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晚清诗坛，同光体继湖湘派后兴起，成为主流诗派。同光体诸巨擘面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和他倡导的汉魏六朝诗，态度各异，映射出其内部不同的诗学取向。陈衍对汉魏六朝诗不甚重视，且在审美取向和诗学目的上与王闿运有很大的分歧，于王闿运坚守六朝攻击甚力，立论过于矫激。沈曾植倡“三关说”，由唐宋上溯至六朝，看重晋宋诗包孕的佛学和玄学的精深义理，与王闿运所欣赏的缘情绮靡异趣；在拟古问题上，沈曾植不完全否定“明七子”，这与王闿运相近，不过沈曾植要求打通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和王闿运呆守六朝自是不同。由是，沈曾植对王闿运便略有轻诋。陈三立在创作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同光诗人，这和他融通六朝与唐宋、诗学上要求“能自树立不因循”密不可分。他早岁从王闿运游，于汉魏六朝诗曾深入涵咏，后虽历三唐而人宋，并不废对王闿运的推重。同光三老之间的上述差异，也显现了同光诗人为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而做出的不同努力。

　　[关键词]王闿运；陈衍；沈曾植；陈三立；同光体；汉魏六朝诗
　　
　　王闿运是晚清诗坛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提倡模拟汉魏六朝诗，形成了名动一时的湖湘派。闻风追随者众多，影响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以至民国。同光体的崛起稍晚于湖湘派，崇尚的是宋诗，与湖湘派推崇汉魏六朝诗异趣，却是后来居上，成为晚清诗坛的主流派别，取得的成就也非湖湘派所能比拟。可是，当同光体诗人面对王闿运和汉魏六朝诗时，仍无法忽视其影响。考察同光体诗人对这一影响的态度，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同光体诗学的认识，今试从陈衍、沈曾植和陈三立人手进行剖析。
　　陈衍作为同光体诗论的干将，于汉魏六朝诗本就不甚重视。《冬述四首示子培》其三：“当涂逮典午，导江仅至澧。”谓魏晋的诗歌仿佛长江导源仅到达澧水而已，喻指其成就不高。《瘿喳诗序》云：“微论大小《雅》，《硕人》、《小戎》、《谷风》、《载驰》、《氓》、《定之方中》诸篇，六朝人有此体段乎?《绿衣》、《燕燕》，容有之耳。微论《三百篇》，《骚》之上帝喾，下齐桓，六朝人有此观感乎?滋兰树蕙，容有之耳。故余曰：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此文主要针对的是严羽“诗有别材，非关学也”之论，而集矢于严羽所欣赏的六朝诗。“体段”包含内容与章法，“观感”即精神视界，两者涵蕴深厚的学养，风雅兼备，而这是六朝诗所欠缺的；六朝诗所有的，只是《绿衣》、《燕燕》，滋兰树蕙之类，是“有风而无雅”，有才情而无学问。陈衍论诗，“以为必具学人之根柢，诗人之性情”(《聆风移诗序》)，以此考量六朝诗，自会觉其不足为训。但他对学习六朝诗又存在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于诗学六朝者有些微词。如《陈仁先诗叙》：“(仁先)独肆力为凄婉雄挚之诗，始为汉、魏、六朝，笔力瘦远，余虑其矜严而可言者寡也，意有未足。”《调子培并答惠诗》：“淡远深微有本真，镂金错采费精神。”认为单纯从情感与词采着手为诗，是“可言者寡”、“费精神”，对六朝诗的缘情绮靡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他于学习六朝诗又未完全否定。