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北宋时期有关生物学专著的涌现
众所周知，在农业社会中，“草木鸟兽虫鱼”或者说生物资源，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基本源泉。对它们的认识和开发，自然就成为当时社会实践和学术探讨的基本内容之一。但是在宋代以前，我国有关生物的论述主要寓于医药、农业和方志等类型的著作中，只有比较零星的生物学著作出现，如三国时期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北朝时期的《竹谱》和《魏王花木志》、唐代王方庆的《庭园草木疏》和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等等。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但出现的生物学著作很多，而且涉及的生物层面更为广泛，内容更加深刻。它们大体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资源记述型，亦即通过学者的调查，对有关动植物资源进行记述的作品。它们的性质多少有点象后代的地区动植物志。这类著作记载了大量新颖的动植物知识。第一本这种类型的著作是宋祁(公元998—1061年)的《益部方物略记》。众所周知，唐代中期以前，我国南方由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那里的生物等资源为外界所知较少。从东汉时起，不少到南方做官的学者就不断以各种“异物志”或“水土志”、“记”为名，记述了在华东南各地所见闻的各种生物和矿产资源。这些著作尽管包含了大量的生物学内容，如三国时期的《临海水土异物志》就记有110余种的动植物[1]，但还不是记述动植物的专门著作。宋代的学者在此基础上把注意力更集中地放在具有当地特色的“草木鸟兽虫鱼”，撰写出专门记述生物的作品。这是我国古典生物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益部方物略记》是现存关于我国西南动植物的第一本专书。作者宋祁是宋初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益部方物略记》是他在四川做地方官时写的。全书按草木、药、鸟兽、虫鱼分类编排，共记述动植物65种。书中对所有动植物都配有插图(今已不存)，内容新颖。根据宋祁在书前的记述，这本书的编写原则为“凡东方所无，乃有而自异，皆取之。”从书中记述的狨(金丝猴)、龙羊(盘羊)、桶、桤、红豆树等动植物可以看出，宋祁秉承了前人细致记载“异物”。的传统，但又有创新，即记述的都为当地动植物，具有较高的生物学价值。当时属于这种类型的著作还有《益州草木记》[2]、《郊居草木记》[3]等。
上述类型的著作还有另外一个类别，那就是记述当地突出的生物资源，尤其是带有地区特色的花卉果木的著作，即后人常说的动植物"谱"、"录"。它们是宋代开始大量涌现而极具我国古代生物学特色的著作。这类作品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地区性的著名动植物认识的深入，加速了人们生物学知识的积累。
记载一个城市花卉的著名著作首推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这本书写成于1082年。大家知道，洛阳在唐宋两代都是陪都，园林艺术十分发达。周师厚在少年时就听说"洛阳花卉之盛，甲于天下"。后来到洛阳任职后，深感这里花木种类之繁多和绚丽多彩。于是根据所见所闻，参照唐代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等著作，写下此书。书中细致地收录了城中的各种花卉，其中仅牡丹就达I00多个品种，芍药也有40多个品种，连同其他花卉300多种，共记各类花卉500余个种和品种。不论从记述植物的种类，还是形态描述方面，其内容都比以往的著作要丰富得多。类似的书还有张峋的《洛阳花谱》等。
