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民政府实施财政经济改革，中国国民经济在艰难曲折中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起用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先后召开全国经济会议、财政会议，吸取西方国家整理财政的理论与经验，提出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改革政策，对30年代的经济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在财政经济方面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整理了财政，统一了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改革了税制，整顿了三税（关税、盐税、统税），废除了制约商品流通的厘金制度。第二，发表与各国重订新约的宣言，开展关税自主运动，否定领事裁判权。第三，实施币制改革，废两改元，统一国家货币，限制白银外流。第四，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通过上述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统一了财政，增加了税收和财政收入，扩大了市场交流和国内外贸易，发展了工农业经济，恢复了历史上丧失的部分海关主权，基本上恢复了自主决定进口税制、税率，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商业，抵制了外国商品的倾销。

但是，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30年代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缓慢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的发展趋势。譬如，经过实施新的财政经济方针，1928年至1930年间，经济水平是上升的，表现了一种良好的势头；后来，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开始发动侵华战争，国共持续内战，国民党各军事实力派不断进行混战，国内大面积自然灾害，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因而1931年后，经济状况又恶化，经济水平下降。国民政府进一步调整经济政策，推行币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结果，促使国民经济水平再次提升，至1936年达到了民国时期最高的经济水平，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30年代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它评价过高，或对其发展完全持否定态度，都是不恰当的。应该说，它是在艰难的环境中，经过了一个波浪起伏的发展过程。

六、日本武装侵华导致中国政局大变动，国民党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积极进行抗战准备。

1931年至1945年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战争的时期。中国人民由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共经历了十四年时间。我们应该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加以认识。

为了对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公开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把它定为国策。对这一政策的认定，长期以来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从单纯的军事观点说，它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要对抗敌人并最后战胜敌人，有一个安定的后方是十分需要的，否则，腹背受敌，难以克敌制胜。但是，从政治上说，这一政策显然又是错误的。因为在强敌压境形势下，采取什么样的反侵略方针、方法，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对异己力量采取军事镇压还是政治解决，将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异己力量采取了排斥、削弱甚至军事消灭的手段，而不是从团结对敌的立场出发，积极调整本身的政策，调整与不同党派、集团的关系，达到增强国家力量以团结对敌的目的，因而这一政策受到国人的反对不是偶然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因而国土不断沦丧，导致全国人民对国民政府的强烈不满，形成了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之后，随着日本军队的不断南侵，对国民政府的生存威胁也愈益严重，因而南京国民政府逐步放弃不抵抗政策。共产党也由抗日反蒋政策，改变为逼蒋抗日，最后决定联蒋抗日。1935年底，国民党开始调整与共产党的关系，秘密与共产党接触，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最终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开始走上抗战道路。

1934年，蒋介石曾利用追剿长征红军的机会，将其军事、政治势力伸进西南地方实力派控制的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其口号是为了在西南建立抗日战争的后方基地。而对于西北边陲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区，由于地处遥远，鞭长莫及，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则采用封官许愿、财政拨款等手段，使这些地区的地方实力派通电归附中央。至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达到了除沦陷区以外的全国的统一，这就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创造了条件。

1935年以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开始整编军队，加紧修筑国防工事。为防止日军从长江口登陆，由张治中主持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修筑了吴江到福山、无锡到江阴、乍浦到嘉兴三道国防工事，至卢沟桥事变前夕已完成。1936年，修建鲁、豫、苏、浙等地的国防工事，还打算修筑苏、浙、闽、粤的海防工程。交通运输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6年，苏嘉铁路、粤汉铁路通车；1937年，浙赣铁路、沪杭甬铁路、同蒲铁路全线通车，陇海铁路延伸至宝鸡，湘桂铁路开始动工。此外，黔桂、湘黔、川滇、滇缅等铁路，在全面抗战开始后也先后破土兴建。公路已达10万公里。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办了21个重工业厂矿，都与国防有关，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云南、青海等内陆省区。1935年至1937年间，国民政府的战备行动，为抗日战争防御阶段的坚持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七、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变革更加深化。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走出传统社会，在西方文化思想广为传播的影响下，传统观念与传统社会结构受到激烈的冲击，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都开始了现代性的转变。1927年后，随着现代经济的成长和政治的不断动荡，中国社会的变化更加深化。

表现在文化思想意识方面，30年代，不同的政治文化思想的论争更加激烈。这一时期，特别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尚未形成，但是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制度却日益强化。国民党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向广大人民灌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封建道德观念，并以此禁锢青年学生的思想。社会上，法西斯主义思想也开始流传，出现了宣扬法西斯主义的书刊。围绕着中国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文明与文化，展开了中西文化之争，出现了“本位文化派”和“西化派”的论争。由于国民党以“训政”为名，强化一党专政，箝制舆论，从而引起了广大社会阶层的严重不满，在学术界围绕现实政治展开了民主与独裁的辩论。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在全国掀起了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的本意是为了强化统治效能，以复兴民族为号召。运动的声势不小，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运动对全社会提出的移风易俗的要求，仍有深刻的实际意义。

30年代，社会各阶层继续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模式。1930年12月，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题为《我们走哪条路》的文章，他认为改造社会要打倒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个大仇敌。30年代，由于乡村问题的严重，灾荒、饥饿、贫困，造成农村经济衰败，因而“复兴农村”成为社会的普遍呼声。这一时期，乡村改良运动遍及大江南北19个省市的广大农村。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晏阳初主持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河北定县为试验区，大力推广平民教育，企图通过启发民智，推动农村建设。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派，继在河南建立村治学院后，1931年又在山东主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在邹平创设县政建设试验区，试图造成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推动乡村社会的重组与建设。30年代，知识分子怀着对农村实施改造与建设的良好愿望，做了艰辛的探索与努力，但是由于他们并未抓住改造与发展农村的关键，因而农民仍摆脱不了贫穷与悲惨的命运。

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虽有所发展，但是整体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不强，加上内外战争不断发生，水灾、旱灾连年不断，因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人口出现大规模流动的趋势，也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人口的分布。30年代，中国继续向现代社会转型，其基本状况是，传统与现代两种社会生活并存，一方面是具有较多现代性特色的城市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在全国广大农村，仍然较多的维持着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生活习俗。应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功能及社会运行方式等，基本上已初具现代社会的雏形。在社会结构方面，除地主与农民、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这两对最基本的阶级构成外，城市中知识分子阶层更加扩大，贫民和游民阶层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这一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政治组织，更多地涌现出来，如各种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和知识分子组织，也包括国共两党之外第三党的出现，这些都是城乡政治变动、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体现，它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历史的发展。不久，日本侵华战争的进一步扩大，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其对中国社会带来了更为深刻、更加复杂的影响。

总之，1927年至1937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个开创历史新进程的重要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应该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历史的观念、科学的方法，去分析、认识这段历史，给它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