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27年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后，国民党实行消灭共产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为探索新的社会发展方略，由城市转向农村。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从军事上、政治上大力整合内部，实施政治体制与财政经济改革，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向前推进一步。面对日本大举进攻中国，蒋介石改变“捷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积极进行抗战准备，与共产党实现了再次合作。

［关键词］国民革命，国民政府，社会变革，农村革命道路

Abstract：After the breakdown of KMT—CCP relations in 1927，KMT carried out the policy of eliminating the CCP．In order to explore the new social development way，the CCP had to turned from cities to countryside．Jiang Jieshi fou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Nanjing， putting in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achieving the national unity basically，and putting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Confront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Jiang Jieshi changed his wrong policy，and cooperated with the CCP again，positively prepared for the anti－Japan struggle．

Key Words：National Revolution，National Government，Social Change，Rural Revolution Way

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南京重新建立国民政府，至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前期，也是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破裂并逐步走上再次合作的历史时期。对这段历史，中国海峡两岸的历史学者曾有很大分歧，即一方评价过高，是黄金时代；另一方评价过低，是黑暗统治时期。通过十多年来的学术交流，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已逐渐取得共识。祖国大陆史学界本身，经过多年来的研讨，在认识上也有很大变化。在这里我想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供教材编写者参考。

一、1927年国民革命运动破裂，国共两党向两个方向发展。

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现代中国。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结束了在中国维持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以民主共和为基本制度的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但是，我们不可能设想通过一次暴力革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还需要不断地进行社会改造。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各派系先后控制中国政府期间，没有提出明确的国家发展方向和纲领，也没有实施有效的社会变革，而是不断地进行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并进而发展为连绵不断的军事混战，给中国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推翻北洋政府，继续推进中国的社会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建立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1926年，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消灭了吴佩孚集团，打败了孙传芳势力。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第二次北伐，摧毁了孙传芳的军事力量，并将张作霖集团驱逐出北京，推翻了北洋政府。

过去强调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这层意义上说的。如果从改造与建设一个现代中国社会的方向考虑，“四一二”、“七一五”事件，标志着国共合作共同进行的国民革命的破裂，而且破裂的原因是双方面的。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共两党向两个方向发展。

国民党主要在城市中发展，而中国共产党由城市革命道路转向农村革命道路。

早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有误区。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与西方相比，比较薄弱。可是，共产党过早地提出要消灭资本主义，因而对二三十年代早期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消极影响，主要是以“左”的思想观念指导党的革命行动。中共学习苏俄革命经验，在城市里搞武装暴动、武装起义，直接打击资产阶级，试图以微弱的政治力量夺取全国革命的成功。城市革命道路受到严重挫折，起义、罢工、示威，屡屡失败，不断遭受破坏或镇压。毛泽东重新探索变革中国社会的道路，认识到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力量，因而实行了重要的战略转变，提出向农村进军、向井冈山进军。

二、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坚持消灭共产党的政策，并从军事上、政治上大力整合内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有进步性，也有落后性。在这十年期间，第一，坚持消灭共产党的政策，从发布第一号通缉共产党人的命令和屡屡镇压工人罢工、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到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军事围剿，无不是为了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目的；第二，建立并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逐步演化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面临的政治形势是一个党（国民党）、两个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三个中央党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存在着不统一：军事上四大派──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和白崇禧四大军事集团；政治上三大派──蒋介石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派。蒋介石在1927年至1932年间，大力整合国民党内部，在解决与武汉国民政府和上海西山会议派的矛盾后，使宁汉沪三方由对峙达到统一。接着，通过第二次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后，试图通过编遣会议，采用和平削藩手段，削弱或瓦解冯、阎、李三大军事集团。在此方式未能奏效情况下，决心武力解决。蒋介石通过蒋冯战争、蒋桂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等，最后达到了军事整肃的目的，使这些军事实力派至少从表面上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在政治上，蒋介石亦通过分化、利诱等手段，瓦解了胡汉民系，逼胡汉民出走广东；拉拢汪精卫派赴宁组阁，拆散了广州反蒋同盟。之前，蒋介石还通过“东北易帜”，使张学良归顺南京政府。

蒋介石整合国民党内部各派力量，是在实施训政，减少军事开支以加强经济建设等名义下进行的，达到了军事、政治权力集中，稳定和完善国民政府政治统治的目的。

三、中共开辟农村革命道路，实施变革中国社会的新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鉴于城市革命道路血的教训，决心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拓展革命空间和发展新的革命力量。工农起义队伍逐步发展为工农红军，在全国广大农村建立起许多大小不等的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在农村艰苦环境下，创造了系统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它在一个落后的国度里，在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的数情况下，探索发展经济、建设民主政治、繁荣大众文化的方略并加以实践。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改变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使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并与国民党再次建立合作，团结抗战，使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配合，构成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改造中国落后面貌的新经验、新理论，代表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新起点。

由于在农村中聚集革命力量，探寻新的革命道路，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及时纠正了前进道路上的缺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上、军事战略上走向成熟。1949年，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引导中国革命由农村再次转入城市，并提出新的国家发展方略。

四、国民政府实施政治制度的改革并确立联美、抑日、反苏的外交战略。

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逐步实施政治体制的变革，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颁布《训政纲领》，其二是建立以五院制为核心的中央政治体制和地方政治机构。

1928年，国民党通过国民政府颁布《训政纲领》，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训政纲领》的中心内容，是把国家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两部分。政权是由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组成，治权是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训政纲领》规定：在国民大会召开前“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这就是说，《训政纲领》将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决策机构，而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来指导全国实施训政，监督国家政务。上述规定的本质是从法制上确认国民党在中国实施一党专政。之后，在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领袖制度”，设立党的总裁，以及进一步将党、政、军权力高度集中，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这一切又为蒋介石由实行一党专政进而走向个人独裁，制造了法律依据。

国民政府建立的这套政治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这一新的、与北洋政府不尽相同的政治体制，有它的积极一面。它的三权分立的五院制度、政治上的监察弹劾制度以及人事上的考铨制度等等，都有一些成功经验。应该说，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向前迈出一大步。但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也束缚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限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对外关系方面，一方面重新构建新的外交体制和外交机构，另一方面发表对外宣言，着手“重订新约”，以调整与各国的关系。这时，国民政府与各国尚无明显的疏密关系。随着中外关系的变化，南京国民政府主要采取了联美、抑日、反苏的外交战略。其中，在对日问题上，由于日本较长时间关注满蒙地区，东方会议以后更将这一地区明显地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不愿苏俄染指。因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与1927年第一次下野访日的蒋介石会谈时，表示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统一长江流域，但是希望蒋介石不要北伐，在南方消灭中共势力，与北方军阀势力实行南北分治。而蒋介石则表示必须北伐以统一全中国，但承诺日本在中国东北有“特殊地位和权益”，承诺满蒙是日本的势力范围。30年代，中日两国基本上是按照这一原则处理双方关系的，而日本侵华战争却进一步突破了这一范围的限制。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逐步走上依靠美国的道路。在中苏关系方面，出现较大波折，关系一度恶化，一方面反映了苏俄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蒋介石一贯的反共思想，直接影响着中苏关系的正常发展。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上的软弱，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在处理一些涉外事件，诸如“南京事件”及“五三”惨案等，不时表现出妥协和退让的态度，不能坚定地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但是这些表现，不能与汉奸的卖国与投靠外国相提并论。蒋介石自青年时代，即具有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意识不能不对中国的对外关系产生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