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出现于官员地方任职经验的总结中。如南宋末年胡太初作《昼帘绪论》一书，其《差役篇第十》提出：官司每岁差发职役，“俟簿书物力一定，然后照各乡则例物力及若干，方令充役”，如此可免差役轻重不均之患。正因为依“乡原体例”操作颇具实效，才被官员们当作值得推广的经验。
如果将上述略显纷杂的记载按相关官方事务分门别类，大致涉及官田经营、度量衡管理、赋役征发、平决词讼、修建公共工程以及灾荒赈给等方面，且集中于钱谷田宅之事，直接关乎民众的生活。很显然，在这些事务上，纷繁多样的民间惯例与官府发生了某种关联，但形式各异，这说明关联的方式或程度也不尽一致。其一，直接按“乡原体例”处理地方行政事务。在修建水利工程、府县学等公共设施时，人工与经费的解决常是如此。绍兴府义田散谷赈籴也是一例。其二，官方对某些“乡原体例”表示尊重，不加干涉。诸如南宋朝廷对各类斗量的默许，以及官员对民间借贷关系的认可。其三，官员注意到“乡原体例”，认为应该了解它们，并以之解决某些问题。此类可见于地方官的建议与任职经验总结中。其四，具体运作或裁决过程中，以“乡原体例”作为某一方面的依据、参考，这种情况相对较多。官田田租收纳参考民间收租惯例，有时是完全照搬，有时为了招徕佃客，田租也会适当低于当地的民间惯例。绍兴年间，江淮营田，为招人承佃，所定田租“比之乡原，大段优润，系取人户情愿”，因此取得了一定成效。乾道二年(1166)，王宣建议荆南营田，“初开荒年所收全给，次年依乡例主客减半输官……第三年方依主客例分收”。这里的“乡原体例”准确地说，只是用来突出官田请佃政策优越性的一个参照对象。事实上，类似作为参照的情况在平决词讼中最为常见。高楠在其博士论文中就“民间惯例对官方调解的影响”有所讨论，认为官方在调解民间财产纠纷过程中，也“注意到了乡间惯例”。这一表述还是比较恰当的。地方官员有时的确会在朝廷律令法条之外参照乡例，斟详处理，但它们却不是裁判的直接依据。显然，在那些判文中援引各种“乡原体例”，并非因为它们是某种不可违背的社会规范，而是作为使判决更为合理的大致参考。梁治平先生曾指出：清代民事裁判中，“合乎‘情理’的解决只有在充分考虑和尊重惯例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宋代的情况估计也是如此。
在林林总总的状况和事务中，官方对乡原体例或是直接借用，或是参考，或是尊重，但这些都是建立在认可的基础上的。官方制度和民间惯例都需在日常事务中不断实践其合理性、可行性，在碰撞中互动、调适，合理的选择会随情境、时间而有所差异，并不限于认可或不认可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然当“依乡例”之类的语词出现在朝廷诏书法令，经官府“镂板晓示”后，一些民间惯例往往成了官府运行法则的组成部分，只是纳入方式可能不同。从表面看来，这一过程似乎取决于官方的抉择，但实际原因恐非仅仅如此。
三、官方认可“乡原体例”的原因
那么，官府为何常常不得不“询土俗利害而酌其举措之中”呢?朝廷订立的各种制度有其政治权威，按照大一统的理想，本应自上而下顺利推行至每一民户，并通过这些制度实现皇权的主动性，使民皆承上意。然当大一统理想面对充满历史积淀的缤纷世界，与“乡原体例”之间的碰撞也就无法避免。两宋时期官府推行统一量衡的事例，可谓典型。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八月，以新朝鼎革，“有司请造新量衡以颁天下”，朝廷降诏“从之”对于各地私制的“诸量”，则一律斥为“伪俗”，明令革缔。所谓“新量衡”，皆属“按前代旧式”，其“新”的意义主要在于“一统”。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七月十一日诏日：“权衡之设，厥有常制。”此后，官府反复强调“一统”的必要性。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朝廷又禁“增损衡量及私制”。这些屡屡颁下的诏书固然体现了宋王朝对统一量衡的重视，却也反映了“新量衡”难以在各地施行的困境。直到南宋初年，官府仍在努力表明统一量衡的态度。绍兴二年(1132)十月，宋廷降诏，禁止民间通行的私斗；绍兴二十九年(1159)十一月又降指挥：“造百合斗行下，不得用乡原体例”。朝廷以百合斗为统一量器，三番五次下诏向全国推行，但在地方却仍是“乡俗”林立。