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对以郑和航海为代表的中国航海业的中衰和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尝试贡献一种新的视角。作者认为这两个现象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可比性：首先，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使得中国传统科技和航海事业均缺乏深刻的社会动力，特别是经济动力；其次，中国传统的航海事业和科技发展模式都具有鲜明的官办特色，这给他们的长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造成畸形发展，终成为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之所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郑和航海和中国传统科技均表现出一定的内敛性、封闭性、保守性，使得前者缺乏开拓进取的心态和后者无法及时吸纳外来的先进成分，甚至自我超越，发生质的突破。本文在描述二者之所以发生的共同原因的同时还对比了欧洲的情况，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它们发生的必然性和所共同扎根的土壤。在文末，作者归纳了研究这个问题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I compare the decl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avigation that was represented by Zhenghe’s navigation, which I call the Zhenghe puzzle, with the famous Needham paradox o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trying to contribute a new point of view. I think that these two phenomenons are comparable because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navigation shared some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y both lacked of profound social impetus, especially the economic ones, because the commodity economy and the germination of the capitalism didn’t develop smoothly in ancient China; Second, they were both characteristic of official enterprise, which induced freakish development and caused great hidden trouble to their progress in the long run, which in turn became a key factor in the happening of Zhenghe puzzle and the Needham paradox; Third, they displayed certain feature of fogyism and occlusion and convergence, which caused the former one to have been lacking of gumption and the later one to have lost the ability of absorbing outside elites, even the possibility of self-transcendence or qualitative change. While I describe the soil they rooted together, I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domestic and in Europe in order to display the inevitable occurrence of Zhenghe puzzle and Needham paradox with another perspective. In the light of this comparative study, I present some historical apocalypse as epilogue.
Key Words：郑和 李约瑟难题 比较
问题的提出
约600年前的这个时节，我国明朝航海家郑和正率领着他那庞大的船队劈波斩浪于印度洋之上。这是他那个时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航海活动，为人类绚丽多彩的征服海洋的画卷上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在1405-1433年间的28年中，郑和船队七下西洋，遍访亚洲和非洲的三十余个国家，每每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茫茫大海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1】。
