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域外资料,限于条件,无从一一披览,也无可置议。不可思议的是,很多常见书,如《史记》三家注、《三国志》裴注、《后汉书》李贤注等多所漏失。如《史记索隐》所引《益部耆旧传》、《陈留耆旧传》(Ｐ.564)、《会稽典录》(Ｐ.565)、《陈留风俗传》(Ｐ.587)、《荆扬异物志》(Ｐ.588)、《关中记》(Ｐ.589)、《荆州记》(Ｐ.590)、《吴录》(Ｐ.593)、《吴地记》(Ｐ594)、《西河旧事》(Ｐ.595)、《三秦记》(Ｐ599)、《浔阳记》(Ｐ.601)、《林邑记》、《湘江记》(Ｐ.602)、《南康记》(Ｐ.605)、《广州记》(Ｐ.606)等;《史记正义》所引贺循《会稽记》(Ｐ.73)、《吴地记》(Ｐ.75);《三国志》裴注所引《汝南先贤传》(Ｐ.658)、《先贤行状》(Ｐ.665)、《冀州记》(Ｐ.673、733、781、791)、《交州异物志》(Ｐ.122、145)、《益部耆旧传》(Ｐ.866、882、967、972、1014、1033、1087、1088、1099)、《三辅决录》(Ｐ.957)、《零陵先贤传》(Ｐ.980)、《楚国先贤记》(Ｐ.986、1005、1158)、《襄阳耆旧记》(Ｐ.913、953、983、984、1008、1010、1052、1054、1073、1083、1085、1156、1174、1306)等;《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所引《襄阳记》(Ｐ.16、2777);此外,各传记注所引《广州记》(Ｐ.194)、《益部耆旧记》(Ｐ.1048、1605、2435)、《三辅决录》(Ｐ.1953、2121、2122、2265、2332)、《先贤行状》(Ｐ.2112)、《邺中记》(Ｐ.2144)、《九州春秋》(Ｐ.2332)、《十三州志》(Ｐ.2466)、《临海异物志》(Ｐ.2844、2850)、《襄阳耆旧记》(Ｐ. 3477、3480、3481)、《荆州记》(Ｐ.3478、3481)、《湘中记》(Ｐ.3484、3485)、《豫章志》(Ｐ.3491)、《上党记》(Ｐ.3522)等,按照该书的收录范围理应辑录,不知为什么失之眉睫。像《三辅决录》这样的书,序言仍存。《汉学堂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等均有辑录,但是此书却视而不见。至于《敦煌类书》、《太平御览》等类书,更应逐一披览辑校。而这些工作,似乎也没有细细去做。甚至,古佚书渊薮《说郛》这样的重要书籍,也未列入引用书目之中。此外,大量的宋元以后的古籍也时有征引地方文献,如李膺《益州记》见于《胜览》者仅“鹤鸣山,张道陵登仙之,尝有白鹤游其上”数字,而明代《学圃苏》卷二引录则更详:“晋原鸣鹤山,张道陵登仙之所。传云:常有麒麟白鹤游翔其上,有铭记云:张陵为腹蛇所吸,门徒以为登仙矣。”同时又引李膺《蜀记》曰:“张道陵避病虐于社之中,得咒鬼之术书,为是解鬼法,入鹄鸣山,自称天师。熹平末,为蟒蛇所吸,子衡奔走,寻尸无所,畏负法议之讥,乃假设权方,以表灵化之迹,生縻鹤足,置石崖顶。到光和元年,遣使告白正月七日天师升元都。米民之山獠,遂因妄传,贩死利生,莫过此之甚也。陵子衡为系师,子鲁为嗣师,以祖始法惑乱天下。”
就目前已经辑录的地方文献看,作者似乎逐条辑自古籍,但时有脱误。如《南州异物志》“交广之界”条,注明出处是《太平御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但在“不贪其财货也”后面,中华书局校点本尚有“并以其内有肴菹,又取其髑髅之川饮酒。传人掌趾为异,以食长老”(Ｐ.2835)数字。如果说这条出处不同,容有异文,而《汝南记》“华仲妻”条则注明仅出《后汉书·应奉传》注引。但是,本条仅仅引了前半段,后面还有数十字却不知何故遗漏:“仲为将作大匠,妻乘朝车出,元义于路旁观之,谓人曰:‘此我故妇,非有它过,家夫人遇之实酷,本自相贵。’其子朗时为郎,母与书皆不答,与衣裳皆烧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见之,乃至亲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词请朗。朗至,见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谓之曰:‘我几死,自为汝家所弃,我何罪过,乃如此邪?’因此遂绝。”又如《楚国先贤传》“(韩)暨临终遗言曰”条,谓出《三国志》韩暨本传,但是后面还有数百字:“又上疏曰:‘生有益于民,死犹不害于民。况臣备位台司,在职日浅,未能宣扬圣德以广益黎庶。寝疾弥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农务,不宜劳役,乞不令洛阳吏民供设丧具。惧国典有常,使臣私愿不得展从,谨冒以闻,惟蒙哀许。’帝得表嗟叹,乃诏曰:‘故司徒韩暨,积德履行,忠以立朝,至于黄发,直亮不亏。既登三事,望获毗辅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参临没,易箦以礼;晏婴尚俭,遣车降制。今司徒知命,遗言恤民,必欲崇约,可谓善始令终者也。其丧礼所设,皆如故事,勿有所阙。特赐温明秘器,衣一称,五时朝服,玉具剑佩。’”
