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郑和下西洋和中国传统科技都表现出一定的内敛性、封闭性、保守性，正是这种特性即使得郑和航海仅仅被赋予迎合皇帝的虚荣心理和假海道移植封建王国的治国方略的任务，而缺乏开拓进取的心态，也使得中国传统科技无法及时地吸纳外来的先进成分，甚至自我超越，发生质的突破。
在海洋发展事业上表现出来的上述特点是由几个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首先是由于古人地理视野的狭小和中原文化长时间发展得较四邻为高，因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形成了中国是居于大地之中的“天朝上邦”，而其他国家皆“蛮夷之地”的观念。这种心态，再加上封建制度固有的内敛性和四平八稳的自给自足、不假外求的小农经济，一直持续到晚近。其次，与把中原作为世界中心的思想观念相适应的、中国自古就有的地平大地观也使得郑和不可能去想一直向西航行还可以绕行地球而回到出发点，这就限制了他的思考和行动，导致了郑和航海中的某种观念性制约。再次，中国虽然也有着悠久的海洋文化，但中华文明的崛起和高度发展都发生在中原地区，然后再向周边扩散，这个文明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对异己文化的融合与同化能力很强，这些都决定了中华文明总体上还是一种大陆文明模式，海洋文化只能成为融于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始终也没有成为中国大地上主导的文化。这样，中国文明自然就具备了大陆、大河文明所具有的内向性。以上这些因素的合力，加上明朝中叶确实享有的国力的强盛和传统科技的发达，就决定了中国的统治者的自负和自我中心意识，对开拓疆土、探索异域、发展贸易缺乏兴趣，在海外活动中相应表现出一种内敛性和封闭性。明太祖朱元璋就说过：“四方诸夷，皆阻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26】。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目的不是学习、获取和探索，而是为了满足明帝君临天下的愿望，制造“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使更多从来不通中国的海外远国“宾服”于中国。于是乎，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竟出现了16国1200名使节入华朝贡的盛况。可见，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执行的“朝贡贸易”、昭告天下明成祖的登基、扶助满刺加国、剿灭海盗陈祖义、锡兰山战役等带有一定进攻性、进取性特点的活动，均是在上述主要目的之下进行的，无不是为了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和达到“通西南海道朝贡，宣德化而柔远人”【27】的目的，以显示天朝大国的威仪，而并非真正的征战、扶植傀儡政权和开拓航海贸易的行为。这样，郑和航海的整体上表现出了一种保守、自闭的历史局限性。当获得了必要的物资、达到了通过海道实现封建大一统的战略目标，特别是满足了明帝的虚荣心后，下西洋的活动似乎就没有理由再继续办下去了，于是中国自愿地退出了南中国海和印度洋，自愿地放弃了对经济、海权、文化霸权等诸多海洋权力的追逐和分享，而此时欧洲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的航海先行者，正在摸索着向印度洋驶来。当然，这种不思开拓的心态也是部分地同上文谈及的缺乏深刻的社会、经济动机和官办特色是直接相关的，但它作为一个明显的特征，这里还是有必要单独提出来讨论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如何能奢望郑和能放眼全球，去发现美洲或实现环球航行？事实上，下面还将讨论到，即便郑和发现了美洲或实现了环球航行，我们也可以设想历史的进程不会有什么大的改观，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中衰还是不可避免的。
郑和下西洋28年间，基本是没有使用武力的，仅有的几次武装冲突也是有理有节的，均出自剿灭海盗或者自卫的目的。这个事实一直被称颂为和平外交的典范，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优良的传统。但这也确实表现了封建统治者不思开拓，自满于天朝大国的幻景之中的一面。其实国家的品格是人的性格的反映，是人的品格所赋予的，因此如果中国的统治者不是这样的封闭内敛，不是这样的自满自足，那郑和下西洋的结果很可能要对促进地区的文明进程而言更积极。我们说战争、杀戮和殖民是邪恶的，是反文明的，可是不可否认这些现象是人类文明既发展而又不够发展的状态下不可避免的，也是文明向前运动的形式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历史也可以写成一部战争史。
由前面所述可以很明白地看出，西方大航海时代的航海活动恰恰是表现出了扩张、开拓、冒险的精神。它们有的是地圆地球观、发财致富的梦想、探索的动机和航海传统，没有的是泱泱大国的历史和心理包袱和强势的封建传统。而且因为不是“奉旨下番”的航海活动，而是为着个人发财、探险、出名这样的动机而扬帆出航的，所以航行的执行者和参与者的积极性、主动性自然是不一样的，表现为胆识、进取精神、决策方式等都是不一样的，不是仅仅完成预定目标就返航，而会努力把事情推向极致，尽可能地探索各种可能性以实现自己的目的。美洲及新航路的发现改变了西方人的世界观，使其眼光由狭小的欧洲放大至全球，自此开始向海外进行征服和殖民的大扩张。相比较之下，中国的海洋航行不仅没有改变中国人惟我独尊的世界观，反而更加深了天朝观念及自我中心思想【28】。