在郑和结束其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的59年后，即1492年，意大利人克里斯托福•哥伦布在西班牙女王的支持下，也开始了其直至1504年的前后14年的远航活动；葡萄牙人费尔南多·麦哲伦1519年9月从西班牙出发，执行其绕过美洲前往东南亚香料群岛的计划；葡萄牙的华斯科·达·伽马于1497年出发寻找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线。此期间欧洲还分别有葡萄牙的迪亚士（Bartolomeu Dias）、亨利亲王等相继进行了海洋探险和远航活动，史称这一段时期为西方的“大航海时代”。
可见在15—16世纪期间，中西都相继进行了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它们都是各自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所不同的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开启了这块大陆的新纪元，更对世界历史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麦哲伦终于完成了环行地球的壮举，大大拓展了欧洲人的地理视野，为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而达·伽马则发现了饶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航行中运回的香料等货物在欧洲的获利为这次远征费用的60倍，并且葡萄牙籍此逐渐控制了印度洋，为其掠取财富和侵略中国等东亚国家奠定了基础。反观中国，郑和航行终因耗费巨大等原因而被突然停罢，没有能够产生出超过或可比之于欧洲大航海活动的更积极的历史意义，并且在这之后便更是不绝的“禁海”令，终令中国几近完全丧失了海洋权益和导致了有海无防的尴尬境地，不能不说与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凡是稍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人士，都不难注意到当时东西方航海船队的实力对比悬殊：欧洲大航海较之郑和航海不仅在时间上晚了几十到上百年不等，而且在上述著名航海活动中，无论其航域航程、船舶数量及吨位等，都远不及郑和船队。然而更令人疑念丛生的是，正是这两支对比悬殊的航海力量对人类历史和文明进程却产生了完全倒置的影响。无论热爱中华文化的西方人，还是中国人自己，无不深感惋惜。从梁启超起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规模宏大的郑和航海突然中衰？为什么是麦哲伦和哥伦布，而不是郑和完成了环球航行和发现美洲大陆？【2】为叙述方便，以下我将称上述郑和研究中的难题为郑和迷题。的确，按照现今了解到的郑和船队的规模和航海技术，他完全有可能做出这样的发现，显然问题不是来自国力或技术等硬件方面，而只能从思想文化传统、社会背景等角度去观察。
然而，在我们为此扼腕叹息之余，稍稍把目光放开去，我们就会看到一幅更令人心痛的历史画卷。中国作为世界文明的起源之一，很早就在华夏大地上创造了高度的文明。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循着自己独立的体系结构，在宋元时期达到了最高峰，在明朝前、中期也还保持着这种水平，并且伴有相当数量的新突破。在这一段时期中，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同时也是世界的最高峰。然而到了明末清初，我国的科技开始徘徊并趋于落后，而西方科学技术自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加速发展，特别是通过其间科学革命这一关键性的事件的助推，很快就把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以至于到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倍受列强欺凌，也造成了国人长时间以来的言必称西方，言必称希腊的风气。
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对这个戏剧性的强对比进行了长期和深入的探索，特别是在他的影响下，西方学界很多人士也对中国文明及其衰落产生了浓厚兴趣。盖因李约瑟对这个问题的贡献，所以后来便把它称为李约瑟难题（Needham Paradox）。然而无论李氏本人还是众多中外学者、名士，终究都没有能够就此给出一个可以被共同接受的解释，并且也许这种探讨会一直进行下去。
对比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我们不难注意到它们所反映的现象的一个共同表面特征，那就是，一度的高度发展和遥遥领先并没有保持下去，并没有产生更积极的历史后果，而是走向了衰落（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中国传统航海事业的衰落以1433年下西洋活动被停罢为标志，中国传统科技衰落通常公认发生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而且这种衰落都发生得比较快，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这样两件如此相象的事情？在深层上，这两个事件具有可比性吗？它们的性质和背后的原因有什么共同之处吗？本文正是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郑和谜题和李约瑟难题的维度