在北宋，除《洛阳花木记》这类效法前人，但在内容广度加以扩充的地区性综合型花卉植物专著外，为某类属(或某种)著名的植物作记(谱)而成的专著更多。著称的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刘攽、王观、孔武仲的《淮扬芍药谱》，沈立的《海棠记》，陈翥的《桐谱》，刘蒙的《菊谱》（1104年成书)等等。这类著作大多记有植物种或品种的名称、特征、性状和繁殖方法等，包含较为丰富的生物学内容。如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记载了他认为比较好的牡丹品种24个；还记述了牡丹由野生到栽培，由单瓣到重瓣的演化发展过程，及牡丹的分布地域等涉及植物驯化、栽培育种和植物地理方面的内容。而王观的《芍药谱》不但记述了将近40个芍药品种，而且还分析了芍药在扬州栽培的繁荣与当地气候和土壤等自然条件及当地人的精心培育优良品种的关系。书中所述芍药的繁殖、修剪和病虫害防治技术，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桐谱》的作者由于自己作实际的野外调查和栽培植物进行观察，获得的有关桐(包括今天的梧桐、泡桐和油桐)的种别，以及生理特征方面的丰富知识，使自己的著述体现了较高的植物学价值。
除园林花木的专著外，其他带有地方特色的动植物专著还有不少。著名的有赞宁的《笋谱》，蔡襄（1012一1067年)专记闽南佳果荔枝的《荔枝谱》，张宗闵的《增城荔枝谱》，傅肱的《蟹谱》和王纲的《猩猩传》[4]等。其中《笋谱》和蔡襄的《荔枝谱》包含着作者较多的调查和一些深刻的生物学观察，如《荔枝谱》不但细致地记载了32个品种的特征，而且对与荔枝生长相适应的气候条件，及荔枝分布的北界都有准确的记述。
第二种类型是伴随当时各种生物学知识尤其是观赏动植物知识的大量积累，一些学者为扩大影响而编写的一些大类别的动植物著作，包括张宗诲的《名花木录》、《木谱》[5]，以及一些学者造的“经”。“经”有《草经》、《花经》、《鹰经》、《禽经》等等。这些所谓"经"的编著，大约有点自诩为某一方面知识经典的味道。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人们试图“经营”一门新学问的努力。《草经》、《鹰经》在郑樵的《通志·昆虫草木略》等处提到，后来这两本书似未流传下来。流传至今的只有《花经》和《禽经》。这类著作的特点是收录有较多的某一专门领域的生物学知识，比较典型的著作是《禽经》。
《禽经》题的是周师旷撰，但肯定和《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一样，是冒名之作，因为其中的内容主要是晋以后的东西。此书未见宋初王尧臣等撰的《崇文总目》著录，首先见于陆佃（1042一1102年)的《埤雅》所引，一般认为是唐宋时期的著作。考虑到宋代生物类著作写作、编撰的繁荣，以及出现《南方草木状》等冒前人之名的作品，因此，我认为它更有可能是宋代的作品。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鸟类学专著。其编写风格带有普及知识的特点，如书中记“王雎、雎鸠，鱼鹰也。《毛诗》日：，‘王雎，鸷而有别。’多子。江表人呼为鱼鹰。雌雄相爱，不同居处”。该书记载了鹗、鹰、鸢、鱼鹰、锦鸡等各种雉，
翡翠、鹤、鹬及鹈鹕、斑鸠等数十种鸟。对鸟的名称辨异、形态特征、生活习性、行为特点，以及对环境的适应等等都有记述。书中还提到鸟类的器官形态与功能的一致性等等。就其内容而言，堪称是一本包含着丰富鸟类学知识的著作。
第三种类型是综合性的生物学著作，它与经学有关。也就是说一些学者从经学解释名物的角度出发，分门别类地对各种生物的名称、习性和形态进行描述、解说。这种著作无疑由以前百科全书式的《尔雅》分化、发展而来。与《益部方物略记》一样，从中可以看出，“鸟兽草木之学”从先前更加笼统宽泛的学问中脱胎而来的轨迹。代表性作品是陆佃的《埤雅》。从书名和书中的生物分类就明显可以看出它是由《尔雅》派生出来的作品。全书共20卷，前18卷分别为“释鱼”、“释兽”、“释鸟”、“释虫”、“释马”、“释木”和“释草”。此外，还有“释天”两卷。共记动物I85种，植物92种，内容不出博物学范畴。陆佃的著作不但有对动植物形态、分类方面的描述，而且也有行为特征、生态习性方面的描述。作者在总结前人积累的生物学知识同时，也加上自己的观察、认识。如他在记述松的时候写道：“松性陵冬不雕，四时长见，有松之操，故其字会意”（1）I94页)；在记述梅时写道：“梅，一名柟，杏类也……转淮而北则杏，亦梅至北方多变而成杏”([I]，I68页)。这种解释在今天看来非常幼稚，但它回答了人们对菘(白菜)越冬习性，以及梅和否两种外形非常相似却在地理分布上一南一北的有关问题，为当时的学者喜闻乐见，使自己的著作易被接受。更由于他的著作与解读经书有关，一般的学者都得阅读，影响尤为广泛和深远。
