“诗句流传十洲遍，文心不立一言云。”又钱仲联《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陈三立小传”云：“三立工诗而不以论诗称，然散见于其诗文集及并世诗家专集题识中者，时有微言奥旨。”姑对陈三立的诗论和创作略加梳理，再论他与王闿运的联系。
学者一般认为三立诗歌上继郑珍。郑珍非常重视诗歌的独创性，强调“言必是我言”(《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三立于此乃有独得之密。《(顾印伯诗集)序》赞赏顾印伯：“务约旨敛气，洗汰常语，一归于新集密栗，综贯故实，色采丰缛，中藏余味孤韵，别成其体，诚有如退之所谓能自树立不因循者也。”印伯为王闿运弟子，却越出其樊篱，出人唐宋，工晚唐体，为宋人语，与陈三立取径相类。三立重其诗涵咏百家，“别成其体”，“能自树立不因循”。《抱碧斋遗集序》云：“光绪初，余居长沙，即获交武陵少年陈君伯瞍……才锋隽出，歌吟烂漫压湖外。从湘绮翁游，益矜格调，而好深湛之思，奇芬洁旨，抗古探微，渐已出入湘绮翁，自名其体矣。”三立称赞的是陈锐出入湘绮而“自名其体”。他在《樊山示叠韵论诗二律聊缀所触以报》中说：“要抟大块阴阳气，自发孤衾寤寐思。”强调的也是自出心裁。陈三立论为诗则曰：“古之大家，其存至今不废者，必各有其精神气体，以与后人相接，后之人亦各因其才与性之所近，从而致力焉，由其途以溯其源，究其同异而穷其变，然后可即于成。沾沾然画一境以自封，以为合于此则可，违于此则否，问学之道，不若是之隘也。夫违其才与性，以揣摩剿袭为能，虽学于古人，犹将病焉，而遂谓古人不可学，岂理也哉?”要求学古而穷其变，且戒自拘于笼囿。又曰：“应存己。吾摹乎唐，则为唐囿；吾仿夫宋，则为宋域。必使既入唐宋之堂奥，更能超乎唐宋之藩篱，而不失其己。”强调由模拟而创新，要求“不失其己”、“卓然自立”，越出汉魏、唐宋的樊篱，这是总结明清以来摹古之得失后所发之精见。散原不独能见及此，还能力行之。李渔叔谓：“《散原精舍诗》，其得力固在昌黎、山谷，而成诗后，特自具一种格法，精健沉深，摆脱凡庸，转于古人全无似处。”汪辟疆谓：“散原能生，能造境。能生故无陈腐诗，能造境故无犹人语。凿开鸿蒙，手洗日月，杜陵而后，仅有散原。”摆脱凡庸，转于古人全无似处”，“凿开鸿蒙，手洗日月”，这就是他能够卓然自立、傲视同侪的地方，也是他高于王闿运的地方。
相比陈衍和沈曾植，陈三立与六朝诗、湖湘派之关系最为紧密，这自然和他的行止不无关系。三立12岁时(1864)即随父入湖南，并长期居住。其时，王闿运、邓辅纶等倡导的“汉魏六朝诗派”已风行湘楚，尚在童蒙的三立置身其间，难免不身染楚风。稍长，即与湖湘名士交游，自言：“光绪初，余居长沙，即获交武陵少年陈君伯馊”(《抱碧斋遗集序》)。陈锐，字伯，王闿运弟子。陈三立与之相交数十年，自应习染王氏门风。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诸名贤于长沙碧湖雅集，三立与王闯运弟子释敬安订交，曾广钧、陈锐等闿运弟子皆与会。次年六月，王于长沙邀集诸名士开碧湖诗社，三立预焉。自开诗社后，活动频繁，三立多置身其间，相与酬唱，与湖湘派诗人往来密切，诗名也于此时鹊起。此后数年间，三立皆与王闿运及其弟子过从甚密。熏染湖湘派诗风自在情理之中。目前刊行的《散原精舍诗文集》所收基本为其49岁后所作，完全不见王闿运的风貌，幸而其早年诗稿《诗录》已重见天壤，可以窥见个中消息。《诗录》共四卷，收录三立43岁前的作品375首，其中不乏与王闿运同调者。陈正宏曾举数例，认为其诗“和《湘绮楼诗集》里光绪十二年前后的作品，无论风神抑或遣词造句方式，都是颇为相似的”，读者可参见，此不备述。
陈锐《题伯严近集》云：“气骨本来参魏晋，灵魂时一造黄陈。”“踢翻高邓真男子，不与壬翁更作奴。”对陈三立由湖湘派入，习汉魏六朝诗，后取径黄庭坚、陈师道，始脱出王闿运樊篱的诗学历程作了精要的描绘。后来汪辟疆即云：“盖散原早年习闻湘绮旧说，心窃慕之。颇欲力争汉魏，归于 鲍谢，惟自揣所制，不及湘绮，乃改辙以事韩黄。”于陈三立扬弃王闿运诗学的描摹已具有传奇的意味。汪氏《小奢摩馆脞录》“王湘绮为绝代佳人”条复云：
湘潭王壬秋阊运治朴学，有前清乾嘉老辈风，海内群推为硕果。顾守旧殊甚，人颇议之。江西陈伯严曾从壬秋问奇字，伯严为陈右铭宝箴子。或传右铭抚湘时，壬秋尝往来署中，与伯严互为讲习。伯严一日侍父侧，父顾问：“王先生为何如人?”伯严对曰：“东方岁星游戏人间一流也。”父笑而颔之，已而作谐语告知曰：“我初不解古绝代佳人作何状，若王先生者，真个一绝代佳人矣。汝幸自持，慎勿被其勾引到旧学窝中，溺而不返也。”