首先应当对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本身的内涵和维度有个分析。所谓李约瑟难题是问：什么东西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由经验科学向近代理论科学的演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李约瑟把它作为他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和文明所要尝试回答的三大问题之一。李约瑟在长期的研究中注意到了中国传统的科学和技术是一度居于世界最先进行列的【3】，然而后来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就自然使他大惑不解。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他完整地构建和反思中国科技发展史和是非常重要的。
前一段时间，上海同济大学的江晓原教授和北京大学的吴国盛教授等一些学者均表述了一个观点，认为李约瑟问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由是引起了各方面很大的反响和争论。他们的观点是，由于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科学，那又何谈中国科学在近代的落后于西方呢？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和西方科学（无论是古代形态的还是近代科学）二者本质不同，何谈比较？他们认为，李约瑟难题是因为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科学观的角度——即现代（近代）科学为自己设定的“普遍性”误区——上看问题才产生出来的一种徉谬。但是，这个看法只是否定了就前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进行中西比较的可能性，而没有否定中国古代有科学。因为，正如他们所言，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说法是基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所以只要我们自觉转换视角，也就是说屏弃西方的科学观，而认为任何一套知识体系都是一种形态的科学，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以一种“后现代”的形态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西方，science也有此种用法。有人问荣格：‘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这差不多是半个李约瑟问题了。荣格回答：‘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它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4】那么，如果中国古代有科学，而现实是中国古代科学的传统中断了，被迫接受了西方传入的近代科学知识体系，并且在此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中国的科学是落后于西方的，这就有个寻求解释的工作了。这样，即便我们因为科学有着不同定义而产生出了科学体系间的比较能否成立的问题而避开进行比较，也就是说不用“为何落后”的提法，而说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脱离的其自我发展的轨道而在近代为西方科学所“颠覆”，这样李约瑟问题就仍然是有意义的。其实这也与李约瑟表达该“问题”的时候用的文字是非常相近的，而并非对其之变通：李约瑟说的是“什么东西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由经验科学向近代理论科学的演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就是说中国传统科技在近代的断裂是如何出现的，而没有说中国传统科技为何在近代落后了，也就是说他的原话中并没有使用比较的概念。而把李约瑟问题理解为中国科技为何在近代落后了不过是对该问题的一种通俗表达而已，是不严密的。上述的围绕李约瑟问题产生的争论的问题在于太狭义地理解了李约瑟问题并纠缠于文字、概念之中，而没有注意到李约瑟问题真正的价值在于提示了一种现象，启发我们去考虑其中的原由。这就是坚持李约瑟难题的意义所在。就李约瑟问题的“真伪”提出的质疑还有以下两种看法：一是说李约瑟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中国古代领先的是技术，而非科学，且不论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三是个别技术领域的领先不等于整体领先，在中西方缺乏沟通和交流的古代，李约瑟难题式的整体横向比较没有意义。这两个观点，在澄清了前述的问题后就不攻自破了。
对“郑和迷题”可以有这样几种问法，一个是为什么是哥伦布而不是郑和发现了美洲大陆（这里以发现美洲大陆为例，当然也可以问：为什么是麦哲伦而不是郑和实现环球航行？）？这是一种就事论事的问法，是在西方视角下的哥伦布等人航海“成就”的“启发”下提出的问题，多少有点形而上学的意味。这种提问意义并不大，而且实际在内涵上是指向下面要给出的第二种问法的。为什么说意义不大呢？其实可以问一句，郑和航海为什么一定要发现美洲？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西方对于哥伦布人的活动及后其果的观点，认为他阴差阳错地发现了美洲是一个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而下意识地追问一句为什么不是郑和发现了美洲。其实我们关心的不是他是否发现了美洲这个地域，而是想问：为什么郑和航海活动没有对中国或地区的文明、历史进程产生更积极的影响？这就是郑和迷题的第二种问法。这个积极当然是指为什么没有带动中国和所影响区域较欧洲更早走向近代化和富强和过程，就象哥伦布航海对欧洲历史和文明进程的影响一样。这也应当说是比较突显郑和迷题的真正内涵的问法，由此才可以与李约瑟难题产生比较的问题。
