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有其形成、发展与创新的历史演变过程，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观进行纵向分析，提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的形成，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和胡锦涛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的创新，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的一脉相承和转化超越。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历史演革

 

从上世纪50年代中叶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其实质就是要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的一脉相承和转化超越。

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的形成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尽快摆脱国家贫穷落后的状况，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亟待解决的问题。

经过多年战乱而诞生的新中国，要改变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面貌，关键是实现自我发展。强国意识主导着开国领袖们的思想和行为。强国惟一的道路就是实现现代化，赶上人类的现代化步伐。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提出了我们“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总目标。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再次号召：“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并且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强国模式和发展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初步形成，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于共和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毛泽东提出了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的发展理念。“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 他强调我们的一切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在党章和宪法中确立了党和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发展思想是当今我们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渊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试图寻找一条更快的发展道路，却陷入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误局。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展开，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社会上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等大量矛盾。毛泽东意识到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尽管他做了深入调查，并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提出保持经济社会综合平衡发展，强调农工轻重的平衡发展，强调要处理好若干主要经济关系等发展思想。但基本上走的是传统工业化和苏联计划经济的路子，即将迅速增强国力作为首要任务，片面发展重工业，以粗放发展为主要手段。结果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社会畸形发展。更由于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致使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判断，试图通过政治运动来解决矛盾，推动社会的大发展，结果却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中，使上世纪中后期的中国社会发展处于半停滞状态。

从整体上看，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形成了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发展观，但并没有找到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发展途径，然而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经济腾飞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3]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也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成就。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正确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在继承毛泽东的发展观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理念作了重大的调整和发展。

首先，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并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认定发展才是硬道理，确立了中国社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国强与民富是迄今最为现实的奋斗目标，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前提。但不论国强还是民富都必须靠发展才能实现，发展是强国富民的惟一途径。邓小平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论断。发展是全人类的时代主题，对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显得更为重要。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4] 要解决发展问题，“关键是发展经济”[5]。经济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位置。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作出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中共十三大更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航向。

其次，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经济和社会要高速发展的思想，并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提出了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全面进步的目标。邓小平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发展的高速度，他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邓小平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6]邓小平主张走的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加快发展的道路，他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突出农业、能源和交通，特别是教育和科学等重点产业，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的。所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具有特殊意义，其前后的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转型也都是由它引发和推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意味着不顾其他方面的发展，生产力必须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中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7]“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8]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战略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不同于“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是包括各个方面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模式。

第三，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发展思想，并进一步将“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判断标准。毛泽东确立了强国发展目标并提出了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思想，邓小平则表现了以民为本的发展意识。“文革”结束不久，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9]“总之，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要对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负责，要发展经济，使他们生活得更好。”[10]邓小平还提出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等一系列判断事物的标准，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等提法，就是把人民得到实际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