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莽秀才造反记》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中当之无愧的经典。灌注其间的人民性思想精华表现为作者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人民呐喊的创作动机、对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审美品格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巴人吸取了民间文学的养料，继承了关注底层和韧性战斗的鲁迅传统，精研细读马列主原著并保持了学者的良知和独立的思考。反观当前文学疏离和背弃人民性而陷入的尴尬境地，《莽》或许预示着走出困境的契机与出路。

　　【关键词】巴人；《莽秀才造反记》；人民性；历史观
　　
        巴人（1901～1972）《莽秀才造反记》（一名《土地》）以1903年浙江宁海农民“反教平洋”起义为历史背景，以农民领袖王锡彤与天主教神父朱国光的斗争为主线，描绘了中国江南农村的风俗画和底层民众可歌可泣的抗争历程。它传承了五四精神，深化了批判现实主义,富于文化反思,更可宝贵的是灌注其间的人民性思想精华，使它成为现代历史小说中当之无愧的经典。艺术上的人民性是指艺术和人民的联系，人民大众的生活在艺术上的反映，劳动者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在艺术上的表现。在阶级对抗社会的条件下，真正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总是和某一具体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力量相联系的，总是以某种方式反映着人民大众自己的要求和思想的。
　　“近代农民斗争的史话”《莽秀才造反记》的人民性，首先表现为作者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为人民呐喊的创作动机。它热情地讴歌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无情地揭讽了封建统治者和天主教会的丑恶罪行，诉说着人民群众的理想与憧憬。《莽》所指的“人民”是指与“中国老爷”、帝国主义及其帮凶走狗等反动势力截然相对的底层民众。作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执意为水深火热之中“背负着中国历史的灾难”的“丧葬的行列”“呼喊”，以回报他们“眼泪的抚养”、“血汗的洗礼”，并将本书献给“爱护我们父老的无名的业绩的友人”。《莽》蕴涵了巴人“对中国农民起义作了卓异反思”[1]。他清醒地认识到二千五百封建古堡“官逼民反”、“异族入侵”、“草野英雄马上得天下”三部曲中“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历史秘密；尖锐地指出“正统的历史家绝口称道”的“地主阶级的代表，奴隶总管的子孙”曾国藩、李鸿章等引狼入室者的天字第一号的汉奸本质，而对被压榨的欲作顺民而不得的起义农民们充满了同情的理解。数千年的中国史一团漆黑。古人所谓“天纵圣明”，原不过是“流氓皇帝”。
　　其次，《莽》的人民性表现在作者对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这与《死水微澜》、《李自成》等不谋而合。但巴人并不局限于战争的胜负上与政治目的，而是敢于挑战和扬弃传统的伦理本位价值体系。《莽》“将历史运动中的社会性因素和人性因素结合起来,使现实生活的变动与精神结构、文化心理的变迁构成一种互动关系。”从中揭示平教反洋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使小说在历史叙述中获得了深层次的精神与文化内涵。”[2]《莽》描绘了当时中国生活的真实图画，成功地塑造了朱神父和莽秀才这两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在新时期到来之前率先“恢复了人民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关注普通人，塑造独具特色的普通人形象”，[3]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人物的刻画也比《灵旗》、《古船》等更见功力。19世纪末叶，“悲剧的中国演出着中国的悲剧”。帝国主义的炮舰、传教士、商人潮水般涌入中国东南沿海，中国在变成世界市场之前先变成其“世界屠场”了。资源的恶性掠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渗透，严重威胁着宁海县人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淹没在宗法制度虚伪的温情之中的人性恶进一步膨胀起来。“蚯蚓”、“蚂蚁”似的在土地里挣扎的劳动人民逐渐感到“双重的锁链，在他们身上越缚越紧”，在教会的巧取豪夺与封建势力的残酷压制下，痛苦地呻吟着的底层百姓的原始的灵魂和野兽似的本能“愤怒地咆哮起来了”。虚伪的朱神父在骗取信任、竖立权威之后，逐渐露出马脚来，在金钱、权力、欲望的腐蚀中，人性逐渐异化，并将复仇的剑“插在自己同命运的朋友、兄弟、姐妹身上！”而起义的农民也沉醉于疯狂的杀人游戏之中，人性堕落为残暴的兽性。作者悲伤地发现“这社会机构的微妙，就在于能使被压迫者弄混目标、自相残杀”。他在讴歌莽秀才王锡彤一次次为民解忧、代民受罪、替民除害等英雄业绩时，也透视到传统文化的双面刃在他心中划下的累累伤痕。这位晚清有良知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代表身上倾注了巴人及其二哥的文化人格[4]。可是秀才爷的良心虽与日月齐辉，但其组织协调和调兵遣将的能力却实在不敢恭维。这支纪律松散、纲领不明、用人失当、迷信盲从的军队注定走向绝路。作者对现实的大胆批判都是出于对人民的同情和悲悯以及对中国历史向何处去的沉痛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