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明显，1945年中苏谈判时，苏联所处的地位与1924年时已有极大不同。其一，它这时不仅与美、英两大国有着秘密交易，其主要要求都得到后者的承诺和支持，而且还掌握着出兵中国东北的主动，并足以威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权利的巨大优势。无论国民党政府接受其要求与否，它都可以轻易地造成既成事实，置国民党政府于更大的被动之中。其二，由于红军的介入，外蒙古早就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只是在字面上肯定了中国的利益，事后苏联政府几乎从未将外蒙古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外蒙古已经有20多年完全脱离了中国的主权管辖范围，不论国民党承认与否，外蒙古的独立已是既成事实，难以改变。其三，战后国共纷争有急起之势，中共在北方地区占据着大量敌后根据地，具有迅速接收政权的极大便利，国民党要想将其远在西南的军队运抵北方接收各地政权，特别是进入工业重地东北地区，非取得苏联的同情，并借助于苏联的帮助不可。鉴于上述种种情况，1945年的中苏谈判尚未开始就已成一边倒的形势。在此形势下进行谈判，苏方态度之无所顾忌，和中方态度之委曲求全，实不难想象。
要肯定的是，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宋子文亦曾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努力地进行过争辩。比如他曾表示不同意将雅尔塔协定中"维持外蒙古的现状"一语，解释为中国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独立；他曾争辩说中长铁路的所有权应归中国，但由中苏两国共管；他强调对旅顺港不能使"租借"，必须在协定中显示该港可由两国共同使用，以免引起国内民众的不安；他亦曾坚持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不能妨碍各国自由使用大连港和铁路运输设施，以及在东北境内发展商业的企图。他甚至做好了"万一史（斯大林）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则只可中止交涉"的准备⑨。但是，苏军出兵已是箭在弦上，中国东北及新疆的统一更全在苏联的威胁之下，蒋介石最终还是出于内政的需要，决定"牺牲".
他的指示是："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关键之点，在于苏方能够切实保证：尊重中国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和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B10对此，斯大林均一一允诺。结果，中方交出了外蒙主权和东北中长铁路、大连港、旅顺港等项权益，而苏方在条约的照会中则承诺：苏联政府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1945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强各国均已公开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废弃不平等条约，而苏联作为一个公开自诩为民族解放运动大本营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坚持要在战争中赢回沙皇时代的殖民主义荣耀感，并不惜为此损害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意识形态目标与当权者的民族主义心态及其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未必没有因果的联系。国力的强大，以及当权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耀的过分迷恋，无论何时何地，都可能使强国与弱国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
当然，分析1945年中苏条约的不平等性质时，有必要注意到国家关系当中战略利益的一致性问题。因为，造成这次条约谈判中苏方不惜损害中国利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相信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在这一点上，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使苏联领导人不能不把国民党与苏联战后最主要的假想敌美国归为一类，因而保持高度的防范意识。苏联政府必欲把其战争的防波堤构筑到中国的东北乃至北部朝鲜的疆土上来，与此显然不无关系。
（三）
对于中国人来说，20世纪中苏关系当中，真正能够表现出相对平等性质的条约，还是1950年2月14日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对于1945年，1950年时中苏两国的强弱差距仍然相当明显但相对于1945年，1950年时苏谈判的对象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45年苏联谈判的对手是亲美反共的国民党，而1950年苏联谈判的对手则换成了亲苏的共产党。换言之，1945年谈判的双方更多的是相互间的防范意识和戒备心理，而1950年谈判的双方则明显地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这在表面上是双方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所决定的，实质上却是相互之间的利益需要的一种结果。
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不能替代中苏双方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理解的典型例证，是斯大林对外蒙古归属问题的强硬坚持，和最初反对重订或修改1945年条约的态度。作为民族解放事业的代言人，中共中央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到国内民众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强烈民族要求。外蒙古问题的提出，在中共与联共（布）的交涉中，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是，当1949年1月毛泽东与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谈话当中要求让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时，就明确地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B12。尽管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实现外蒙古的回归，是新政权展现其争取捍卫国家利益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它却可能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构成隐患。斯大林并没有像在1945年与宋子文谈判时那样，明白地提到外蒙古的地理位置容易为敌对势力提供威胁苏联安全的极大便利，然而其坚持拒绝显然仍旧主要是基于自身安全的长远考虑，与他同对手之间在意识形态的异同并没有多大的关连。
同样的情况，当毛泽东1949年底访苏时，虽然再三要求与斯大林签订新约，斯大林却坚持保持旧约，理由是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的约定而缔结的，废除它可能会为美、英两国借机否认雅尔塔协定中的其他承诺制造口实，因为苏联战后取得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法律依据，就是雅尔塔协定。B13在这里，斯大林首先关注的，显然也不是苏中两国盟友关系和意识形态上的道德标准，更不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国家利益，而是苏联自身的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