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两个最基本的口号科学与民主在五四运动之后各曾有过一场较大的争论，
即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玄学)之争和北伐成功之后关于“人权”的论争以及九一八之后
的民主与独裁之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两次争论可以说是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对五
四基本理念的反思；而且这一反思基本是在尊西趋新派阵营中进行(较少受西方文化影响
的真正“保守”派或正脱除西方影响的章太炎等人便几乎不曾关注这些争论)，其中包括
不少新文化运动领衔人物，较能反映同一批人在时代转变后对原有基本理念的重新检讨。
[45]
科学与人生观之争过去一直受到学界关注，近年海峡两岸的少壮学人对此相当重视，
新论不少。[46] 但除三十年代的著述外，从思想界自身反省的角度进行观察的似不多见
。[47] 同时，近几十年为多数人常规使用的“科学主义”概念是否准确表述了五四新文
化人心目中“科学”的真义，即其是否是一个有效的诠释工具，也还有讨论的余地。
尽管有众多研究在前，论战本身的史实重建似仍不够充分，有时一些看似细微的具体
过程其实提示着这一论战非常重要的特征和意义。就目前我已接触到的材料看，稍全面的
史实重建决非一文的常规篇幅所能涵盖，故对有些既存研究论述较少的面相，如从清季起
中国士人已在关注的科学与“文学”(其义略近于今日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大家都
认为如此严肃重要的论战为何以相当轻率随意的方式表述(此最足揭示五四人心态中一些
隐伏但相当关键的因素)、五四后“赛先生”实际落实到整理国故和史学(而非数理化和工
业技术)之上、以及这次论战是在怎样的语境中进行和这一语境在多大程度上及怎样影响
了论战本身等，均只能另文探讨。
我特别希望了解的是:张君劢一次带偶然性的讲话究竟在何处以及怎样挑战了五四人
的基本观念(从而引起后者不得不拔剑而起)? 同时，本文也拟从考察“科学”观念在后五
四时期的演变这一视角来反观五四人心目中的“赛先生”究竟何义，希望能使我们对这次
论战的理解和认识略有寸进，并进而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理解“科学”这一五四新文化
运动时的基本观念。
1、论战双方的动机
从论战的当时起，思想界和学术界对这次论战意义的评价都相当高。但这次被时人和
后之学者赋予相当历史意义的思想论战有一个特点，即表述方式超乎寻常的不严肃，许多
文字均以恢谐甚至攻击的口吻出之。最典型的概括即胡适所说“文虽近于游戏，而意则甚
庄”。梁启超对此甚为不满，他认为“这回这论战题目太重大了，行文更要格外勤恳郑重
。否则令人看作游戏文章，便会把原来精神失掉大半。”[48] 为什么许多当事人认为如
此重要的思想问题却以“游戏”文字表述之? 深入分析这一诡论现象只能俟诸另文，但有
一点可以考虑，即这次论战虽触及时人关注的重大问题，但其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是偶然的
，故许多人的表述呈现出相当的随意性。
正如梁启超所说，张君劢最初“不过在学校里随便讲演，未曾把‘人生观’和‘科学
’给他一个定义。在君也不过拈起来就驳”。[49] 双方的思虑或者都较深远，但一开始
并未特别注重其所讨论的具体概念。由于是针对特定对象的即席演说，而不是对全国学界
发宣言，张君劢的演讲内容并非精雕细刻，自相抵牾之处确不少见。他后来回忆时却强调
他其实有很高远的大目标，即“一个人对于社会提出一种思想，是对于青年、对于学术有
重大影响；换句话说，提出一种思想方向是有重大的责任”。他当初即希望这“可以使我
们的思想界有一种大目标，大家可以向前进行；或者我们的思想史上，可以开一个新局面
”。[50]
这样的大目标恐怕是后来逐渐“层累堆积”出来的，因为张第一次讲话的内容实在不
足以承担这么大的抱负(当然他后几次文章越来越体现出关怀的深切)。[51] 梁启超也声
称“这回论战原是想替我们学界开一新纪元，令青年学子对于这问题得正确深造的了解”
。[52] 这是否是预定的目标同样很值得怀疑，因为最初讲话的张君劢并不知道丁文江要
反驳。但张、梁均提及的“青年”却的确是论战者(特别是丁文江)针对的对象。
张君劢的谈话对象是平日所学皆科学而“不久即至美洲”的清华学生，正因为“方今
国中竞言新文化”，而这些学生又肩负着“将来沟通文化之责”，故张希望他们能将他之
所论“时时放在心头”。张或担忧这些青年会将西方文化不加区别不加选择地全盘引进，
所以先给他们打一剂防疫针。其讲话的要点似即在最后一段，而最核心者大约即“吾有吾
