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西商帮的组织结构
商帮的组织体现着纵向依赖的层次构成。最基层是各个商号。晋帮商号中的管理系统有代理人、副手、掌计、店伙四层。代理人是东家的代理，类似经理。副手是代理人的助手，设数人，各负责一个方面，有的负责管理下层掌计——“上佐诸父，下督掌计”；有的负责掌握市场信息——“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使其“征贵贱运，睹若观火”，有的负责联络官府等。掌计是各店铺的管理人员，店伙是伙计、佣工。其他各商帮乃至散商，也都有各自的经营机构或组织。商号之上，是地域性的商帮组织区域会馆或行业性的商帮组织同业会馆。（注：清末一些大的商帮组织中出现了“总号”，“总号”统率各地“分号”，成为“联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清代全国各主要城市都有商帮的会馆。所谓“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省”（注：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1册，《北京歙县义庄》。）。同业会馆如北京前门外芦草园的颜料会馆，便有合盛号、全泰局等作为“纠首”的15家晋商颜料商号和西裕成、永裕号等作为成员的89家晋商颜料商号。区域会馆如汉口的山陕会馆即包括：太原帮、汾州帮、红荣帮、合荣帮、卷茶帮、西烟帮、闻喜帮、雅帮、花布帮、西药帮、土果帮、西油帮、陆陈帮、匹头帮、皮货帮、众帐帮、核桃帮、京卫帮、均烟帮、红花帮、当帮、皮纸帮、汇票帮等。从上可知山西的商帮其组织的严密，分工的明确，职能的全面，使得其具有了一般商帮所不具有的对市场灵敏性，能够适应市场。
（四）山西商帮的社会基础
山西商帮的社会构成基础是纵向依赖的宗族系列与乡族系列，尤其是对官府的依赖。如晋商清初被封为皇商的即是著名的“八大家”——王、范、靳、王、梁、黄、田、翟。康熙年间，北京正阳门左右列肆而居、经营银号的浙江商人共建银号会馆正乙祠，翰林院检讨浙人诸起新为撰《正乙祠碑记》中有这样的词句：“吾越之在版图中，犹太仓一粟，沧海一苇也”，“吾乡之人，去其族里而居于是者有岁时，有伏腊。少者、壮者、老者，怅怅然失所依附”，“而苟得一地焉，酾酒敬神，敦桑榆之好，而因以追溯其宗党里族，曰，某山某水，某之所居与游也，某甲某里，某之所生与长也。因而屈指其人，孰在孰亡，孰得孰失，岂不肫肫乎上故旧之思而动其怀土恋本之情也”（注：《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11页）。
这些词句，生动反映了商人在横向依赖与联系的无层次中，要求纵向依赖与联系的心态。同是康熙年间，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张德桂为广东商人在北京正阳门外黄皮胡同所建仙城会馆撰写的碑记，更直接地道明了建立商人会馆的缘由：“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闻，利不相谋，利不相一，则何利？故会之。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以是为由利也”，“乡人同为利，而至利不相闻，利不相谋，利不相一，则何义？故会之。会之，则一其利。以讲义也，以是为由义也”，“夫以父母之赀，远逐万里，而能一其利以操利，是善谋利也。以为利，子知之，吾取焉。抑以乡里之俦，相逐万里，而能一其利以同利，是善笃义……然而利与义尝相反，而义与利尝相倚者也。人知利之为利，而不知义之为利，人知利其利，而不知利自有义，而义未尝不利……惟有斯馆，则先一其利而利同，利同则义恰，义恰然后市人之抑塞吾利者去，牙侩之侵剥吾利者除，以是为利而利得，以是为义而义得也。”（注：《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16页。）
为得利而求助于义。在横向依赖与联系的无层次中，为抵御市场不成熟难以调节带来的风险，而要求纵向的依赖与联系。应该说这种要求，在当时的市场体系下，是自然而又深刻的。这也使得这些社会基础成为所有商帮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对于晋商也不例外，并且表现得更为强烈。清代山西商帮中从学徒到经理基本上都是山西人，而且一般还具有宗族与乡族联系。
这种要求也就同时表现在对官府纵向依赖。晋商中最大的商人绝大多数是官方特许的皇商、官商。他们或者以巨资捐输、买官，或者与高官攀亲、联姻，或者代官投资入股、“合伙”经营，与清廷建有或千方百计建有特殊关系。如清廷较大的军事行动大多得到晋商的支持。康雍乾平定准噶尔时，晋商范毓曾输送大量军粮，“省国费以亿万计”； 乾隆时大小金川之役仅晋商捐助饷银即达110万两。（注：参见《中国十大商帮》第20页。）纵向依赖获取的封建特权成了晋商积累巨额资本的有利武器。官商合一，使清中后期商业经营的传统色彩更为浓厚。
这些山西商帮所具有的复杂的社会背景是其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
三、结语
正是山西商人所特有的商帮组织，使晋商在清代以来长时期中保持着不可动摇的垄断地位，这种垄断主要是在对外贸易方面，它对我国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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