《石遗室诗话》卷——：“余谓爽秋五言古，实以潘、陆、颜、谢骨格，傅以北宋诸贤面目，故觉其僻涩苛碎，然工力甚深，终不愧雅音也。”《知稼轩诗叙》：“苏堪原本大谢，浸淫柳州，参以东野、荆公。”对袁昶取径晋宋、郑孝胥根柢谢灵运还是认可的。他甚或认为学诗完全可以取法六朝，关键是怎么学。《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云：“生(黄曾樾)之诗文可以成家，文学桐城，诗学《选》体，皆取法甚正。夫汉、魏、六朝诗岂不佳，但依样画胡庐，终落空套。作诗当求真是自己语，中晚唐以逮宋人，力去空套。”六朝诗并非全无是处，但不能生搬硬套地去学习，依样画葫芦即成“空套”。这和他在《奚无识诗叙》中所说是一致的：“所贵乎为诗者，非必蕲于相尚也，而不可无以自尚。自尚者，一人有一人之境地，一人之性情，所以发挥其境地性情，称其量无所于歉，则自尚其志，不随人为步趋者已。”强调“相尚”与“自尚”、模仿与自立的关系，矛头所指，隐然是王闿运对六朝诗的字摹句拟，“无以自尚”，“随人为步趋”。
　　陈衍的诗学取向是宋诗，却又力主诗不分唐宋，持论宏通而颇具创新之思。尝云：“宋唐区划非吾意，汉魏临摹是死灰。”(《仲英寄七言古诗数十韵推挹逾量勉报一律》)。明确反对诗分唐宋，又对专意模仿汉魏六朝诗加以讥评。于坚守六朝壁垒者，陈衍多鸣鼓而攻之。他把湖湘派目为“貌为汉魏六朝盛唐者”。《文莫室诗续集叙》云：“蓄积贫薄，翻覆只此数意数言，或作色张之，非其人而为是言，非其时而为是言。视貌为汉魏六朝盛唐之言者，无以胜之也。”《(近代诗钞述评>叙》：“于是貌为汉魏六朝盛唐者，夫人而觉其面目性情之过于相类，无以别其为若人之言也。”亦是从“随人为步趋”，缺乏自己的性情、面目着眼进行批评的。这和他的诗学主张讲究真性情、真怀抱，注重“深造自得”相一致。到晚年他更指斥湖湘派为伪体。《石语》云：“钟嵘《诗品》乃湖外伪体之圣经，予作评议，所以捣钝贼之巢穴也，然亦以此为湘绮门下所骂。”以《诗品》为湖湘派“伪体”之圣经，直目湖湘派为“钝贼”，已近诟骂。对效六朝文者，亦呼为“伪魏晋体”。《石语》：“作文难于作诗，伪魏晋体及桐城文皆无出息人所为，又散文中杂以骈语，如阳湖派所为亦非体。”视效六朝为骈文者为“伪魏晋体”，对桐城文和阳湖派文皆有微词。《石语》又云：“少年女子自有生香活色，不必涂泽。若浓施朱白，则必其本质有不堪示人者，亦犹文之有伪魏晋体也。”以为“伪魏晋体”本质不堪示人，矛头所指仍是湖湘派的“选体文”。这不排除有借贬抑诸家而高自位置的因素在里面，但换个角度考察，却也可窥见陈衍“由学古转向开新”、“转学古而面向生活世界”的文学观。所谓“生香活色”，和禅、儒都曾倡导的“活泼泼地”相类，乃是出自本心本性，不事涂泽，这即是同光体处于新旧文学变迁之际蕴含的诗学要义。以此与湖湘派高言复古的陈腐相对抗，陈衍以文化的新视野对传统诗学的扬弃于斯可见。
　　陈衍对湖湘派模拟汉魏六朝诗文的批评，因为指涉多人，态度还稍显平和。对王闿运的批评则要严厉得多。由于王闿运在诗坛有重名，公开场合下，陈衍也注意批评的分寸。《近代诗钞述评》云：“湘绮五言古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正惟其莫能辨，不必其为湘绮之诗矣。七言古体必歌行，五言律必杜陵《秦州》诸作，七言绝句则以为本应五句，故不作，其存者不足为训。盖其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之也。”。对王闿运“墨守古法”超越七子，只是略致不满而已。《近代诗钞述评·邓辅纶》：“弥之诗全学《选》体，多拟古之作。湘潭王壬秋以为一时罕有其匹，盖与之笙磬同音也。但微觉千篇一律耳。”评邓辅纶而言及王闿运，不过是“微觉千篇一律耳”，也没有多大的批评力度。但陈衍私下里对王闿运的评论就毫不留情了，在与其弟子黄曾樾的谈话中，基本对王闿运全盘否定。