上述史实表明，由于众多学者的努力，北宋时期不但出现了类似地方动植物志的作品，更涌现了众多专门类型的动植物著作。此外，还有传播知识的一般性生物学著作。初步构成当时收集生物学知识和传播知识的著作体系。加上当时《图经本草》等有影响之本草著作的出现，这种情况无疑对后来“鸟兽草木之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 郑樵等为 “鸟兽草木之学”张目
北宋时期生物著作的大最涌现，及其在学术上和实际生活中显示的重大意义，促使南宋初期的学者更加深人地思考有关“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如果说北宋时期只是出现众多学者刻意撰写生物专门著作，有营造一间学问的倾向的话，那么到了南宋初期，则较为清晰地出现了为创立“鸟兽草木之学”的理论说明。
最早提出这一问题，明确强调“鸟兽草木之学”非常重要，并且致力使之发展的学者是著名史学家郑樵(1103—1162年)。郑樵是南宋初期一位知识非常渊博的学者。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他非常重视生物学知识的获得和传播。引人入胜的是他从治学的角度而不是从资源的角度出发强调动植物知识的重要性。他举学习《诗经》为例，认为：“若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识雎鸠，则安知河洲之趣与关关之声乎”。他认为汉代的学者不了解这一点，因此“鸟兽草木之学”就停滞不前了，即所谓“汉儒之言诗者，既不论声，又不知兴，故鸟兽草木之学废矣”。他认为，三国时期的陆机认识到掌握生物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撰作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但陆机记述的知识不够系统，后来能加以发展的很少，原因在于“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但是本草学的发展，在古代生物学知识的积累方面还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因为“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只求说也。”在这里郑樵提出了他对宋以前生物学未能很好发展的原因分析；同时强调实践对获取生物学知识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他不认为本草直接属于“鸟兽草木之学”范畴。
基于自己的分析，这位学者采取行动，在实际观察和资料整理两方面同时下功夫，以实现其发展“鸟兽草木之学”的目的。郑樵在《昆虫草木略·序》中曾写到：“臣少好读书，无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于是取陶隐居之书，复益以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之数而三之。已得草木鸟兽之真，然后传《诗》，已得诗人之兴，然后释《尔雅》。今作《昆虫草木略》为之会同。……夫物之难明者，为其名之难明，名之难明者，渭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别。是以此书尤详其名焉。”从序中可以看出，他崇尚本草学家陶弘景的处世态度和治学精神，试图通过实际观察，在尽可能了解各种生物的基础上，对包括解释《诗经》、《尔雅》以及本草在内的生物学内容进行总结，将”鸟兽草木之学”作一番发展。
经过山林中居住30余年的读书、探索和请教“农圃之人”，郑樵终于写下了在古代生物学发展史上有重要价值的《昆虫草木略》一书。这本书郑樵自视甚高，把它列为自己巨著《通志》的“二十略”之一。《通志》的“略”相当于以前史书中的“书”或“志”，如《史记》中的“河渠书”、《汉书》中的“律历志”。郑樵在《通志·总序》对其“二十略”有这样的解说：“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谓之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作为“大学术”之一端的《昆虫草木略》，其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治学时识别“名物之状”。对此同《序》有这样的表白，说：“语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状难识。……五方之名本殊，万物之形不一。必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参之载籍，明其品汇。故作《昆虫草木略》。”由感于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从而努力创作《昆虫草木略》，把它当作重要的学术的一个方面，确实是他创造性的构建。