再看中国的传统科技。第一，其一直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自成体系，并且籍此体系发展到了世界古代科技的顶峰。这是无疑是一个令国人自豪的特点，但这种特点和优点是相对而言的，随着视角的转换，我们看到这种特点也曾成为一种阻力。因为“中国传统科技的自成体系一经产生，就形成一个无形的壁垒，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保守性和排他性的问题”，【29】也就是说外来的知识自然与之产生一种“不兼容”的现象。并且，随着该体系本身的充实与发展，这个问题也俞益突出，它使得与该体系相左的科学成果、科学思想的出现，成为很困难的事，即要突破原有体系的框架，很不容易，同时表现出对外来知识是比较排斥和高度选择吸收的。比如“数学方面笔算的方法早随佛教而传入，但由于筹算法的高度发展，没有为人所重视；三角函数表早在唐代亦已传入，但由于代数法的高度发展，也被湮没在浩瀚的史籍中。”【30】第二，中国传统科技，特别是传统技术长时间居于世界前列，因此不可避免产生出一种自大的情绪，认为向邻邦外国学习似乎有损尊严。“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当西方近代科技已经有较大进步之后，西方列强对东方大肆扩张的时候，这种故步自封、妄自尊大的思想，显得尤为突出，形成了学习先进科技的严重的思想障碍。同时，它又是清代曾奉行的长达百余年的闭关自守政策的思想基础。这一政策使得中西方科技交流陷于中断，人们对欧洲科技的新进展，异己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新潮流、新手段茫然无知，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31】第三，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体系与近代科学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其注定不可能自发地转化成为诞生于欧洲并已经抢先取得了绝对话语权的近代科学模式，这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体系的封闭性。西方近代科学的特征被总结为观察、实验加数学，也就是实证知识加逻辑体系，这和中国的科学传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不少学者都曾指出，缺乏古希腊式的逻辑体系是中国科学没能向现代形式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是社会生产的基础，它所提供的经验，往往是片段、零星而不系统的，科学的抽象也只能是经验性的，社会生产所能提供的用于实验与观测的设备又是十分贫乏与简陋的，所以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观测受到很大限制”。【32】所以，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体系要取得突破，一个必要条件是要在科学的方法上取得突破，通过实验的方法来促进经验知识的加速积累和主动的获取。最后，再加上前面谈到过的官办科技的特点，外来科技即便可以多少融入中国传统科技，但也不能对社会产生什么深刻影响，而只在官僚科学家内部存在，或同化或消亡了，而无法产生更积极的社会影响，也就是说无法与更广泛更宏大的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故而无法实现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的高度互动，而这正是近代科学在欧洲获得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上述这些具有保守性、封闭性和排它性的特点，中国传统科技没有能够在获得了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甚至可能由于科技发展内在的逻辑和自我运动而要求一种突破的时候，并且在接触到西方的古典近代科技知识的时候，没有获得关键性的自我超越，终未能在现实中实现这种向现代形式的质变，只能是徒然错失机遇。
有人可能会争论说上述第三点所言的体系的封闭性是个伪问题。这是可能的，但也仅仅是可能，因为如果假设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体系可能实现自我突破，则这是个伪问题，因为：近代科学肇始于欧洲，并且抢先发展成为拥有唯一话语权的科学形态，所以中国传统科学体系只能在其映衬下表现为一种封闭性，而不是相反。但如果假设其不能实现自我突破，则其封闭性就是存在的，故而是真问题。当我们用体系的封闭性指对外来知识的吸收—也就是上述第一点时，这个封闭性的成立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自明的假设。因此，上述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体系的封闭性和保守性的论断总体上是成立的。
上面已经论述了西方科学精神的独立、自由的秉性，在近代科学诞生的历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哥白尼突破了日心说的束缚；哈维提出了血液循环理论，打破了古希腊盖伦的理论；亚里士多德体系是统治西方几千年的物理学体系，但在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接力似的工作下终于瓦解。可以说，欧洲科学革命就是在不断否定古代科学成果的工作中发生着。有人曾说，近代物理学的进步是伴随着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体系逐一质疑和否定而发生的。欧洲科学也有其体系和传统，但他们更继承了独立、自由探讨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传统，恰恰是这个传统帮助他们突破了具体的知识传统。
一点讨论
（一）
上面给出的导致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出现的三个共同原因是相互之间有密切联系的，并且都与封建藩篱（包括制度的和思想的）的制约有很大的关系。在封建制度的重压之下，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正常发展，因而一方面是不能产生出对科技和航海事业的强烈的内在要求，特别是没有源于经济目的之强大动力，再者是缺乏社会动力的科技和航海事业就必然表现出一定的内敛、拘泥和保守的倾向，同时没有社会基础的航海业和科技事业就无法摆脱官办的弊端，一旦遭外力所阻，就会陷于无可挽回的衰退中，而没有突破障碍、重新生长的强韧性格。后面两个因素虽然同第一个因素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但是他们又各有其鲜明特点和其产生的子因素，因而是有必要提出来单独讨论的，而不能笼统地归结为封建主义藩篱的制约作用。此外，官办特点对于这两项事业的保守内敛性是有一定的导致作用的。