如“吴兴乡俗，每租一斗为百有十二合”，再有所谓“平江市斛”、“黄池斛”等等，记载颇多，不必备举。值得注意的是，各地标准不同的量器，不仅流行于民间，有时也被官府采用，如隆兴府和籴，即常用地方流行的“一百一十五合”之斗。孝宗即位不久，宋廷对于“百合斗”的政策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此，柳田一文已有所论述，此处为展开进一步讨论，仍需将大致情况略作交代。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因各地收田租斗量有差异，曾有秀州嘉兴县沈彦章、陆之望等陈请严行“百合租斗”，建议“户部勘当因依，不许用乡原私弊”。可是宋廷这次只是重申绍兴二十九年已降指挥，并未采取另外的措施。同年九月，另有臣僚上奏，认为各地民间收租惯用的斗量“经久不可易”，“乞行下州县，各随乡原元立规例”。户部希望能依其所乞，“各随乡原元立文约租数，及久来乡原所用斗器数目交量”，并请收回统一使用“百合斗”的诏令，“更不施行”。弘。孝宗下诏“从之”，不再坚持一统量衡的旧诏。实际上，长期以来对于推行百合斗的努力，“户部及州县亦知其不可行”，但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朝廷一方面在正式场合需要表明“大一统”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却难以决然禁止地方私制量衡。面对制度与现实长期以来的偏离，最后统治者连表面的姿态也不再坚持，索性明言“各随乡原”。
分析帝制国家在“同律度量衡”问题上之向民间妥协，颇有趣味。一方面，这说明乡原体例有其特殊的效力与权威，迫使官府不得不向其妥协：“地有肥瘠之异，故租之多寡、赋之轻重、价之低昂系焉”。所以有人认为：“官虽重税，业主自皆乐输。斗器虽大，佃户亦安受而不辞。今一旦无故损去其半，而二税、物力、和买、役钱之类如初。若中人之产量入以为出者，是卒岁之计夺其半矣。”如果不顾土俗，强行施行统一的“百合斗”，不仅民间秩序受影响，也会妨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顺利运转。与此相应，两宋时期各地州县官府本身使用的各种量器也大小不一，且时有变化。“百合斗”政策显然不具备成为共同基准的合理性，为便宜行事，“各随乡原”是既无奈又最容易操作的办法。而官方的态度并非只是摒弃或依从如此简单，在表面的变化背后是长时间的实践与确认。
地方惯例本身是于民众生产与生活中日渐形成的，虽然常由官府认可，助其推行，但究其根源，内在的动能并非来自官府。民众之所以认可和遵循各种土俗、乡例，恐怕也不是因为官府会支持这些惯例。其权威性和有效性源自更为深厚的自然与历史背景。所谓“乡俗人情之易动，殆山川风气之使然”，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不仅是“乡原体例”的形成机制之一，也是体现其合理性的自然因素。畲田需“如乡土旧例”，是因为“北地霜早，南土晚寒”；福建山地以“种子或斗或升”来计算田产，是因为“闽郡多山，田素无亩角可计”；民间收租所用斗器大小不一，也是因为“地有肥 瘠之异”。各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相异，造就了农田耕种惯例的不同，以及相关生产、生活习惯的差异，有着经过很长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合理基础。
惯例或习俗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上的，其有效运作离不开时人观念的支持。“乡原体例”的具体内容兼具多样情境与恒常道理两方面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关于世界理应如何的某些共同观念，诸如关于利益分配、义务共担的公平原则。这种公平原则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惯例，经过无数次的交往、冲突，早已深植于多数人心中。因此人们可能是在潜移默化之下，自然而然地根据惯例行事，即便未遵从一贯的做法，多少也会考虑将要带来的后果，尽管没有明文规定违背这些惯例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恐怕也是“乡原体例”权威和效力不可忽视的来源之一。