《昆虫草木略》大约是郑樵自己认为在发展“鸟兽草木之学”方面的奠基性著作，因此，原先的设想的内容框架应当是比较大的，即上面所说“取陶隐居之书，复益以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之数而三之”。但不知何故，《昆虫草木略》中并没有达到这个数目。不过所包括的动植物种类还是相当丰富的，记有植物约340种，动物130余种。作为展示学术的一个方面，或者作为一间学问的基本著作，就当时而言，还是说得过去的。从书中的记述来看，郑樵显然认识不少动植物。在解释动植物名称方面，他历述了各生物名称的源流，各书所提及的辨识和相似植物的互辨，确有不少精彩独到之处。在生物分类方面，郑樵的书显然受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影响，区分动植物为草类、蔬类、稻粱类木类、果类、虫鱼类、禽类和兽类。郑樵的著作与上述《埤雅》有所不同。在《昆虫草木略》中，除《埠雅》也大量引用的《诗经》、《尔雅》、《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尔雅注》外，也引证一些唐代《新修本草》和《本草拾遗》，以及北宋的本草著作《图经本草》的内容。此外，还引用了《齐民要术》等其他一些著作。这说明郑樵对以往的鸟兽草木知识确曾作过考查研究，并根据自己的意愿予以总结继承。这体现了他试图博采众家之长，在构建“鸟兽草木之学”方面进行了丰富的资料准备。
为使自己构建的"大学术"基础更加牢靠，郑樵还投人大量精力编写“动植志”等其他生物学著作。受北宋学者重视给生物著作(包括本草)插图的启发，郑樵也很强调在生物学著作中加上插图这种方法的先进性。他在《通志·图谱略》中写道：“图，经也；书，纬也”；又说“别名物者，不可以不识虫鱼草木。而虫鱼之形，草木之状，非图无以别”[2]；生动地说明了插图对于辨别生物、传播知识方面的重要意义。
郑樵强调“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在这门学问的建构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但他关于生物知识重要性的说明虽然冠冕堂皇，但未免失之偏颇，不足以为当时类型众多的生物著作杂彩纷陈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当时有些学者以一种更为宽泛的理论强调动植物知识的重要性，其基本观点正如著名学者程大昌(I123—1195年)在《演繁露》中所表述的：“大学致知，必始格物。圣人之教，初学亦期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们认为治学要“格物”[6]以提高认识，首先就应多掌握有关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从对外部世界认知的需要强调生物知识的重要性，因而显得更加圆满和具说服力，并为不少学者所认同。
理学家朱熹(1130—I200年)也提出：“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3]。后面我们还要提到的一些生物学著作的作者，常用"格物"所需为自己作品的创作提供理
论依据。如《尔雅翼》的作者罗愿(1166年进士)在《尔雅翼·序》中阐述自己撰写这本生物学著作的缘由时说：“惟大学始教，格物致知。万物备于我，广大精微，一草木皆有理，可以类推”。王贵学的《兰谱·序》中，也有种兰是“格物非玩物”的表白。此外，韩境在《全芳备祖·序》中指出，《全芳备祖》是部“独致意于草木蕃庑，积而为书”的作品；因为“大学所谓格物者，格此物也”；“昔孔门学诗之训有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因此，陈景沂编的书是有意义的。陈氏自序中也认为：“大学立教，格物为先；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学者当务”。
