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中国面临着社会和文化的全方位转型，社会和文化的震荡必然格外强烈，重重矛盾必然格外尖锐。鸦片战争后头一个50年（1840－1890）的中国历史是用铁与火、血与泪写成的。在这跌宕起伏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潮中，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的郭嵩焘（1818－1891）时时作为弄潮儿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又不时被大浪抛开，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他从最初的理想抱负到最终的失望潦落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一生，当他答应出使英国之后，朝野的卫道士们简直视之为卖国贼的冷遇，在当时是不小的屈辱。甚至到了代写论文20世纪80年代，也还有人认为："郭嵩焘为虎作伥"，"为李鸿章对英妥协投降唱赞歌"，"丧心病狂"，"崇洋卖国",这当然与他个人落拓不羁的文人性情紧密相关，但更与时代的震荡和矛盾紧紧相连。

   关键词：郭嵩焘;先驱者;悲剧人生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他是晚清第一个正式领衔出使西方、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也是中国近代洋务思想家、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

饱满诗书，关注洋务

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郭嵩焘从小就受传统教育，走科举功名的道路。1835年，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但在传统功名的道路上，郭嵩焘走得并不顺利。虽然他在1837年考中举人，但1838年、1840年接连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直到在1847年第5次参加会试时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而曾国藩却在1838年考中进士）。

    同林则徐一样，郭嵩焘在反对贩卖和吸食鸦片一事上，态度非常坚决。在出使期间，他与英国朝野人士积极联络推动英国禁止贩卖鸦片；与此同时，他于1877年3月、7月两次奏请朝廷设法严禁鸦片。他晚年回到家乡，深知已无法指望政府在禁烟问题上有所作为，便联络友人组成禁烟公社，要求各人从推动乡党宗族做起，积极清除毒患。他甚至留下遗言，不准子孙后代吸食鸦片，"有犯此者，先请改姓，勿为吾子孙可也。"

 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亲见浙江海防之失”，一向为“华夏”所看不起的“岛夷”的船坚炮利，给郭嵩焘留下深刻印象，他也积极参与了反侵略战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应聘奔赴浙江学政幕下，曾赋诗明志："磨盾从戎真自许，好谈形势向鲛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然他对朝廷及前线统帅的部署颇有微词，但在津沽一带襄助僧格林沁办理防务尽心尽力。1859年，大沽口之战中，"炮石如雨之中，无肯来营者，又独渠一人驰至"。僧王深受感动，誉之为"见利不趋，见难不避"的君子。翌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他正在家乡养病，就近为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画策："传檄山东、河南、山西、陕甘，会师勤王。"

1861年，有感于近20年来夷务工作一再出现的怪现象，郭嵩焘曾沉痛地说：其实中国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与外国人划定章程，与他们平等相处，不应该怕他们。但如果不了解外国的情况，一味用蛮力，反而会使夷乱加剧。切莫以为这是充满买办意识的软骨头为了讨好洋人而羞辱自己的祖国。相反，这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泣血自省，为国减祸的苦衷溢于言表。他是研究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后才得出这些结论的。

事实雄辩地表明，郭嵩焘是英勇爱国的，但为什么后来会被成为"崇洋卖国"的代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考察的。
    

悉心考察西洋

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19世纪，西方列强是一身而二任：既是侵略者，又是富强和先进的榜样。中国等落后国家要捍卫自己的独立就要以自己的对手为师，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逻辑。这类国家的任何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都要受到这个历史逻辑的制约。于是，如何对待西方列强和西方近代文明便成了摆在近代中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近代中国一个个创巨痛深的事件震憾了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沿着魏源的足迹摆脱儒家"怀柔远人"、严"夷夏之辨"等信条，试行提出一套新的对策。郭嵩焘也以留心经世致用著称于世，他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一套新的对外关系理论。他用“势”字概括其要点：所谓"势"，就是要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确定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要认识中西关系与历史上的夷夏关系迥异。在抵达欧洲之前，他已一再申明："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1]他认为一定要如实认识这个情况，方能处理好对外关系。经过在英国近一年的实地考察，他的认识又有新的发展，终于痛心地写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2]这些话不但否定了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夷夏观念，而且正视了中国在文化上已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因为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开始，中国朝野中的多数人虽然不能不承认敌人的船坚炮利而主张师夷长技，但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中国的礼乐教化远胜于西方，也就是说，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远胜于西方。这是他们观察和处理中外关系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一再作出一些愚蠢可笑行动的思想基础。郭嵩焘认为中国正处于全面的弱势。这个弱不仅在物质层次，且包括整个文化系统。他曾向几个挚友吐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3]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道是文明教化的核心。这段议论认为在世界的新格局中中国已沦为背离文明教化的无道之邦，而敌手的文明开化程度远胜于己。郭嵩焘是经过认真考察后才不得不承认这个残酷的现实的。他到英国一个月后，仍然认为："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4]经过一年左右的观察，他的认识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才得出上述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