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一句。不过，张接下来并未明确为中国文化张目，而是提出
“西洋之有益者如何采之、有害者如何革除之”这一取舍问题皆决之于人生观。所以，当
他说人生观是“文化转移之枢纽”时，其实也不过是指引进西方文化时应有所取舍而已。
这对饱受新文化运动冲击而即将留学美国的清华学生，当然有直接的针对性。[53]
新文化运动的早期研究者伍启元认为，张君劢的“直觉主义不过是一种玄学的思想”
，其代表的是早已没落的封建残余，已无社会基础，故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其实
不用实验主义者的全体动员，它也必不打而自倒了”。[54] 但这一点丁文江显然不同意
，他从张君劢的言论中看出了非常严重的潜在“错误”影响，并不止一次表示他对张的讲
话“决计不能轻易放过”、“势不能不”出来批驳，可知其感觉到一种非常明显的压力；
而张在清华的讲话其实相当随意，在学理层面似不足以构成这样强烈的压力。
所以，是否可说丁文江等更为关注的是张君劢(以及更早的梁启超)的言论可能造成的
影响，即对“科学”在中国的推进造成阻碍，特别是对青年可能产生误导作用。丁文江曾
告诉胡适,“前天君劢找我去谈天，与他辩论了一个钟头，几乎把我气死！”他在列举了
两人对话的要点后说,“我想我们决计不能轻易放过他这种主张”，故决定做一文驳之。
[55] 丁氏当时的心态在其给章鸿钊的信中说得很明白:他对“张君劢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
，深恐有误青年学生，不得已而为此文”。[56]
胡适在五十年代回顾这一论战时说:当日“君劢所要提倡的和在君引为隐忧的”问题
，表面是科学是否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但这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即张君劢认
为“科学及其结果——物质文明——不但是‘已成大疑问’的东西，并且是在欧洲已被‘
厌恶’的东西”，青年人应该回归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而“其结果为精神文明”的理学传
统。因此，丁文江视此为“与科学为敌”，必须出来“提醒”青年学生。[57]
丁文江认为,“科学是欧洲人的精华,‘形而上’学是他们的糟粕”。若依张君劢所说
“人生观真正是主观者，单一的、直觉的，而甚么‘专制婚姻、自由婚姻，社会主义、国
家主义，男女平等、尊男轻女……’都是人生观，然则世界上还有甚么讨论，还有甚么是
非?”[58] 这正是一个丁不能放过张的关键，世界上无是非，特别是新文化人所关注推动
的那些方面没有了是非，中国的改良也就没有了明确的方向；若青年受此影响，则中国改
良的希望就渺茫了。
故丁氏明确指出:“张君劢是作者的朋友，玄学却是科学的对头。玄学的鬼附在张君
劢的身上，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不去打他。”不过,“我做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救我的
朋友张君劢，是要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丁文江强调，玄学家如果自己
研讨其本体论，可以不必反对,“但是一班的青年上了他的当，对于宗教、社会、政治、
道德一切问题真以为不受论理方法支配，真正没有是非真伪；只须拿他所谓主观的、综合
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来解决他。果然如此，我们的社会是要成一种甚么社会?”[59] 可
知其目的与张一样，都在针对学生而试图影响学生(或可说是在争夺学生)。
这样，论战诸公所欲针对的都是青年学生，应是无疑的。而胡适、丁文江等更加看重
这一点，或因为当时青年本多站在他们一边。熊十力注意到:“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
提倡科学方法，此甚要紧。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
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60] 一向乐观的胡适看到
了趋新大势的社会影响，他发现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科学这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
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
侮的态度。”[61]
略带讽刺意味的是，在科学的“话语权势”之下，真正能对科学提出质疑的或者只有