3南宋“鸟兽草木之学”的发展
郑樵等人对“鸟兽草木之学”重要性的强调和论说，显然很好地代表了当时的学术时尚，当然其学术观点可能也影响了一批学者。这充分体现在南宋有更多的学者致力于拓展这门学问，并编撰种类更多、知识内涵更加丰富的生物学著作，以培植“鸟兽草木之学”。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作品就是冒嵇含之名编的《南方草木状》一书。毫无疑问，由于当时的小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南宋的人们对华南等地的地区性动植物资源比以往更加重视，而《南方草木状》的出现正代表了这种学术风气。从原书的题记中可以看出，这是出于帮助人们了解华南植物，刻意编出的一本著作，满足了人们对华南生物的好奇。另外，由于编者有一种“弘扬学术”的目的，因此也为“鸟兽草木之学”充实了基础。许多学者都曾指出它成书于南宋，从历代有关南方的方物著作中拮取材料编成。笔者也持此种观点。它很可能是《益部方物略记》、《益州草木记》、《禽经》影响下的产物。托名嵇含与《禽经》托名师旷一样，无非也是为了宣扬这门学问的古老和源流深远[4]。诚如己
故著名学者石声汉等指出的那样，编者具有较高的文史水平，所撮史料编排之精当，叙述所提大多岭南植物文字之贴切，都显示出作者有很高的技巧。全书分三卷，卷上记草类植物29种，卷中收木类植物28种，卷下收果类和竹类植物共2；种。就内容而言，堪称是一部纯正的植物学著作。该书虽系伪书，收录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不失为一本对前人知识进行提炼、总结性质的专著。
在《益部方物略记》、《南方草木状》等著作的影响下，南宋著名田园诗人范成大在华南的广西为官两年后，于1172年转往四川任职的途中时，“追记其登临之处与风物土宜，凡方志所末载者，率为一书”，这就是《桂海虞衡志》。《桂海虞衡志》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博物学著作。书中分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6类对广西的动植物进行了记载，共计142种。其中所记的动植物为作者自己所见，很有华南和广西地方特色，如动物中的孔雀、鹦鹉、白鹦鹉、象、果下马[7] 金丝猴、黑叶猴、灰叶猴、蚺蛇、玳瑁、鹦鹉螺。植物也是如此，如红豆蔻、南山茶、红蕉花、史君子花、馒头柑、菠萝蜜、山韶子、八角茴香等都极具当地特色。该书中有不少比较准确的记载，对植物的习性和开花时的摹写也很生动，足见他善于观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生物学知识。
具有地方特色的动植物作品在南宋时也不少，性质如《郊居草木记》的著作有王质的《林泉结契》。作者根据自己在山中居住所见，分别以“山友”、“水友”为名记述了73种动植物。书中记述了竹鸡、啄木鸟、杜鹃、画眉、白头翁、鹧鸪、鸳鸯、野鸭、红鹤(朱鹮)、池鹭等43种鸟类；枸杞、合蕈(香菇)、蔊菜等20多种可供食用的植物；还有少量的兽类、两栖爬行类和昆虫。书中记述动植物的颜色、大小和生长环境，鸟类还包括鸣叫的特征。书中每一种生物都配有一首诗歌，是一部很具有当时文化特色的动植物专著。从名称看，显然表达了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的良好愿望。
记述各地名产的著作也不少，典型的如韩彦直的《永嘉橘录》和陈仁玉的《菌谱》等。其中《菌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种菌类专著，《橘录》则是有很高植物学价值的作品。
《橘录》是韩彦直于淳熙五年(1178年)，在著名的柑橘产地温州 (永嘉)任知州时写的。柑橘是原产我国南方的著名果树，历代关于它们的记载很多，但直到韩彦直才写下了这类果树的第一本专著。全书共三卷，分柑、橘、橙三类记载了真柑、海红柑、黄橘和橙子等27个柑橘类果树种和品种，对它们的形态、味道、栽培管理和病虫害防治都有较细的记载。在形态描述方面，作者重点突出对果实的记述，包括大小、形状，果皮的色泽、香气、厚薄，果瓣的数目、味道和种子的多寡等等。他也是依据果实的这些差异来区分当时柑桶的不同种类的，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