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比较《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史籍要目及其分类情况入手,试图探讨汉魏以来各种史书急剧增加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概括性地论述了唐宋以来有关地方文献收集整理情况,用以说明地方文献整理的特殊难度;就地方文献的资料汇编、文献综论及专题研究等方面,提出了若干系统的建议。
关键词 汉唐 地方文献 古籍整理
汉唐时期的地方文献虽然多已失传,但是,我们从古注及类书征引来看,其资料异常丰富多彩,而且学术价值颇高。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说:“予谓魏晋诸儒,地理之学极精。”这里所论虽仅限于地理之学,但是无妨扩大其范围,从广义的地方文献方面来理解。这里所说的“地方文献”,包括家族宗人的传记、乡里郡县的概况、割据势力的杂记等,其内容较之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志概念似乎有所不同。这是事先应明确的问题。
一、地方文献的收集
讨论汉唐地方文献问题,不妨从两个时期的目录学著作《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说起。《汉书·艺文志》是以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为蓝本,编辑加工而成,主要反映了东汉以前的图书收录情况。其内容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收录图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属于历史一类的图书如《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太古以来年纪》、《汉记注》、《汉大年纪》等主要收录在六艺类《春秋》经传中。《春秋》主要记述的是鲁国的历史,也属于广泛意义上的地方文献,但是这部分图书所存非常有限。初唐时编修的《隋书·经籍志》,所反映的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作为依附经书的史部著述骤然增加,因此在目录中独立开来。不仅如此,像《史记》、《汉书》这样带有官方编修色彩的通史或者断代史著作放在了史部前列,首次称之曰“正史”,凡六十七部,加上亡佚的凡八十部。以下则又细分“古史”三十四部、“杂史”七十三部、“霸史”三十三部、“起居注”四十四部、“旧事篇”二十五部、“职官篇”三十六部、“仪注篇”六十九部、“刑法篇”三十八部、“杂传”二百一十九部、“地理之记”一百四十部、“谱系篇”五十三部、“簿录篇”三十部,“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计亡者,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其中与地方文献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霸史”、“旧事篇”、“杂传”、“地理之记”及“谱系篇”五类,总计四百七十部,四千九百六十七卷,占史部一半之多。史学著述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汉唐时期地方文献编纂繁荣的原因,就其荦荦大者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传统。
古代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记言行。夏殷时代,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代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汉武帝始置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后职掌其事。东汉时期,很多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相次著述东观,蔚然成风。秉承这种风气,汉魏以降,史学异常发达。正史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有数十家注释本,征引史籍数百种。杂传类著述、州郡地志更是层出不穷,包括山水描述、都城建设、地名源流、异域风情、宗教地志等等,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
第二,地方割据。
三国以下,各地割据政权多有史官,博采旧闻,推奉正朔,官修史书自然兴盛一时。《隋书·经籍志》霸史类著录的《赵书》、《华阳国志》、《南燕录》、《秦记》、《凉书》等均属于这一类的著述。
第三,门阀制度。
东汉初年,光武帝下诏纂辑其故乡南阳风俗,作为西汉首善之地的三辅地区,还有高祖故乡丰沛以及中国文化重镇齐鲁等地也兴起编修地方文献之风。特别是随着地方门阀势力的崛起,地理、谱系类著述更是成为人们炫耀门第的一种风尚。家乘郡书、名流传记等乘势而起。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汉唐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成为一时风尚。
二、地方文献的整理
随着大唐帝国的统一,各地图书文献逐渐集中起来,这就为地方文献的集中整理提供了一个基本条件。当然,任何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集大成的论述纷纷问世的同时,各地方的乡邦文献也随之而散佚。这几乎是中国古代著述学史上的一种必然现象。《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各种地方文献,绝大部分已经失传。我们今天只能通过《太平御览》、《山堂考索》、《说郛》这样的大型类书和《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选》李善注、《汉书》颜师古注等征引得以管窥蠡测。正因为如此,清代辑佚学家如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河南志》、王谟辑出《汉唐地理书钞》、马国瀚辑《玉函山房辑佚书》、孙星衍辑《平津馆丛书》乃至近人周树人(鲁迅)辑《会稽郡故书杂集》等,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可惜这些资料尚没有得到今人的充分重视,也缺乏系统的整理。
我在从事汉魏六朝文献收集与整理的过程中,深感地方文献的重要性。但是,我对此全然外行,深深地期待着学术界能够尽早出现这样的整理著作。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这种强烈的好奇心。浏览前言,作者自称辑录汉唐方志四百四十种,这确实令人振奋。但是,翻阅正文,虽然每一条都尽量标注原始出处,但是,几乎看不到前人的辑佚成果,这确实是不能容忍的疏忽。对此,陈尚君先生在《唐研究》第五卷上发表书评,高屋建瓴地指出,该书贪多务得,挂漏颇多,而“未能充分尊重和利用前人已有的辑逸成绩”乃是最大的问题。其实,不仅是前人的成果,就是今人的成果也未能吸收。本书既然辑录了《河南十二县境簿》,那末,朱祖延《北魏佚书考》地理类辑录的《十三州志》(阚著)就应当辑录。《三晋记》(王遵业撰)仅据《太平寰宇记》辑录一条,而朱书从《太平御览》又辑得一条。又如刘芳《徐州人地录》据《太平寰宇记》辑录三条,而朱书又从《北堂书钞》辑得一条。
问题显然还不止于此。譬如说,既然标明《汉唐方志辑佚》,那么,汉唐时期哪些地方文献符合今天的“方志”概念?这涉及到辑录的范围和取舍的标准。可惜作者在前言中并没有对此作任何解说。而且,作为一部资料性质的著作,书后也缺乏必要的索引。这姑且不谈。作者自称“十余年来,从四十余种、六千余卷类书、地志、史书、子书中共辑出汉唐方志四百四十种,约四十万字。”所下功夫可谓勤矣。但是仍有一些典籍,特别是域外所存古籍,依然可以辑录许多资料。如唐代张楚金编《翰苑》,《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七卷,《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三十卷。南渡以后不复著录,估计已经在中土佚失,而在日本尚保存旧钞本,其中收录了大量的地方文献,如《隋东藩风俗记》、《括地志》、《东夷记》、《肃慎国记》、《邺中记》、《高丽记》等。类似这样的著作在韩国、日本等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尚保存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