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南宋时期养宠物之风盛行，这种情形促进了人们对相关鸟兽虫鱼的饲养和深大观察，对动物知识的积累也有重要作用，并进而导致一些专门动物谱、录的出现。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当时流行“赛诸般花虫蚁，鹅黄百舌、白鹅子、白金翅……秦吉了、倒挂儿、留春莺，宠尤非细”，而且还盛行“斗鹌鹑”。很显然，养鸟作为宠物是当时社会上层的普遍爱好。此外养“狮猫”、养金鱼也是一般达官贵人的喜好（4]。其中金鱼大约在北宋时期献出现，不过当时的金鱼很可能是原始形态的。著名学者苏东坡有“我识南屏金鲫鱼”[5]的诗句，“金鲫鱼”的名称就体现了这种情况。到了南宋，己经培育出著名的金鱼品种。《梦粱录》记载：“金鱼，有银白玳瑁色者……今钱塘门外，多畜养之，入城货卖，名鱼儿活”。可见它们深受大众的喜爱。当然，养蟋蟀这种虫子也许更为普遍，因为斗蟋蟀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风尚。
蟋蟀是我国常见的一种昆虫，很早就为我国古人注意。古人因其发声象急促织布声，也称之为促织[8]。《诗经》中已有一些关于其习性的记述。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从唐代开始，斗蛾蝉的游戏在宫中就非常盛行。到了南宋更成为社会上各阶层的官僚富豪所钟爱的娱乐和赌博方式。《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六月六日……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或用银丝为笼，或作楼台为笼，或黑退光笼，或瓦盆竹笼，或金漆笼，板笼甚多。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火(伙?)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头生得大，便会斗，便有一两银卖。每日如此。九月尽，天寒方休。”正因为如此，钻研蟋蟀也成了学问，出现了专门描述蟋蟀的《促织经》。这本书题贾似道撰。贾是历史上祸国殃民的奸臣，大约也是一个玩蟋蟀的行家里手。史籍记载，他"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7]。这本书是否确由他作已难查考，现在流传的本子(《夷门广牍》本)经明代周履靖增添过。书中内容很丰富，包括蟋蟀的生活环境，历史上各种名称，生活习性，形体特征与能斗的关系，及其饲养方法和有关注意事项等等，可以说包括了当时人们认识到的这种昆虫的各种知识。
当时众多有关园林“生物学”和各地资源、特产动植物专著的涌现，终于促使一些学者去编写综合性的生物学类书。约于I253年，浙江人陈景沂有感于缺乏专门辑录“生植一类”的类书，于是通过多年的查阅，将240种植物(自提400余门，主要是栽培植物)的资料分花、果、草、木等8类收集罗列在一起，名之日《全芳备祖》。每种植物的资料分事实祖、赋咏祖和乐府祖三部分。是书收有不少前人有关植物典故和利用方面的经验知识，但作为文人作品，更重视的是诗词歌赋。其撰写的主要目的当然也是增进文人的博物学知识，实际上也体现了一般类书所具有的功能“文人作艺术文字时供参考剽窃”[8]。从中也可看出当时人试图完善"鸟兽草木"学问的努力及其学术倾向。
南宋学者对“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视，还体现在有关解释经典之学术著作的编写方面，使一些这类著作成为传播生物知识的专门著作。罗愿《尔雅翼》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罗愿的著作仅从名称看，就能看出是与《埤雅》性质相似、从《尔雅》派生而来的作品。在《尔雅翼·序》中他写道：自己以“《尔雅》为资，略其训沽、日月星辰；研究动植，不为因循。观实于秋，玩华于春；俯瞰渊鱼，仰察鸟云……有不解者，谋及刍薪；农圃以为师，钓弋则亲。用向参伍，必得其真。”从中可以看出，他把“动植”作为一个专门的门类分离出来，使自己的著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动植物学专著。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他试图通过追求生物的知识来满足认识进步的需要。作者和郑樵一样，强调通过实际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
《尔雅翼》共32卷，记述的全部是生物，分“释草木”、“释鸟”、“释兽”、“释虫”、“释鱼”等部分，共记述生物4I5种。所记述的都是以前经书史籍比较常提到或生活中接触较多的生物。其中对昆虫的变态和鸟类的行为习性都有比前人更加细致的观察记载。
上面的史实表明，南宋的学者发扬了北宋的学术传统，在古代生物学方面作出了许多杰出的成就。就相同类型的著作而言，不论从内容显示的科学性还是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有长足的进步。很显然，在阐明“鸟兽草木之学”重要意义的同时，他们做了更多的知识积累方面的工作。无论是致力于编撰有关地域性的生物学(或博物学)著作，抑或是编撰各种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花卉果木和玩虫的作品，使之成为重要的“休闲学问”[9]，都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罗愿刻意在经学著作(《尔雅》)"动植"的基础上，通过实际调查获取资料编写出纯粹的生物学著作《尔雅翼》，为更好地使有关生物的学问成为学术的基础部分作出了贡献；而陈景沂编写的专门(植物)类书古代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的出现，体现了当时人们为发展一间学问而进行了深入的基本建设。
4几点考察
从上面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开始以一种专门记录和传播生物学知识的学问，逐渐从原来更为广泛的学问中分化和独立出来。这种情况在北宋时期已露端倪，南宋的学者进行相关的理论说明，并进一步完善这门学问的系统建设。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有如下一些原因。