诚如此，则三立于王应曾执弟子礼，且其父恐其深陷学古的泥潭，“溺而不返”，乃为谆谆告诫。三立遂改辙易弦，出入唐宋。
陈三立《次韵伯夔生日自寿专言文事以祝之》云：“末流作者沿宗派，最忌人言我亦云。”视区分宗派、人云亦云者为“末流”。《海日楼诗集跋》云：“寐叟于学无所不窥，道菉梵笈，并皆究习。故其诗沉博奥邃，陆离斑驳，如列古鼎彝法物，对之气敛而神肃。盖硕师魁儒之绪余，一弄狡狯耳，疑不必以派别正变之说求之也。”反对以“派别正变之说”探求沈曾植之诗，亦即对立宗派、划疆界者的否定。因之，他与湖湘派诗人往来密切，且不妄论其得失。不唯如此，三立对王闿运还十分尊重，这与陈衍的讥诃和沈曾植的轻诋有着显著的不同。《湘绮丈莅沪，越旦为东坡生日，亲旧遂迎集愚园张宴，纪以此诗》云：“嘉辰降奎宿，介苏盛簪裾。移杯坐园馆，朱袍皓髯须。千纪暧相接，颉颃列仙儒……列烛泛清醑，硕果一世无。且欣缵喁唱，矜式昌吾徒。”目王为“奎宿”、“仙儒”，为硕果仅存之诗坛耆宿，且以为其创作示我辈以范式。《东坡生日，乙庵召集樊园，观朱完者所绘东坡画像》云：“去年为公作生日，海舶迎致湘绮翁。相望千载两尊宿，天才冠代将无同。”复以王比拟东坡。《尚贤堂欢迎湘绮丈雅集即事》其一云：“佳气萦车骑，深堂列荐绅。比肩百世士，携手四洲人。道论无畦畛，天倪见智仁。德辉下千仞，钟鼓已摇春。”《题瓶斋所藏湘绮翁便面册子并首列楼中画像》云：“湘绮楼才片席宽，霜髯影竹气高寒。随风咳唾皆珠玉，拾取今余跛脚看。”对其道德文章推崇备至。《题瓶斋所藏湘绮翁论诗册子》：“寻源星宿遗疏凿，访道崆峒失智愚。中杂老兵甘苦语，漫云辙迹至人无。”于王论诗也是持肯定的态度。凡此皆可见陈三立对王闿运的尊重。当然后来王失节事袁世凯，三立就略有微词了。《得长沙友人书答所感》：“名留倾国与倾城，奇服安车视重轻。已费三年哀此老，向夸泉水在山清。”吴宓即以为此诗是“讥湘绮之出山”。不过这是比较晚出的事件，并不影响他对王闿运诗学的认同。
对王闿运和汉魏六朝诗不存偏见，加上曾问学于王，且与其弟子长期交往，使陈三立对六朝诗寝馈至深。三立自谓：“人皆言我诗为西江派诗，其实我40岁前，于涪翁、后山诗且未尝有一日之雅，而众论如此，岂不冤哉?”由是观之，三立取法黄陈已是四十岁后。再联系上文汪氏称三立“早年习闻湘绮旧说，心窃慕之。颇欲力争汉魏，归于鲍谢”来看，青年时代的三立确是专意于六朝诗。六朝诗人中，三立于陶、谢用力为多。《漫题豫章四贤像拓本·陶渊明》曰：“此士不在世，饮酒竟谁省?想见咏荆轲，了了漉巾影。”于陶渊明胸怀奇志、饮酒避世深有所感。三立论诗曰：“诗必宗江西，靖节、临川、庐陵、诚斋、白石皆可学，不必专下涪翁拜也。”亦推重渊明诗。又吴宓认为：“《散原集》中诗，以五古为最多，且最胜。”杨声昭则谓：“散原五古似韩似杜，亦似大谢。”由是，三立所最擅之五古也曾得力于谢灵运。综上观之，三立实于晋宋诗用功甚深，得力于其间者甚多，对之也较为推崇。故邬国平认为：“他的论诗宗旨，一是在向往黄庭坚诗风的同时，又将江西诗的传统上溯到陶渊明……这含扩大江西诗派宗系，从而拓阔‘同光体’学诗途径的用意，与沈曾植‘三关’说以‘元嘉’为学诗取宗的‘第三关’，有相似的地方。”当然，陈三立所重的元嘉乃在其“格韵”，与沈曾植推举之义理是有差别的。从这一点来说，陈三立于汉魏六朝诗的取向实与王闿运为近。只是他没有如王闿运般溺而不返，而是取精用宏，含咀推激，终成一代大家。
综上所述，同光体的三位重量级人物陈衍、沈曾植和陈三立，面对诗坛上声势浩大的湖湘派与其倡导的汉魏六朝诗，并没有显现出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而是各就其性情和根底予以取舍。其态度不管是肆意讥诃，还是秘响旁通，都显现了同光体趋于一致的内在本质，即熔铸传统诗学的成功经验，摆落坚守六朝、强分唐宋的陈见，强调在学古的基础上开辟新境界，努力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这是身际传统向现代过渡时代风会的同光诗人苦心孤诣进行的诗学转型，也是同光体诗学的集大成之处。只是蓬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匆忙地把它扫进了历史的故纸堆，没有给它太多的时间来整固和发展。这对古典诗学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