《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云：“王湘绮除《湘军志》外，诗文皆无可取。诗除一二可备他日史乘资料外，余皆落套。散文尤恶劣不可读，至用 ‘泥金捷报，等字，岂不令人齿冷。”“《湘军志》诚是佳构，善学《史记》、《通鉴》，其多微词，尤冷隽可喜。湘绮楼他文不称是，莫明其故。”在他眼里，王闿运的诗文皆已无足称道，仅有些许可作“史乘资料”。更有甚者，在王闿运早归道山后的1932年，他在与钱钟书的谈话中论及王闿运，极力丑诋之，则已迹近于诬。《石语》云：“王壬秋人品极低，仪表亦恶……其人嬉皮笑脸，大类小花面。著作惟《湘军志》可观，此外经学辞章，可取者鲜。余诗话仅采其诗二句，今亦忘作何许语。”对王闿运的外貌、人品进行攻击，经学辞章亦皆无所取，作《诗话》仅仅采取其诗二句，竟远不及采择其庖人张宗扬诗的数量，贬抑可谓甚也。《石语》又云：“人以‘优孟衣冠’讥壬秋诗，夫‘优孟衣冠’亦谈何容易。壬秋之作，学古往往阑人今语，正苦不纯粹耳。至以‘泥金捷报’人诗，岂不使通人齿冷!”以闿运之作连“优孟衣冠”都谈不上，又以其学古不纯，阑人今语。至于“泥金捷报”已见其与弟子黄曾樾之谈论，今复提及，再三致意焉。“优孟衣冠”之诮，王闿运实早有语辩之。《诗评论陈海根》云：“自明以来，优孟衣冠之诮，流谬三百年，下至袁、蒋、黄、赵而极矣。究之诸家，亦复自成一色，非浪得名者。彼诗不可学，则非叔敖；彼诗若成家，仍招优孟。立说自穷，欺人自欺，达者宜早鉴之。”惜乎陈衍似未见其语，仍以“优孟衣冠”的老话头诮之，正是闿运所谓“欺人自欺”者也。
　　对陈衍加于王闿运的“险刻”之论，也有人予以批驳。汪辟疆在《评陈石遗(近代诗钞>》中说：“诗自明清以后，不出唐宋窠臼。题不拟古，诗固未尝戾古。学汉魏固拟古，学六朝三唐亦拟古。即学宋，亦何尝非拟古?陈氏自言学宋，必欲举汉魏六朝三唐而空之，使天下诗人，尽祖两宋，抑何所见之不广耶?”就陈衍从学宋出发抨击王闯运进行了批评。刘梦芙则云：“同为学古，王壬秋喜汉魏六朝，石遗喜宋，取径不同，有弊则一。为昭明选体诗文者，浓施藻采，或为优孟衣冠；效宋诗之拗峭寒瘦者，亦未必独开生面。壬秋之本质，原非蓬头龋齿，令人掩目避之；石遗又岂能如少女之活色生香，令人心魂俱醉哉!”这也是力驳陈衍，为王闿运鸣不平。至于陈衍何以对王闿运恶语相加，张宏生是这样解释的：“陈之所以这样反对王，一则因为王是宋诗派和同光体之间最大的诗家，要宣扬尊宋理论，必须予以清算；二则王的影响力不小，当时诗人或曾信奉其诗说，如陈三立，或坚持其理论，如陈锐，其诗坛地位不容低估”。这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更深层次的因素，笔者认为乃在于两者审美取向与诗学目的的差异。王闿运倡导汉魏六朝诗，趋向于复古，重其趣味兴象，求美求韵求格，意图拯起高妙超逸的汉魏风骨；陈衍提倡同光体，由学古而开新，其祈向是求真求实，求变求力，目的是于诗道危亡之际振衰起弊，具有深切的文化关怀。这一显著差异，遂导致陈衍对王闿运过于矫激的评判。这种矫枉过正的论调和五四新文学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主张在精神内涵上颇为相近，不过这属于另一个更大的话题，此不具论。
　　沈曾植的诗学主张主要见于《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钱仲联曾指出该文包含四层意思：第一，倡三关之说；第二，用佛理谈诗；第三，主张通经学、玄学、理学为诗；第四，对“明人学古”并不完全否定。这几乎含摄了沈曾植诗学的全部。四层意思中，除却以佛理谈诗外，其余皆与王闿运或多或少有所关联，故由此人手，考察沈曾植与王闿运和汉魏六朝诗的关系。