首先是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进一步南移，对南方开发的深化，导致了南方丰富的生物资源作为一个专门的类群引起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注意。虽然前人的方志著作为人们认识那里的生物打下一定的基础，但农医和园林艺术的发展，需要更加专门的动植物资源著作的出现，这导致《益部方物略记》、《益州草木记》、《南方草木状》、以及《桂海虞衡志》等区域性动植物志类型著作出现。这种情形体现了从传统"博物学"向动植物学的自然发展，也反映了人们对有关专门知识的探求和认识的深入。
其次是对地方特产的重视和园林艺术的空前发达，以及当时与此相关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宋代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的花卉果木的专著，这种状况得益于统治者的提倡和一般官僚的喜好园林。园林多了，作为园林主体的花木和相关的观赏鸟兽虫鱼自然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实际上，宋人对“鸟兽草木”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关注园林动植物方面推动的。
园林花卉作为人类重要观赏对象和美化环境的主要物品，在我国向来受到重视。有关的专门著作出现得比较早，如上面提到的《魏王花木志》等。宋代文人学者受传统的影响，非常热心记述各地的特色花卉。如欧阳修记述洛阳牡丹，强调这里由于气候等原因，所产的牡丹天下第一，因此不能不加以记述；王观等人也以扬州的芍药天下第一必须加以记述；蔡襄以荔枝“果中第一”，过了一定的地理界限就没有分布为由写下《荔枝谱》。翻开当时这类著作，大多可以从中看到作者强调这类原因。
宋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本质而言，由于文人官吏所处的经济地位优越，对观赏花草虫鱼方面投人大量精力的结果。这些人并不太在乎一般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认为那些是俗务；关注花草和美果可以得到更多的精神享受，在他们认为这是雅事。而且还可以用“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为自己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找一冠冕堂皇的借口。因此当时的士大夫对各地的园林花卉果木情有独钟，并愿意记述下来供后人知晓，欣赏和激励更好地发展这方面的工作。于是为名花和果木作谱成为一时风尚，涌现出大量相关著作。这客观上促进了文人学者之间就这类动植物的有关问题进行交流。这又进一步导致托名为师旷草创的《禽经》和所谓的《草经》、《花经》的出现，为草创一间学问造势。
之所以说还与当时的文学发展的形式有关，是因为花卉果木是当时诗词，尤其是词的重要吟咏对象。这从当时的“谱”、“录”著作中常常收集相关的诗词内容中也很容易看出。有些花谱，如陈思的《海棠谱》实际上相当于胪列海棠史料、诗歌的类书。既然有单种花卉果木的类书，很自然就促成《全芳备祖》花卉果木为主体的植物类书的出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物推其祖，词掇其芳”（韩《序》语）的《全芳备祖》是试图使园林植物著作完成由具体到一般这一过程，为完善某一学问(即关于植物的学问)刻意编辑的著作。另一方面，它又是从以往内容更广泛的类书分离和发展而来的作品。宋代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突出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对园林花鸟情有独钟，耽于虫、鱼娱乐等注重精神享受的一种绮靡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的繁荣。
第三，是宋代儒学发达的结果。虽然和历史上其它国家一样，我国古代对生物的认识，以及把对生物的认识当作一间学问来发展，是与农医、园林艺术实践的发展密切相联系的。然而它也有自己的明显特点，那就是与我国古代的经学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记有大量的动植物。作为我国古代学术鼻祖之一的孔丘曾因此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多识鸟兽草木之名”[9]。孔圣人的这一说法显然很快受到学者重视。我国第一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中，就充分体现对动植物的重视。书中对包括《诗经》在内的先秦古籍中的500多种生物的名称，分门别类为草、木、虫、鱼、鸟、兽和畜加以注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奠定了我国古代生物分类的基础。后来东晋著名学者郭璞在他作的《尔雅序》指出：“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莫近于《尔雅》者，蓋兴于中古，隆于汉氏，豹鼠既辨，其业亦显”。也许出于这样一种原因，《尔雅》很快受到重视。汉代以来有不少学者对《尔雅》所记的生物学内容进行了扩充或深入的注释，最终《尔雅》也成为儒家的另一经典。
出于这样一种原因，我国古代文人尽管可以看不起农夫和郎中，但却不得不为更好地钻研学术，为了成名而尽可能多地掌握些“草木鸟兽虫鱼”的知识，即古人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物能名，可为大夫”[10]。北宋经学发达，因而还出现了一些学者以一种正规的学术探求，考释《尔雅》等“经”文中动植物名称和记述它们形态、生态方面的知识，并对原书动植物的种类加以扩充，最终导致从以往的《经》(或具体地说《尔雅》等名物著作中)分化出一种新类型的生物学著作。陆佃的《埤雅》就是这种产物。陆佃是北宋对经学颇有研究的经学家，曾注《尔雅》，作《诗讲义》及《礼家》和《春秋后传》等。《昆虫草木略》和《尔雅翼》的写作都有同样的影响因素在内。当然，郑樵的著作不但强调生物学知识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注重资源的利用开发，从更广的角度着眼为这门学术的重要意义造舆论。另一方面，南宋的一些理学家如朱嘉也确曾用生物学现象，来阐述自己的理论[11]。