这样的权威，有时甚至会延伸到彼岸世界。《夷坚志补》卷七《沈二八主管》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淳熙十五年(1188)三月，湖州有沈二八主管，被阴间皂隶追擒而暴死。因吴兴乡俗用“百十二合斗”收租，“唯沈生所用斗为百二十合”，“坐用大斗量租米”，是以被鬼诛。这是典型的违背地方惯例、忽视“乡俗”权威而遭报应的故事。在宋人留下的文献中，此类故事还有很多。我们不必计较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但可以从中体悟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以及诸多信仰、观念对时人行为的影响。
另一方面，这又与各级官员的认识世界直接相关。这里可举南宋孝宗年间开浚浙西塘浦一事略加说明。乾道六年(1170)十二月，监行都进奏院李结上奏请求开浚苏、湖、常、秀水田塘浦。因其所陈之事，费资浩大，宋廷“令胡坚常相度措置”。胡坚常看详后认为李结所议“诚为允当”。同时他提出建议：“今相度，欲镂板晓示民间有田之家，各自依乡原体例，出备钱米与租佃之人。更相劝谕，监督修筑田岸。庶官无所损，民不告劳。”宋廷下诏依其所奏。修建水利本为各方面利益之所系，作为代表中央统治地方的州县官员，尽量做到“官无所损”，减少财政支出，当然是对于宋廷来说合意的措置。与此同时，作为负有亲民之责的“父母官”，如何在形式上体现“民不告劳”，也不能忽视。但民出钱、出力，又何以称“不告劳”，理由只能是官不觉其“劳”，或是民自身亦不以之为“劳”：
其一，田主出资，佃户出力。这种解决水利工程资金与人员问题的方式长期以来已成为地方惯例。袁采在所著《袁氏世范》中，亦将“田主出食，佃人出力”当作兴修水利时值得倡行的办法。这种习惯做法由一定地域上的人们为维护共同利益自发产生，且带有一定自律性，并被多数人认同，得以维持推行的力量正是长期形成的传统和人们认同其合理性的观念。政府的“晓示”、“劝谕”只是出于行政需要的形式而已，以一种巧妙的办法表明其行政主动性。
其二，“田主出食，佃人出力”未必是任何时候、所有百姓都乐于接受的方式。但无论人们接受与否，地方官员主观上宁可相信人们自愿承受，毕竟民众的付出与所获利益相关。绍兴年间，知平江府陈正同曾言：“计亩均出钱米以保永业，必无怨尤之理”，或可反映当时官员们对此的一般看法。即使政府行为实际上已经给人们造成负担，“依乡原体例”，亦能为官府提供自我开脱的解释，以表明其形式上的“不劳民”。
与此同理，当各级官僚们不得不认同现实而放弃一统的“百合斗”时，或许也带有些许无可奈何的自我调遣吧——遵乡例而便民。不过，妥协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大一统”原则的否定，我们也不应将它简单地理解为中央集权向地方秩序的让步。“中央集权与地方无序并存”本为传统帝制国家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更何况妥协政策常能带来诱人的行政效果：节省行政成本，保证赋役征收与社会安定。
乡原体例作为地方惯例，具有民间与官方两个面相，而当“依乡例”之类的词语出现在各类涉及官方事务的文献中时，它们之间的界线就变得模糊不清。分析这些主要涉及户婚赋役等事务的“乡原体例”的记载，可以发现官府在不同的程度上认可民间惯例、规约和土俗，既出于行政便利的考虑，更在于“乡原体例”内里特有一种效力与权威，迫使官府与之妥协。这些惯例本身是民众生产经验与交往冲突的产物，建立在合理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历史积淀上，颇具实用性及可行性。在许多情形中，“乡原体例”与官方制度并不相互排斥，两者之间不仅有一定程度的配合，而且在长期演进中不断互动、彼此渗透，官方制度本身并非脱离民间因素的凭空产物，某些“乡原体例”也已是官方制度的一部分。
认识“乡原体例”上述特性，对于我们了解宋代社会大有助益。两宋社会风俗人情自然比存世文献所载“乡原体例”的例证要丰富得多，它们同样影响着当时官府的运作。正是各种不同知识传统的运行规则，使得社会生活呈现如此纷繁而有序的画面。进一步的讨论，容待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