还有大量的校勘问题,如《关中记》“三辅旧治长安城中”条注明出自《通鉴》初平元年注,实际是永元四年。《吴兴山墟名》“三山”条“陇士龙赠顾彦先诗云”当作陆士龙。又如《异物志》“鹿狼”条谓出《御览》仅仅24字,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引文字更为详尽,于义更胜(Ｐ.2858)。如《武陵记》“壶头山”条谓辑自《后汉书·马援传》注引23字。中华书局校点本还有“壶头山边石窟,即马援所穿室也。室内有宅如百斛船大,云是马援之余灵”数字。又《益州记》谓出自《御览》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但是用史传核对,本书录文则讹误甚多,难以卒读。
三、地方文献的研究
上述问题说明,地方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是一项异常繁难的工作。它不像正史那样隶属于官方修史系统,资料相对完整准确,历代刊刻也有版本依据。而地方文献不惟史料价值要多打问号,各家所引的文字也颇为凌乱随意。这就给我们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我们的优势,或者说我们时代的优势。第一,我们的图书资料较之过去更为集中;第二,前人及同行的研究成果也较之过去更易掌握;第三,经过一个世纪的学术现代化的努力,我们的学科建设也更加成熟;第四,古籍数字化的成就也为我们的整理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凡此种种,都为我们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个人总的感觉,如果说,20世纪是中西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的话,那么21世纪就应当是在全球化范围内结出丰硕成果的世纪。就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言,集中优势力量,各个部门协调合作,努力完成一些集大成的工作,这是完全有必要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工作不仅具有划时代的学术意义,而且通过这样一些承前启后的资料整理及研究的集大成工作,可以充分展现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大国的形象,其政治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因此,我诚恳地呼吁图书馆界与高校科研部门及出版机构精诚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努力使我们的收集整理与科研方面的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为此,我提出几点肤浅的看法供地方文献整理工作者参考。
第一,资料的系统整理
系统整理的前提是全面占有资料,包括原始资料和后人辑校成果。逐条编排,并作必要的校勘工作。高文典册,零篇断简,均在辑录之列,汇编《汉唐地方文献类编》。理想的编纂应当分门别类,譬如,根据资料来源,按时编排。如《三国志》裴注、《世说新语》刘注、《汉书》颜注、《后汉书》李注、《史记》三家注、《文选》李善注及敦煌文献等顺序,辑录相关文献。倘若有相对完整著作流传于世的,如《华阳国志》这样的书,就选择最古的本子。更重要的是,特别应当标注前人的辑佚成果,至少在相关条目下标注辑录者姓氏。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风范和品格。
第二,史料的甄别概括
在文献类编的基础上,梳理各种地方文献的作者、内容、版本及其价值,编纂《汉唐地方文献综论》。这项工作要充分展现前人和并世同行的研究成果,求全责备,为后人提供一份翔实准确的研究资料。
第三,专题的深入研究
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加强专题研究,完成《汉唐地方文献研究》。通过地方文献资料,考察各个地区的行政规划、人口变迁、物产特点、风土民情、杰出人物等,通过这些深细的研究,真正探寻汉唐盛世的经验教训,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学术研究,需要的是耐心细致的伏案工作,任何坐而论道式的设想其实并没有多少意义。本人撰写这篇小文,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这种坐而论道的性质,虽然自己一直在默默努力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践。这里所以不揣简陋,冒昧地将这些极不成熟的想法向诸位专家学者汇报,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唤起同行的关注,共同做好这项工作,以便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阙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