历史地比较
（一）
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之所以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共同原因就是在强势的封建秩序下，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传统航海事业均缺乏新兴社会力量的带来的创新活力，缺乏深刻的社会动力，特别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动力。
中国到了明代的时候，已经产生了向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自发过渡的种种迹象【5】，但是商品经济的萌动终于还是被封建的重压熄灭了。在明代时我国封建统治的势力正当顶峰，为了稳固其封建统治基础，必然要强化重农抑商的政策，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同封建制度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商业的平等、互利、自主、对等等特点与封建制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秩序是互相冲突的，商品生产和其流通范围的扩大，将导致封建制度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的崩溃，所以封建统治者必定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视为一种威胁。
活跃的航海贸易自然会带来商品交换的活跃，商人阶层力量的壮大和商业意识以及商业传统的积累；大规模的郑和下西洋在下番物品采办等方面又“刺激了国内商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的活跃发展”【6】，走向了其设计者所始料不及的反面。这些都是为封建统制秩序所忌讳的，因而开海派和禁海派的斗争在持续地曲折发展。
但是，完全断绝海洋活动又是做不到的，因为明庭要面对这样一个矛盾的局面：一方面，要达到获取香药、胡椒、奢侈品、奇珍异宝等必需物品、执行外交战略、维持宗番关系以满足明帝“御领万方”的封建大一统思想和虚荣心、廓清海道和孤立平息反叛势力等等目的，均还是不得不通过海道与外国发生一定联系，另一方面，朝廷又深恐发展民间航海贸易动摇封建统治基础，大力禁止民间航海活动，那怎么办呢？于是就滋生出了朝贡贸易这种明代特有的官方垄断航海行为，郑和下西洋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执行“朝贡贸易”。 虽然，郑和航海和朝贡贸易不可否认多少有少量贸易的内容，但其主要着眼不在于贸易，而更多地着眼于政治、军事、外交和统治者的个人欲念等一些方面。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因，已经做过很多研究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比如：就成祖登基而昭告天下，并平“靖难之役”上台之信任和政权危机；秉承中土大国的思想，“耀兵异域”， 推行朝贡贸易，希望“统御万方”，“教化四夷”，满足一种权力和尊崇的愿望；“宣德化而柔远人”，起到笼络海外各国并孤立沿海反叛势力的目的；“廓清海道”以通贡使；为采买国内缺乏的香料、药材等物品以及为朝廷搜罗珍异；以及“踪迹惠帝”说、“ 联印抗蒙”说等等。可以看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秉承传统的封建大一统思想，通过海上活动移植封建王国的治国方略，“其海外活动完全着眼于国内政治”【7】，而贸易活动和经济意义是附属于前述这些目的的【8】。故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远航，就决定了在主观上，其初衷不可能是由于强烈的内在经济目的驱动而发展大规模的航海贸易，而徒具其船队之宏大规模。尽管我们可以从史料的记载上看到这种朝贡贸易进行得热闹非凡的景象，也不能否认其于国于民带来的诸多经济利益【9】，但是因为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不是贸易，并且朝贡贸易中发生的交换和交易行为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因此其在经济和贸易上的实际作为和成效只能被视为是非主观的和次要的。朝贡贸易过程中包含了大量无偿赏赐，交易也主要以实物互易的方式进行的【10】；而且或少纳多赐或高买低卖，付出远大于收入；采购也集中于香药和奢侈品，更多是单方面的消费【11】，而非相互贸易，并没有使中国方面获利多少。其结果是朝贡贸易耗费巨大，以明朝当时强盛的国力亦感觉到了维继之难，“岁时颁赐，库藏为虚”【12】，也因此才使得以刘大夏为代表的禁海派得以引此为据而焚毁了郑和航海官方档案。在推行朝贡贸易的同时，明庭又厉行海禁，强行中断民间航海贸易的正常发展。然在宋元时期，那时航海贸易总体是官民并举、有来有往的，而且其发展受到官方的鼓励，因此是一种活跃和积极的贸易景象，这样才对宋元的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宋代可以说是我国的重商主义时期，国内外贸易都发展到了当时世界上的高度水平”【13】。在明代，曾获利甚丰的市舶制度也一度（洪武、永乐年间）蜕变成为执行朝贡贸易和防止民间航海贸易的工具【14】，“这与宋元两代讲究市舶之利，以助国用的指导思想，大相径庭”。【15】
