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文献中，“乡原体例”一类的词汇时有出现，其含义大致是一定区域内被多数人所认可的地方惯例。从其实际内涵来看，包含“民间”与“官方”两个面相。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乡原体例”属民间的土俗、乡例，所反映的是民间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与形式；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被纳入法令条文的“乡原体例”就成为地方官府运作法则的一部分，体现了赵宋政权与民间社会的相互调适。大体而言，官府常在田租收纳、赋役征发、平决词讼、修建公共工程、灾荒赈济等情况下认可某些“乡原体例”，只不过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官府采纳民间既有的惯例、规约，既出于行政便利的考虑，也在于惯例本身的效力与权威。而究其根源，各种土俗、乡例长期运作的内在动能并非来自官府，其权威的来源有着更为深厚的自然与历史背景。

　　[关键词]乡原体例；地方；官府I民间

　　北宋苏颂(1020－1101)为胡顺之作《朝奉大夫提点广西刑狱公事胡公墓志铭》谓：“神宗登极，转太子中舍，知建昌军南丰县。南丰在江西最为大邑。编户数万，多豪右著姓，讼争既繁，胥吏操其柄，前后令罕能胜之者……(胡顺之)察见俗弊，欲有所为。故先召里中父老坐廷下，访其土俗利病所在，钩得其实，然后为条教，纤悉必尽。故令出而人伏，犯者一切不贷。”在以编户齐民为基础的传统帝制时期，中央政府制订赋役、律法、科举等制度以维系王朝顺利运作，关于这些制度的具体内容及实施情况，一直是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成果也相当丰硕。同时，学者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在这些由官府颁布的成文制度之外，历代还存在众多相当复杂的地方性约定与规则，它们同样也是规范历史上民众的行为、保证社会运作不可或缺的机制。前引胡顺之“访其土俗利病所在”而“为条教”，就是在制订地方性法规的时候，充分吸取了“土俗”，才能取得“令出而人伏”的效果，这就是地方习俗、惯例影响官府运作的一个例证。
　　较之“土俗”、“乡俗”此类相对熟悉的词汇，“乡原体例”、“乡原例”、“本乡俗例”等等，文献记载更为零星。然可以明确的是，“乡原体例”与颇受关注的地方“风俗”存在一定的区别：后者主要是日常行为具有地方代表性的集中表现，而前者更具有“例”的意味。日本学者高桥芳郎、柳田节子两位先生曾有专文探讨宋代的乡原体例，相互间意见不太一致。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一历史现象的认识起点。本文试图在高桥芳郎与柳田节子两位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略述己见，以求有所提高：乡原体例究属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行为法则?哪些乡原体例才会被纳入官员的视野?它们与国家制度是如何发生关联的?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乡原体例”含义中的“官方”与“民间”
　　
　　关于乡原体例的记载，早已引起关注，不少学者都在他们的论著中涉及了这一问题，但大多直接将其理解为“地方习惯”、“民间惯例”或“乡村惯例”，未作深入讨论。高桥氏对这种“理所当然”的提法表示质疑，认为“乡原体例”的本义应与“乡俗体例”、“民间体例”等概念存在一定差异，是指官府处理民事“从来的方式”、“从前的规定”。他主要是通过浙西水利事务的例证来讨论的。柳田氏对高桥的意见作出回应，她经过详细探讨，再次肯定了此前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乡原体例”还是应解释为“乡村习惯”、“民间惯例”，并通过分析官斗、官田经营、水利修筑中的“乡原体例”，指出宋代民间存在具有自律意义的习惯秩序。
　　两位前贤的意见在他(她)们各自的逻辑结构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论证，颇具说服力，不过两者的分歧却不容忽略。也许，从不同的侧面重新审视文献以及这类词汇出现的语境，会有所启发。