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产生的原因都是多方面的，人们从各个角度提出过诸多理论，有关的研究和争论一直在持续之中。它们均是非常复杂的“大”问题，尤其后者。以上所进行的讨论，是远远不足以完备地解释这两个问题的，更不敢奢求对这两个现象的产生给出一个基于历史的、逻辑的、社会的广阔背景的统一理论，这里只是想拮取其中三、两个有共同点的方面加以讨论，以求暴露某些内在的共同特征，并贡献一种新的视角。
（二）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宋正海先生认为，即便郑和绕过好望角，到达了欧洲，世界格局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总的情形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的，顶多对中国等东方国度的殖民化和美洲的发现和印第安文明的覆灭起到一些加速或阻滞的作用【33】。这种假设是有道理的，基于上面对郑和航海的特点的分析，我们现在可以设想的是：郑和仍然对于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进行赏赐、封分，互易一些珍奇物品和采购些胡椒、香药等国内缺乏物品，或者再带个别使者回国朝贡。我们甚至可以把宋正海教授的假想再外推一点，即便郑和船队发现了美洲，甚或实现了环球航行，对国内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并不会产生什么刺激作用，他可能的发现在国内也不会引起什么波澜，当时中国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的平稳和高度内敛能够轻易地吸收外来的微扰而归于平静，中国传统航海事业的覆灭依旧无可挽回！而西方倒可能借此更早走向世界，进行全球掠夺与殖民。这实乃中外航海不同的动因、目的、心态、形态所致。
近来还有英国的一个业余历史学家孟席斯提出，郑和早在哥伦布之前就到过美洲，也在麦哲伦之前就实现了环球航行，如果这种观点被证明成立，那更说明郑和迷题的客观存在，因为，如果在这种条件下郑和下西洋都没有能够对促进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什么作用，没有能够对中国历史与文明进程发挥更积极的影响，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说明在当时中国的种种条件下，郑和迷题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呢？并且，宋正海教授的假想也就不再是假想，而是事实了！
历史的启示
郑和航海600周年将至，各界都在筹办各种形式的纪念和研讨活动。中国传统的航海事业有着数千年的发展史，历秦皇汉武的积极开拓，经唐宋时期的繁荣，初展经略海洋的气象，及至郑和下西洋的颠峰，再到其后中国在海洋面前的迷失，既沧桑壮美，又发人深思。当我们再次面临海洋发展的新机遇时，瞻前顾后，以史为鉴是非常有意义的。从对郑和航海和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中衰的比较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些历史的启示，特别是注意到它们与现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现实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能不说其中有着很深刻的思想观念上的传承关系。
首先，决策要科学化民主化，防止长官意志和先入之见，否则难以避免因其赖以存在的政治环境等条件的变化、决策者的更替或者其兴趣的改变而导致政策的不连续性，也难以避免决策失误和人财物的巨大浪费。国家在于引导和调控而不在于包办。
其次，尊重和充分利用经济规律，尊重和引导个人的动机与利益来服务于社会的目标，解放和调动民间和全社会的积极性。
再次，应当有全球战略，外向眼光，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改革开放已经长足地改变了国人的思想观念，但是长期的习惯思维的影响使得闭关自守的倾向仍比较突出，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就以各种形式表现了出来。
第四，注意到思想、文化传统中对社会发展的阻滞的力量，注意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相辅相成。
最后，充分重视海洋，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增强国人的海洋意识，研究和培养海洋文化。不鼓吹“蓝色文明”、全盘西化，也绝不妄自菲薄，但也要确实注意到国人海洋意识的薄弱。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陆上资源的枯竭和空间的日益狭小、特别是相关科学技术的进步，比如生物医药科技的发展，使得充分利用海洋成为可能，人类也许不可避免地将转向更完全意义上的海洋时代！中国不能再一次错过走向海洋的机会！
结语
费马大定理被德国现代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称为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因为在这个问题产生后的近400年间，在世界各国的数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中，产生出了许许多多宝贵的数学分支、数学方法、数学成果，也就是说对费马大定理的研究强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数学学科的发展，以至后来数学家们都不愿意看到这只“会下金蛋的母鸡”被“杀掉”。
