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莽》的人民性还体现在审美品格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上。巴人曾引赫尔岑的话赞美果戈理对乌克兰风俗的描绘。并在《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中指出，“新文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文学的作风与气派，显然是向‘全盘西化’方面突进了。这造成新文学与大众隔离的现象。”为此，他特别拥护毛泽东在《论新阶段》里 “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提法。“气派”是指民族的特性，“作风”是指民族的情调。《莽》对胡二爷投机钻营的揶揄嘲讽、对大里村赌场骑士们的烘托渲染、以及对傻大姐和王锡彤女人豪爽性格的推重，对劫狱、起义等过程中大里村人敢作敢当的品格的由衷赞许，都与叙述者的民间立场分不开，所以其美学趣味主要（下转第149页）（上接第121页）是劳动人民追求的粗犷豪放或沉郁悲壮之美。《莽》中，粗野放荡的民歌、王锡彤闹学、“乡村俱乐部”、黄岩阿三及王飞虎的生存方式被认为是义气、正直和郁勃生命力的象征，对春耕时分农民忘情的劳作、三四月间农民对土地充满的希望、大旱之际焦渴的心地以及山洪爆发时的惊恐与悲恸的描写背后，是一颗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良心。
　　综上，《莽秀才造反记》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中当之无愧的经典。灌注其间的人民性思想精华表现为作者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人民呐喊的创作动机、对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审美品格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巴人吸取了民间文学的养料，继承了关注底层和韧性战斗的鲁迅传统，精研细读马列主原著并保持了学者的良知和独立的思考。反观当前文学疏离和背弃人民性而陷入的尴尬境地，《莽秀才造反记》或许预示着走出困境的契机与出路。

参考文献
       [1]戴光中.对于农民起义的卓异思考——评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7，（4）．
       [2]权绘锦.历史叙述中的启蒙话语与文化反思——论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J].重庆社会科学，2005，（5）．
       [3]陈思广.战争观·历史观·审美观——当代战争小说研究的三个要素[J].当代文坛，2007，（1）．
       [4]王欣荣.王任叔(巴人)的文化人格[J].东岳论丛，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