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运用现代产业经济学理论中的SCP研究框架，从商帮这一商业组织的角度来分析和探究组织的建立在晋商垄断地位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清代晋商；市场垄断；scp范式分析
      
　　一、明清时期晋商的发展与崛起
　　山西位于华北平原以西，长城内侧，太行山以西。它四面都是屏障，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中。可是它却是一个资源大省，盐、铁、煤等自古以来一直很有名。山西的河东盐区的盐业收入一度曾居全国之首。铁的资源十分丰富，在清朝道光年间，产铁量13万吨/年。至于煤炭，到现在山西也被称作“煤都”。
　　明清时期社会的发展和战乱促使山西的人口急剧增加，人多地少，“土稀民稠”不得不迫使一些山西人出走他乡。而后在不知不觉中在中华大地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商业集团——晋商。
　　晋商是明清时期实力最雄厚、经营最为多元化的地域性商人团体，与江南的徽商齐名。它能数百年称雄于商界，长时期在对俄的茶叶贸易﹑对日贸易中的垄断地位是和他们重商轻儒的乡风分不开的，更与其特有的商帮组织紧密相连。当脚下的黄土地不再能承载晋人的生存时，只能选择“走西口”。他们到边陲运粮中盐，远涉塞外进行易货贸易，但就在这凄凉的“走西口”曲调中一个与江南徽商齐名、名垂千古的地域性大商帮组织诞生了。商帮这一商业的组织对于山西商人能够长时期地拥有垄断地位起到不可低估和替代的作用，同时晋人也赋予了商帮新的含义。
　　明初，明朝政府实施了新盐法，晋商充分把握了这一机遇，利用地理优势，兼粮商和盐商，大获其利。到了明朝中叶以后，我国的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晋商没有因循守旧，经营方式出现了重大变化，成为中国了历史上第一个经营多元化、集团化的商帮。尤其是在国际贸易、帐局业和票号业表现得尤为突出。晋商的经营项目涉及到了经济的各个方面，盐、米、布、瓷、药材等。“挟资走四方”，晋商的商业资本在全国各地无声无息地流动着、积累着、壮大着。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
　　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1.  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主的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晋商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上茶叶以后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他的各个分号。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遗址在现在的朔州的右玉县，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
　　2．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我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3.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由平遥李家独资创办的日升昌票号，地址在平遥的西大街上，现在已开发为“中国票号博物馆”。当时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祁县、太谷人群起仿效，形成了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祁太平三帮曾有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的美誉。当时全国51家大的票号中，山西商人开设有43家，晋中人开设了41家，而祁县就开设了12家。在这些票号中值得一提的是祁县的第一家票号合盛元。1907年时，合盛元票号不惧风险，远涉重洋，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洲等地，设立了票号分庄，从事国际汇兑业务，开设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二、清代晋商垄断地位形成的SCP范式分析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在异地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清代商帮有了很大发展，有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之称。那么在诸多商帮中山西的商帮为何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壮大，并具有市场支配力，对我国的商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以下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运用SCP研究框架进行分析，来探究其中深层的原因。
　　（一）山西商帮产生的市场环境分析
　　中国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之后，至少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规模，并且卓有成效，而且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后并非新建了一个市场体系，不过是利用和部分地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这时期市场体系已经具有了市场经济的共性的特点，市场的竞争愈来愈激烈，风险也增大了。清中后期，经济发达地区专业化生产区域及全国各地经济社区的形成，孕育出了各生产经营者、各行业组织与经济型乡族组织之间发生横向依赖与联系的初级的市场经济环境。它是由各组织自发地相互适应和依赖而形成，并逐渐发育出它们的市场关系及专门联络和媒介各组织的机构。其组织活动完全由市场联系所导引，有依赖性和风险性，靠自发调节维持平衡，由于自发调节能力的限制，往往会造成部分失调。这种市场环境为商帮的产生创造了生存的客观环境，但同时市场的不完全性，脆弱性又赋予这一商业组织不可替代的垄断地位。晋商利用商帮组织进行商业经营也是当时客观的市场环境所造成的结果。
　　（二）山西商帮中的商人构成
　　清代按经营方式，商人有三种类型：从事纯商业活动亦即经商的商人，其中又包括从事转运贸易的行商和在市镇之中具有固定营业地点、列肆贸易的坐商；兼营手工业生产、把原料直接分给手工业者、付与一定报酬收回生产产品、再以之为商品出售的“包买商”（又称“包买主”）、“帐房”；商人大地主及经营高利贷者。按经营性质，商人也有三种类型：一般商人；官商（皇商），主要是盐商；洋商，又称行商等。在各个市场体系中，不同层次的商人相互连接，形成整体的运销系统，共同完成整体的商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