对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的探讨，特别是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也是这样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这两个恼人的问题将引导我们把目光放开去，钻下去，通过日益深入的探讨，不仅在学术上、学理上知其然，而且帮助我们借古鉴今，指导现实的活动。希望这篇文章中粗浅的尝试能够引出更多的探讨和更深刻的见解来。
注释与参考文献：
【1】见于福建常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碑所刻“天妃灵应之记”，1432年
【2】参见：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原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上海中华书局
【3】学界近来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对此我是不完全赞同的，见紧接一段的讨论。
【4】荣格《纪念卫礼贤》，通山译《金华养生密旨与分析心理学》，P143；转引自：田松，鸡与鸭与李约瑟─对李约瑟问题的语境分析，原载于上海交大科学史系的“SCH频道”网站（ http://jd.sjtu.edu.cn/shcp/article/jyy.htm）
【5】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彭德清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P279-280
【6】杨禧，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及其被停航的原因，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P30
【7】【20】【21】【22】【28】熊建成（台湾），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比较研究，《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P172； p168；p169 ；p174；P174
【8】【9】也有文章认为在经济上的获利也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目的和维持继之道，比如《郑和下西洋的动因、终止与历史回顾》（李金明，《走向海洋的中国人》，P285）和《郑和下西洋的性质于所获财富的估计》（田陪栋，《郑和研究论文集》，第一辑，P168）、《气势恢弘的世界蓝色文明的探索与实践——郑和下西洋》（辛元欧，《郑和与海洋》，p128，四：郑和兴海思想的精粹—开海开放）。也不能否认郑和下西洋对于国家和平民的诸多经济利益，如“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传），再如通过香料的折俸，朝廷节省了大量费用。有关史料和论述还可以见于《论郑和下西洋》的248-249页（海洋出版社，1985年）；《郑和研究资料选编》第85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但是总体而言，持此说的人很少，多数研究还是倾向于认为郑和航海的主要目的在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也兼顾到因为禁止民间航海和限制贡舶来贡而导致的香药等物品的匮乏，以及部分商品的变卖可以获得的收入等经济目的。而且，认识到航海贸易之利，与主动追求这种利益也不是同一概念。明成祖凭借当时国力之强盛而发起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以“耀兵示富”，“安抚四夷”，获得“贡使相望于道”的封建大一统的满足感，以及达到其他重要的政治、外交目的，而不计消耗，是完全可能的。郑和下西洋这样长时间、大规模的的活动，其目的一定是多重的，而且因为航海贸易和市舶之利也不可能完全不被当时的统治者及其幕僚注意到，因此，下西洋过程中附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也是合理的，但这种目的始终只是附带的，而不成为主要动机，特别是，这种经济上的行为和获利还往往不是自觉的行为及其结果！在下西洋过程中因为赏赐、不等价交换、犒赏慰劳参与人员、调集下番货物等等开支都导致下西洋耗费巨大，以至府库空虚，并终于成为下西洋活动被停罢的口实，是不争的事实，从而可以判断郑和下西洋主要不是为经济上赢利的目的去的，因为这笔帐是很容易算的。
【10】【14】【17】【27】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P244；P286；P260-261；P261
【11】《郑和研究活动简讯》，第3期，P10：“‘采买珍宝’不同于贸易，是单方面的消费”
【12】《明史》卷332• 坤城传
【13】【15】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P53；P63
【16】鹿世明，郑和下西洋与中国对外贸易，《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P37
【19】请参考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辑，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P35；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P242
【23】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1861年-1863年），人民出版社，1978年，P206-208
【18】于正江，我国海洋事业的思考，《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P84
【24】【25】【29】【30】【31】【32】《中国科技史稿》，科学出版社，P333；P333；P334-335；P335；P334；P312
【26】《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
【33】宋正海，《如果郑和航海到欧洲》，《科学中国人》，200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