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社会起自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终于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历经两千多年大大小小几十个政权的分分合合，循环更替，一朝传一代，一脉相承，走过了这两千多年。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从政治角度来看，始终逃脱不了国破家亡的兴衰循环历程：由衰到盛，然后衰落，最后灭亡；再盛、再衰，再亡，周尔复始，循环往复，谁都看的非常清楚明白，却始终没有一个王朝能够跳出这个圈子，能够长治久安。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封建王朝的兴衰循环史，王朝兴衰，循环往复两千年。那么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中断了一个个封建帝王的千秋功业，而不能长治久安、延续子孙万代呢？现在就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到战国时期，正式确立，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包含有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

 

国家土地所有制，即国有土地。“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历代封建政府和皇帝都直接掌握着一部分土地”〔1〕，各朝各代的皇庄、王田、军屯、民屯等都是国有土地，尤其以北魏、曹魏、隋唐为最盛。国家占有大量的土地，一方面为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为巩固国家政权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封建社会，土地是最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土地，也就掌握了社会的经济命脉。

 

农民土地所有制，即个体农民的土地。个体农民拥有的土地虽然不多，但人数最多，向国家交纳赋税，服兵役和徭役，“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能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最主要基础，所以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植”〔2〕，凡是明君圣主都非常懂得爱民、养民，以民为本。

 

地主土地所有制，即地主拥有土地。地主，是封建社会的富人阶级，出租土地，剥削贫苦农民，是人人向往的社会角色。他们有钱有势，很容易挤进国家官员队伍中去，借助国家政权来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地主阶级有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有文化，有能力，是国家官员的候选人阶级。不管是论经济优势，还是论文化，地主阶级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特权阶级，是顺理成章、理所应当的事情。所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封建社会中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

 

所以，皇帝要治理国家，就必须把这三种土地所有制，把国家、地主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处理好，协调好。

 

首先，是地主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在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土地是最主要的社会财富，土地多少是区分富人、穷人，地主、农民的唯一标志。在由此产生的两种土地所有制中，最不安分，最不稳定的是地主所有制。“各朝各代的君主厉行专制,但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自上而下地对功臣、宗室和贵威,大量地赐土封户,以保证他们对自己效忠。于是,这些功臣、宗室和贵威,不仅政治上得势,享有种种特权,经济力量也迅速膨胀。利用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优势,他们大量地兼并土地”〔3〕。在一个政权建立之初，社会经济凋零，国贫民弱，地主和农民都不富有，贫富差距不大，所以，轻徭薄赋、养民爱民是立国之本。随着经济的复苏，社会财富的积累增加，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稳定，地主阶级依靠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开始扩充财富──兼并土地，兼并扩充的目标有两个：国有土地和农民个体土地。对农民的土地，以强凌弱，巧取豪夺，最后的结果就是土地集中，贫富分化加大，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引发农民造反起义，冲击国家政权，威胁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但由于利益的驱动，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兼并是绝不会适可而止的，而是“多多益善”。能够协调、限制地主兼并农民土地的只有皇帝、国家。在皇帝眼中，地主、农民(富人、穷人)是都不能舍弃的。地主阶级，是国家官员的主要来源基地，其中的优秀分子，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必须要给予他们一定的利益（俸禄，或赏赐土地），以让他们积极地、心甘情愿地给皇帝和国家服务。农民，国家税收的最主要来源，不能过度地剥削，要限制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兼并。每当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加剧时，国家就有必要进行调整、改革，来限制兼并，缓解社会矛盾，以确保国家利益。在改革过程中，谁受益、谁受损呢？当然是农民受益、地主受损；又由谁去改革，由谁去执行呢？当然是各级官员，而这些官员又都是地主出身，地主身份。因此，历代改革、变法阻力重重，失败居多，成功居少。在私有制社会人们对土地的偏爱，以及地主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土地兼并趋势的不可阻挡性、不可逆性。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最终由最底层的农民造反、起义，这个政权的结束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