同时，由于郑和航海是官方性质的航行，个人经济动机在其中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最多在特许的情况下从事一些小规模的商品互易。“由于郑和船队官兵，有很大一部分原系各卫所的漕军，他们在押解漕粮时，常常附带私物沿途货卖谋利，所以随郑和出国后，也当然不会忘记利用这个谋取私利的机会。在郑和船队“贸采琛异……充舶而归”的过程中，自然也包含着部分属于个人的贸易活动【16】。同时，朝廷也将这种特许私人贸易作为对出海将士的一种慰劳和鼓励政策，比如宣德五年五月一份下给郑和的敕书，令郑和“仍于南京天财库支钞十万贯，与尔下番之费。其西洋诸番国事，皆付托于尔，唯尔心腹知识，老成旧人，以副朕委任之重，尔宜慎之” 【17】。但是，这样的贸易活动和利益驱动在郑和下西洋的大规模活动中起的作用自然是微不足道的。
凡此种种均表明，郑和下西洋一举是缺乏深刻的经济动力的，因而也是缺乏社会基础的。故“一旦海洋事业的发展给中国封建社会肌体内部带来积极活跃的经济因素，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正在加强的封建专制制度产生冲击，封建统制者只有采取“禁海”，限制和扼杀经略海洋产生的积极因素，维护它超稳定的封建经济基础，这就是郑和下西洋顿成绝唱的所在，也是明中叶以后中国厉行海禁，对利润丰厚的民间航贸也三令五申加以禁止，以至把海上活动限制在封建经济补充范围的社会原因。【18】”总体上看，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明前、中叶的主要航海图景是一种没有蓬勃的、顽强的内在力量的航海，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根本上是缺乏生命力的，因而很容易为外力所阻，表现为突然终止，并且部分地由于其惯性与遗毒【19】，使得中国航海事业没有后劲，加之欧洲人开始挟其强劲的航海能力和日盛的国力来到东方，对中国形成制约和威胁，中国传统航海事业终于未能再振，而是走向了下坡路，错失了发展海洋事业的机遇。
再反观航海事业在同时期稍后的欧洲又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该时期欧洲的航海行为整体而言是被一种内在的经济力量所推动的行为【20】。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哥伦布等人的航海发现一经传回国内，就会引发大航海、大贸易、大移民的热潮和为什么那个时代欧洲航海的热潮一波接一波，因为他们的社会对此是处于“有准备”的状态。当时，欧洲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由于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奇缺，严重地制约了资本的积累。当时欧洲使用的货币主要是金币，黄金又是重要的装饰品，是财富的象征，所以人们对它的欲望是无穷的，而欧洲每年的黄金开采量却非常有限，而且由于此前东西方之间的不平衡贸易，也导致了金银的大量外流。这一切导致了人们狂热地寻找黄金。哥伦布曾经说过：“黄金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做到一切。有了黄金，可以把灵魂送上天堂”。这就是当时欧洲人的心理写照。恩格斯也曾指出：“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在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各国都怀着目的去找寻新的未知世界，有些君主想藉找寻新世界去扩张领土。大部份的君主、探险家都希望能找到金、银、香料和一些特别同有价值的东西。一些银行家、商人则希望能找出新的贸易航线，这是一个何等蠢蠢欲动的世界呀！由于两条通往东方的传统商路都分别为土耳其帝国和阿拉伯人所阻，所以急切的欧洲人不得不努力探寻新的航路。同样与郑和航海不同的是，航海家个人的经济利益等功利性的动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在哥伦布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于1492年4月为海上探险而签署的《圣大非协定》中有极为清晰的呈现：哥氏可投资全部西航经费的八分之一，而以新殖民地所获利益的八分之一作为报酬；新土地的任何经济利益，哥伦布均可以征收十分之一作为税金【21】。
如前面所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封建主义是完全互斥的，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平等与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对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同小农经济这个封建体制的根基也是相对立的。资本主义要反对封建主义，除了政治斗争外，还需要以科学技术来作为思想武器和物质手段来冲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追求是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剩余价值的取得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制度，所以说资本主义对于科技的需要根本上和最主要地来自经济目的。随着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崛起，就迫切需要依靠科学提供更强有力的生产工具，如机器；需要凭借科技提供新的工艺和技术以不断降低成本、不断开发出新的产品，增加竞争力；需要依靠科技发展交通和运输工具，以在最大范围内使得原料和商品进行流通等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力，在经济上取得了优势的同时，它也就有了最终在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脱颖而出的力量。