　　从官府的“视角”来看，“乡原体例”本多出于民间。至道元年(995)，度支判官陈尧叟、梁鼎上言募民垦种公田，请每岁所收田租如“民间主客之例”。绍兴六年(1136)，都督行府建议耕垦江淮一带荒田，也称应依“民间自来体例”，召人承佃。此处“民间主客之例”与“民间自来体例’，是指主佃之间如何分配产出的惯例，亦即各地或有异同的收租方法。洪迈《容斋随笔》卷四《牛米》载：“予观今吾乡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洪迈(1123－1202)是鄱阳人，据他说当地田主收租的惯例是取生产所得的五成，如果耕牛由田主提供，则多取一成。又据同时期人王炎(1137－1218)所说，湖北地区的惯例则是田主收四成，佃户占六成。除分成外，收租所使用斗量的大小，各地也有所不同。是以有臣子上奏称：“契勘民间田租，各有乡原等则不同，有以八十合、九十合为斗者，有以百五十合至百九十合为斗者。”这种乡原等则不同的大小斗量，是民间收租所用。可见从官方的立场来看，上述关于各地田租的习俗本属民间惯例。
　　其他方面例证也不少。如雇佣人力，元祐元年(1086)，苏辙(1039－1112)曾提到在汴京一带，“民间每夫日雇二百钱”；又如灌溉管理，乾道元年(1165)，吕广问奏札中称徽州一带塘、堰知首人，“若乡例私约轮充，于官簿内开”，这里的“乡例私约”也应是民间自成的约定。
　　上述惯例都有一定的地域性。各地区自然环境不同，土地肥瘠不等，气候条件相异，人口多寡不一，生活中可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即使相同，解决的办法也未必一样。人们处理各类事务，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与当地条件相适应，寻求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平衡点，能为多数人所认可，由此形成地方惯例。这些惯例并非集权政府强求一律的官方法令之所能规范，因而具有其现实意义。它们既非出自官方的法令，在官府眼中，当然是属于“民间”的。
　　另一方面，我们所见关于“乡原体例”的记载几乎都出自官方文献，或是官员们的奏札、判词、记文，或是朝廷颁布的诏令、法条，据此观察两宋政府行政“实践”，往往透露出一种官府与民间惯例相互“调适”的思路。
　　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廷曾下诏：“诸州县人畲田，并如乡土旧例，自余焚烧野草，须十月后方得纵火。”据此可知：其一，宋代各地为备耕烧山即“畲田”的时间是有“乡土旧例”的；其二，朝廷认可各地畲田的“乡土旧例”。实际上，这是延续前代的旧制。《唐律疏议》卷二七《杂律》即有规定不得“非时烧田野”，同时却注明：“若乡土异宜者，依乡法”。条后所附“议”中更有说明：“谓北地霜早，南土晚寒，风土亦既异宜，各需收获总了，放火时节不可一准令文，故云：各依乡法。”《宋刑统》卷二七《失火》沿录了这些律令。南北各地气候条件不同，地理环境相异，农作时令自然不可能统一，官府的政令不得不遵循这些“乡法”。
　　两宋各地赋税征收制度也多有此类情形。在真宗咸平三年(1000)十一月派遣陈靖为京畿均田使时，诏令就宣称租赋之制“将从土俗，当立定规”。元丰六年(1083)，据御史翟思(?－1102)所言，唐州一带因土地贫瘠，民多不愿耕佃，高赋任知州时，“招集流民，自便请射，依乡原例起税，凡百亩之田，以四亩出赋”。又当时《田令》规定：“诸陆田兴修为水田者，税依旧额输纳， 即经伍料，提点刑狱司报转运司，依乡例增立水田税额。”嘉定年间(1208－1224)，范应铃通判抚州时，计算官户筠州黄知府田庄的税钱，即是“以本乡则例”计之。
　　官府登记田产的习惯办法同样带有地域性。如福建地区因山地较多，“田素无亩角可计，乡例率计种子，或斗，或升”，地方官府则据斗、升折算产钱，“每一斗种大率系产钱十余文”。田产登记簿的具体形式也有地域特点，如户簿的“江、浙之例”，“每段画图而旁写四至，配以产钱若干，其簿之首总计每户产钱，以合官簿之数”。这些惯例多来自乡原，可以想见。
　　赋税征收是地方政府主要的职责，立制行令当然反映着官府的行政权力。但在现实中，官府为了使政令客观可行，不得不考虑与各地实际情形相调适，而参照各地长期以来形成的“乡例”来立制，显见是事半功倍之举。
　　当然，这类惯例并非一定完全照搬民间土俗，地方行政必需因地制宜，且历代陈陈相因，法令沿袭既久，也就成了“旧例”，为后政所参照。如前引唐州“依乡原例起税，凡百亩之田，以四亩出赋”，赋既属官府向民户征之物，这里的“乡原例”很可能也就只是前政的旧法，而非民间之土俗。但“官”与“民”之间的界线有时却是十分的含混。即就唐州事例而言，以百亩只征四亩之赋的乡原例，从记载看虽是官府的决策，也可能参照了民间租佃的惯例。这种含混不清的情形在地方水利工程的组织中也较为突出。如乾道六年(1170)，胡坚常奉命看详浙西修建水田、塘、浦之事，建议“民间有田之家，各自依乡原体例，出备钱米与租佃之人。更相劝谕，监督修筑田岸”。这里的“乡原体例”，简单地说就是田主出钱、佃户出力。宝祐五年(1257)，慈溪县丞罗镇修复黄泥埭，则“欲援例计亩敷于民”。公共工程中田主出钱、佃户出力，或计亩敷于民的办法各地都有。但这种办法，究竟是民间具有自律意义的习惯秩序，还是官府在处理这类事务时的一贯做法，学者的意见存在分歧。