综上所述，宋人在认识生物方面的种种努力，包括记下各地有特色的生物资源；对各种旧的和新的生物知识进行系统整理，以更好地完善整个知识体系结构，并使生物学知识得到广泛的传播，促进人们对外部世界认识的深人(格物致知)；编写出了大量各具特色的生物学著作，服务于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充实生活为目的，以"多识草木鸟兽鱼虫之名"为动力，不断地通过地方生物资源的记述收集生物学知识，编书传播知识，充实经典，这就是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当然，它主要还是以经验知识积累为特征，对生物生长发育规律的探求较少，更谈不上对生命本质的探寻。这可能是当时“草木鸟兽虫鱼之学”的特点，也是今天看来的不足之处。它毕竟是古代的鸟兽草木的学问。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学术方面它们引发产生了大量类型相似的著作，如《荔枝谱》后来就有很多种；而且带动明清内容更加广博而深入的著作的出现，如《打枣谱》、《水蜜桃谱》、《兽经》、《蛇谱》、《异鱼图赞》、《群芳谱》、《花镜》等等。同时，它们的内容迅速被后来的著作引用，如《荔枝谱》的内容很快就被《图经本草》等著作引用。另外，它们叙述生物的方法为后世研发扬，如陆佃和郑樵在自己的作品中为生物解释名称的做法，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发展为“释名”。宋代学者对生物“名物”考证的注重对后来《植物名实图考》等生物学著作的出现的促进作用也是明显的。因此，它确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代生物学的发展。当时的一些生物学著作如《荔枝谱》、《橘录》、《促织经》等，在世界生物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
地[12、13]。另一方面，宋代有关生物学专著，在实践中促进了动植物的引种和育种。如蔡襄《荔枝谱》记载的荔枝品种“将军荔”、“丁香”等种类后来为广东栽培[10]。这些著作对古代农业生产发展也有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宋]陆佃·埤雅[A]·四库全书[Z]·22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I986·
2.[宋]郑樵·通志[A]·卷七十五·万有文库[Z]·北京：商务印书馆·
3.[宋]朱烹·朱子语类[A]·四库全书[Z]·70I册·台北：商务印书馆，I986·225
4.罗桂环，今本南方草木状考析，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9（2）
5.（宋）吴自牧，梦粱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59
6.（元）脱脱等，宋史·列传·奸臣，北京：中华书局，1977.232
7.石声汉，中国古农书评介，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74
8.论语·阳货第十七，四部丛刊初编，第9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81
9.（清）曾奥（火旁），尔雅图重刊影宋本叙，北京中国书店，1985.2
10.（宋）朱熹，朱子全书，性理一，四库全书，24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260
11.Reed H 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Plant Sciences.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1942.50,51.
12.Sarton G.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II. Washington： Car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53. 65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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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数根据张崇根辑的《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农业出版社，I98I年，H9一I26页)统计，实际数目应该大一些。
[2] 原书不存，但《全芳备祖》引有“虞美人”等植物的内容，从“虞美人”的描述看，它与《益部方物略记》（记有娱美人）肯定不是一种书。
[3] 原书不存，见《通志·艺文略》著录。
[4] 原书不存，见《通志·艺文略》著录。
[5] 原书不存，见《通志·艺文略》著录。
[6] “格物”一词，出于《大学》，原文为“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
[7] 这大约是德保矮马，是广西特有动物。
[8] 见晋代崔豹《古今注·虫鱼》
[9] 当然也有少数有很强农业实践意义的作品，如《橘录》
[10] 见清代《广东新语·木语》的记载。当然实际的影响还不仅如此，象宋代陈景沂《全芳备祖》中，收集了一些蔡囊未记的福建种类，其中一种叫"状元红"的品种(现在仍大量栽培)在清初的时候就被广东普遍栽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