而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在明末清初所扎根的土壤和郑和航海是相仿的，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始终奉行“重本抑末”的思想，商品经济一直受到压制，并且在那个时期封建制度尚处于非常强盛的状态，故而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是背负着非常沉重的压力的，其与科学的交相促进的局面终于没有出现，所以可以比附于西方的，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崛起而产生的对科学技术的内在要求就是很微弱的，从而使得我国的科技发展没有能够走到突破口，脱离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方向，终于没有能及时实现向现代形式的转变。尽管循着惯性，明代科技保持了相当高度，并且在不少领域还继续有新的突破和杰出的科技人物出现，但到了明末清初时期，中国传统科技便开始显出疲态，走向了下坡路。后来中国又开始长期陷于列强的侵略之中，传统科技已经势微到完全不可能实现质的突破了，并且西方科学技术开始由一批批传教士传入，此时中国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学习和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了。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古代科技并不是在明末清初时就陷于停顿或者退步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这只是西方科技迅猛发展映衬下的一种思维陷阱而已。有学者称，这可以看作一个硬币的两面，不能说是中国停顿，而是西方的迅速发展，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但中国传统科技没有进化为现代形式和在当代的落后却是不争的事实。
可是，“在西欧，中世纪时小国林立，形成多层次的封建结构，王权不彰，封建势力相对薄弱，因而出现了王权、贵族、教会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多元化权利结构。至中世纪末期西欧王权提高，民族国家形成，新兴君主往往联合城市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贵族，目的在于加强自己的政治与财政力量”。【22】也即西欧的封建势力是远远薄弱于其在东方的“伙伴”的，加之文艺复兴深深地赋予了欧洲人平等、民主、自由的观念和对人的价值的高度崇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所以，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与中国萌动的时间是大致一样的，但其自萌芽伊始就处于远较中国有利的多的社会条件之中，使其终于得以成长壮大起来。马克思正是在敏锐地观察到了欧洲资本主义和科学交相促进发展的图景之后说“资本主义生产首次在相当大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而且，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世纪问题。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23】。这一段话已经非常明白地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崛起对近代科学产生的决定性作用。
（二）
中国传统的航海事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模式都具有鲜明的官办特色。这一点，从一定意义上是有益于这两项事业的发展的，因为可以凭借国家权力集中人财物的力量，使得它们有目的、有保障、有组织地获得一定发展，可以做些零散科学活动做不了的事情，比如大规模大地测量，并甚至在某些方面达到令人瞩目的高度成就，比如最系统和完整的天文观测数据和规模浩大的郑和下西洋，但是这种特点同时又给他们的长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造成畸形发展，终成为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之所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船队回国后不久，下西洋作为一种官方组织的大规模航海实践即被宣告停罢，由是，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嘎然而止，终于没有再在历史意义上向前迈进一步，以后也再没有堪与之比拟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出现。对于郑和下西洋之动因和停罢的原因的看法甚多，但不管哪一个或哪几个成立，郑和航海无疑都是在皇帝的直接授意下和国家的直接组织之下展开的一种国家行为。这样，我们不难看出，郑和航海之所以突然停罢，其后果对封建秩序造成冲击、人财物消耗巨大等等是客观原因，朝丞反对，斥为弊政，是直接原因，但根本还在于郑和航海是一种没有广泛社会基础、深刻经济动机或者个人功利目的纯然官方行为，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意志和长官意志的产物，并且不符合最基本的经济意识，是一种畸形的航海和贸易行为。