　　但从另一角度来观察，民间处理各种事务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地方习俗、惯例，一旦出于种种原因为官府所认可，被纳入官府诸多运行法则的范围，便自然具有了官方制度的烙印；反之，民间的惯例同样也脱不了官方诸般制度的影响。所以，“乡原体例”在不少情形下兼具民间与官方的双重“身份”。如前文讨论的公共工程，既有由官府出面组织的，也有民间自行纠集的，有时也存在“官督民办”的情形，由官府委托地方乡绅出面组织。但无论哪种组织形式，对于人力财力的纠集，则大多采取田主出钱、佃户出力，或计亩敷于民的办法。那么这些“乡例”究系土俗还是官法呢?今人讨论历史，其实不必纠缠于这类概念的区别。文献中关于“乡原体例”的种种记载，给了我们观察宋代社会的一个独特视角：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乡原体例”所反映的是民间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与形式；从“官府”的角度来看，它体现了赵宋政权与民间社会相调适，与之“对话”与“互动”的努力，以及专制法令形成过程的一些具体例证。分辨“乡原体例”之“民间”与“官府”性质的意义，或在于此。
　　
　　二、官方事务与“乡原体例”
　　
　　如前所述，当我们将“乡原体例”置于“官方”、“民间”的语境下讨论时，它们相互间的差异与分野就自然地显现了。但这并非历史事实本身，而只不过是今人分析历史的一种框架，经过归纳与抽象，不免或多或少偏离历史事实。回到宋代历史的场景，当时人们所关心的恐怕并不在于官民之间的畛域划分，而是如何做到“询土俗利害而酌其举措之中”。因此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有哪些民间惯例被官方纳入属于可以依照的“乡原体例”，两者又是如何发生关联的，则是今人理应考察的内容。
　　通过柳田、高桥的讨论以及其他学者的零星举例，我们知道宋代在田租、斗量、赋税、田宅交易、借贷、水利事务等方面都存在“乡原体例”，其中某些内容前文已有所提及。而相关史料(包括前贤未曾征引的部分)说明，这些乡原体例几乎都因与官方事务发生了关联，得以在文献中留存于后世。其中，关于官田经营、收租斗量参照地方惯例的记载，数见于官员奏札和朝廷诏书，既有的认识也相对清晰，不再多作讨论。此外的部分，为便于进一步分析，下文按不同的史料来源略作介绍。
　　(1)被纳入法令的情况甚少。除“畲田”中涉及的外，仅有的几处都与赋税相关。如前述《田令》“依乡例增立水田税额”；再如，《庆元条法事类》卷四七所录“赋役令”中，规定新开耕地应“取乡例立定税租”，以及同书同卷关于逃税租户的“户令”中，明确逃户田地需人收治者，“以所收物依乡原例准价充直”，以保证税收。
　　(2)偶见于官员奏札、上疏的建议中。真宗天禧元年(1017)，京东灾荒，殿中侍御史张廓上言：“民有储蓄粮斛者，欲诱劝举放，以济民贫，俟秋成依乡例偿之，如有欠负，官为受理”。希望通过民众间的相互借贷解决难题。南宋的朱熹也曾提出类似的建议，孝宗淳熙九年(1182)，浙东大饥，贫民缺稻种，因婺州“乡俗体例，并是田主之家给借”，因此他提出“欲依乡俗体例，各请田主每一石地借与租户种谷三升”。朱熹对“乡原体例”的关注并不止于此。面对地形万别所带来的土地丈量难题，他在《经界申诸司状》中认为：推行经界法，不必求之以疾，若能“因其乡俗而行之以渐，则无劳扰之患”。此外，南宋孝宗初年汪应辰(1118－1176)知福州时，曾就寺观缴纳趱剩钱一事上疏，提出“八州地利所种早晚不同，寺观大小事力亦互异”，理应“各随土俗所宜接续送纳”，在时间上顾及了地方因素。这些建议都因有利于解决难题而得到了宋廷的认可。当然，前述胡坚常奏请“依乡原体例”兴修浙西水利也是一例。
　　(3)在判词中出现略多。兹举《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几例：关宰瑁审理陈坦限田案，在拟笔中要求对陈某所管佃田亩，“或用产钱比算，亦合照乡例从实指定”，具体解决时，某些方面可以参照乡例；范应铃所撰判文《吴盟诉吴锡卖田》中，“以乡原体例计之，每亩少钱三贯足”，只是作为事实被提及，与判决本身无必然关联；而范公于另一份判词“高七一状诉陈庆占田”中提出，“乡原体例，凡立契交易，必书号数亩步于契内”，因当堂所呈契书不符合这一格式，判定该契书乃是伪造，这里的“乡原体例”被用作判决依据之一；在曾某与范某争山地的判词《争山各执是非当参旁证》中，“建阳乡例，交易往往多批凿元分支书”，同样成为判决的依据；胡石壁处理罗居汰状告主家擅用威刑案，也是在了解库本钱收息“湖湘乡例”的基础上，知晓主家所收利率反低于惯例，间接判断罗为诬告。大体而言，“乡原体例”在判词中基本是被看做判决时需多方参照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