　　“三关说”是沈曾植诗学的重大发明。他先是认同陈衍的“开元、元和、元祐”之“三元说”，在与弟子论诗书中，复把开元换成元嘉，完成自己的诗学建构。这一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即在于他对诗中情与理关系的独特认识，以及对元嘉诗的发现。元嘉诗是古典诗歌发展的一大关捩：玄学、佛学趋于合流，且在诗歌中得以表现，诗情与哲理融会；山水诗逐渐挣脱玄言的束缚，走向情景交融，诗坛孕育着新变。对“元嘉关”的博通，契合同光体学古变机、别开生面的诗学追求。如何通“元嘉关”，沈曾植有很好的说明：一是“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乐山水诗，打并一气读”。王羲之《兰亭诗》是典型的玄言诗，具有较强的理趣；谢灵运山水诗具有较强的抒情性，又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并往往融入佛教义理。右军诗与康乐诗合参，可洞见哲理与情思融合之机枢，直探元嘉诗的特质，即元嘉体由右军《兰亭诗》以来，一以贯之而又不断生长，合山水佛理玄言为一炉的风貌。所谓“打并作一气读”，即一面言其生长与发展的诗学新变，一面言其两诗人真俗相关、理事相融的要义。而真俗相关，是指对于人生义谛求索之真义，与实际生活相关，以及诗人眼前境与哲人心中理的相融。这恰恰是沈曾植诗歌的成就所在。二是以支遁佛理诗为导源，参以《论语》皇侃义疏，来把握谢灵运、颜延之诗中佛学和儒学之两端。沈曾植《王壬秋选八代诗选跋》曾言及支遁诗与康乐诗的关系：“‘老庄告退，山水方滋。’此亦目一时承流接响之士耳。支公模山范水，固已华妙绝伦；谢公卒章，多托玄思，风流祖述，正自一家。挹其铿谐，则皆平原之雅奏也。”康乐诗沿着支遁佛理诗而来，参以儒学修养，遂得称为陆机所推崇之“雅奏”。融经学、玄学与佛学于一炉，这正是沈曾植的“学人之诗”，也是他通元嘉关、重晋宋诗的主旨。沈曾植论诗有云：“建安能者王安立，潘陆谢颜庄严有。”(《八月廿八日渔洋生日子修招同人集于樊园分韵得斗字》)取譬佛理，推重建安、晋宋诗。不过，他重视的是其中包孕的精深义理，而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缘情绮靡的内容。
　　沈曾植与王间运在晋宋诗上的异趣，遂引发一重公案，即沈曾植和樊增祥对闿运诗的轻诋。据载：
　　记癸丑年同人修禊赋诗，鄙出五古一章，樊山五体投地，谓此真晋、宋诗，湘绮毕生何曾梦见。虽谬赞，却惬鄙怀。其实止用《皇疏》“川上”章义，引而申之。湘绮虽语妙天下，湘中选体，镂金错采，玄理固无人能会得些子也。
　　所云“修禊赋诗”，据钱仲联先生的意见，是指《三日再赋五言分韵得天字》；所谓“《皇疏》‘川上’章义”，乃指《论语》川上章皇侃义疏。疏云：“孔子在川水之上，见川流迅迈，未尝停止，故叹人年往去，亦复如此。向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乎；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昼夜。”用“川上章”义，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岁月忽逝，而立德立功之机会，俯仰间即失，感叹时节之易变快变(时为1913年，“向我非今我”隐含诗人于辛亥鼎革后的感慨)；二是今我不同于旧我，后感有异于前人。所谓“向我非今我”，即顺此大化之流，享受太虚之空灵清净，忘怀世事，乐此因缘而已。此二义隐隐相发，即玄理回应纯情，得理事相融之妙。也即所谓“引而申之”。且诗句中多化用王羲之、孙绰兰亭诗、序成语，既契合修禊赋诗，又饱含玄理。故樊增祥推重为“真晋、宋诗，湘绮毕生何曾梦见”。王闿运所重为缘情绮靡、镂金错采之诗，更多地指向六朝诗的外在形式，于其间涵蕴的浓厚理趣较少关怀，至为樊、沈二人所讥，理固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