因此一旦政治环境或者统治者的兴趣和需要一变，或者为郑和下西洋提供物质保障的强盛国力开始衰落，那其突然停罢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也即其所以存在和所以不存在都缺乏深刻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本身虽然表现为中国传统航海事业的顶峰，在航海科技上也是一种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它实际上又不是倘若能正常发展的民间和国家航海事业的代表，而是在官方的组织下表现为一枝独秀，背后是民间航海的委顿。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大航海活动尽管有官方的参与，却没有纯然官办和官方垄断的特点。从哥伦布和麦哲伦两位大航海时代的“英雄”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不但不是官方组织的，反倒是个人的探险、发财的欲望在个人能力和实力不足时而主动寻求官方支持，以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而且是以契约形式保证的（中国民间不是没有同样的热情与能力，只是被外力给压制住了，所以没有表现出来）。1484年哥伦布向葡萄牙推销自己的计划，但是遭到冷遇和拒绝，1485年，他又游说西班牙，西班牙王室倒有兴趣，但是直到1492年才批准这项耗资巨大的计划，并与他签定了《圣大菲协定》，以期分享此项探险活动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当时西班牙经济拮据，西班牙王后伊莎贝拉为了支持哥伦布的远航甚至卖掉了自己的钻石首饰。麦哲伦本是葡萄牙破落贵族，曾为葡萄牙王室效力，１５１３年他一再请求国王允许他组织船队进行环球探险，然而国王却不理睬他，绝望的麦哲伦只好在１５１７年离开祖国，投奔西班牙塞维利亚城的要塞司令。麦哲伦的环球航行的计划得到西班牙国王的批准，与他签署了远洋探航协定。按照协定，麦哲伦被任命为探险队的首领，所率船队的船只由国家提供，航海费用由国家负担。探险过程发现的任何土地，全部归国王所有，麦哲伦充任总督，新发现的土地的全部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归麦哲伦所有。在这些历史上的大航海家扬帆的同时，欧洲的港口出现的是一种千帆尽发的景象，比如哥伦布的“发现”虽然没有马上给西班牙带来明显的收益，但是随后接踵而至的冒险者如科尔特斯、皮萨罗等却从美洲攫取了无数金银财宝。
不难看出，西方大航海时代缤纷壮阔的航海活动，是建立在历史性的需要的基础上的，国家和个人互相借助、双方得其利的航海活动，其发生和发展是有内在逻辑的，有比较有势力的社会基础的，故而我们可以设想，其并不是容易被突然终止的，而且即便遭受暂时的挫败，也有深厚的动力和韧性重新发展起来，正所谓大势所趋。
类似地，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有着浓厚的官办的味道。“在封建社会的中国，象对盐、铁、铜、矿山、外贸等大都实行官办一样，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和技术也大都是官办的”【24】，例如制订历法、编写医书、组织大规模地理调查、长期系统观测、记录天象等等。朝廷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具体事务，比如专司观测记录天象的钦天监，官方科学活动拥有一套完整的体制，科学家往往又兼具封建官僚的身份。封建的官办事业，可以集中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因此对科技发展有它有利的一面。但是，官办的科技也有很大弊端：它以满足封建统治者需要为目的，只注重关乎统治需要的方面，比如农业是封建中国的立国根本，所以农学发达，关乎农时的天文历法也随之发达，而科技的其他方面得不到相应的发展，致使科技发展多少表现出一些畸形；这种特点也使得民间科技基础和传统相对薄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科技成果对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和科技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在明末清初中国传统科技经历危机时期和面临变革的机遇的时候；这种风气也部分导致了中国传统科技的实用性很强但缺乏理性主义精神，这对于其向近代科学形态的转变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封建社会的官办科技事业中，领衔的多是大官僚，本身又多数不懂得科技，却班门弄斧，或以此为例行公事，而科技人员（多数人同时也是封建官僚）也多是把？视为敷衍官差，探索自然奥秘和发明新技术的职责被受禄任事的封建官僚体制所冲淡”【25】，扼杀了探索的动机。而在欧洲发生科学革命促使其古代形态的科学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人们刚刚从中世纪的禁锢中走出来，感同身受着思想的大解放，又伴随着希腊科学的被发现和重新解读，于是学者们急切地把探询的目光从上帝转向了自然和人本身，因此，充满热情、自由探索的风气正是那个时代的科学交响曲的主旋律，并且涌现了一批学贯古今、文理兼备的科学家、思想家。因此，在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官办特征的种种弊端使得随着封建秩序走向没落，依附其上的传统科学技术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随之走向衰落。中国传统科技一旦失去官方动力，内在自发力量便自然不足了。凡此种种，中国古代科技又何以能够自发地取得现代形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