从西方回国的留学生。由于当时的“科学”其实是西来的，留学生大概因其略知西学而具
有某种对“不科学”指责的“免疫”身份。如留学美日两国的杨荫杭就敢指斥时人“略闻
一二粗浅之科学，即肆口痛诋宗教为迷信，此今日中国之通病”。其实“无论孔教、佛教
、基督教，择其一而信之，皆足以检束身心，裨补社会；而独不可屏弃一切，以虚无鸣”
。而胡适在一次与王宠惠等吃饭时，也听到王“大骂西洋的野蛮，事事不如中国”，只有
请客吃饭的规矩比中国好。[62] 在当时的语境下，为“迷信”伸张或骂西洋的野蛮，似
乎也只有留学生才能说得比较理直气壮。
正因为科学已处于一种“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的地位，但实际上
又没有多少人“懂”(故其威权实不巩固)，曾经是趋新先锋的梁启超站出来说科学“未必
万能”就有不同寻常的影响了。胡适当时解释这次论战“发生的动机”说:“欧洲的科学
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但中国的情形则不同，此时“正苦科学的
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
，却有名流学者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不管其本意如何,“梁先
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63] 但由于丁文江与梁启超关系
非同一般，他自己即曾追随梁同游战后的欧洲，且两人的辈分也有差异，丁恐不便直接向
梁挑战。张君劢的演讲恰给丁以发动的机会。
吴稚晖当时已指出:“张先生的玄学鬼，首先是托梁先生的《欧游心影录》带回的”
。[64] 胡适复注意到张君劢实际也比梁启超走得更远，梁到底还声明本不欲“菲薄科学
”，而张“原是一位讲究‘精神之自足’的中国理学家，新近得到德国理学家倭伊铿先生
的印证，就更自信了；就公开的反对物质文明，公开的‘菲薄科学’，公开的劝告青年学
生:科学无论如何发达，决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公开的宣传他的见解:‘自孔孟以至宋
元明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的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65]
张君劢既然已突破清季以来不敢公开轻视科学的常规，其对新文化人所推动之事业的
威胁就凸显出来了。值得注意的是“理学家”张君劢的“自信”其实是西来的，在尊西的
民初，柏格森、倭伊铿等人的名字本身便具有相当的“话语权势”，张氏打着他们的“旗
号”来“替梁先生推波助澜”，实具有更大的威慑性。在胡适看来,“新文化运动的根本
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化”。他们要引
进的“新文化”，正以来自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为表征。梁启超等人在欧战后对“科学”的
质疑，实即向五四人最基本的观念挑战，当然要引起新文化人的激烈反弹；再加上梁、张
等言论出处多自西来，更强化了挑战的冲击性，故“信仰科学的人”便不能不“大声疾呼
出来替科学辩护”了。[66]
同时，许多新文化人仍像当年发动文学革命时一样感受到来自旧势力(即今人常说的
“传统”)的强大压力，这在陈独秀对当时社会成分的观察中有充分的体现。他认为中国
当时尚属孔德所说的“宗教迷信时代:你看全国最大多数的人，还是迷信巫鬼符咒算命卜
卦等超物质以上的神秘；次多数像张君劢这样相信玄学的人，旧的士的阶级全体、新的士
的阶级一大部分皆是；像丁在君这样相信科学的人，其数目几乎不能列入统计。”[67]
纯粹从总人数上看，陈的话似不能算不对。但就后五四时期构成所谓“舆论”的社会
成分而言，他恐怕太低估了“新的士的阶级”中“相信科学”的人数(张君劢其实也只是
想说科学还是有所不能而已)。叶其忠注意到,“所有支持张君劢的参战者有许多保留”，
且几乎为间接的；而“支持丁文江看法的参战者比较少保留”，且均直接支持。[68] 此
最可见科学这一“话语权势”之预存，无人能公开与之对立。其实“旧的士的阶级”也不
少趋从于科学的威力，几年前武昌高师的史地部主任姚明辉就在该校的《数理杂志》发表
《三从义》和《妇顺说》，以数学原理证明“三从”和“妇顺”实天经地义，曾引起《新
青年》的反弹。[69] 姚氏所论是否有理是一回事，但维护“三从”和“妇顺”也必须诉
诸科学，并发表在《数理杂志》之上，却最能体现时代的转变和科学的威权。更重要的是
，西化精英的社会影响实远超过其人数，他们的广大青年追随者(即论战双方所真正注目
者)这一社会力量相当强大，陈对此估计明显不足。[70]
整个论战中科学派对来自“传统”那潜在的威胁或冲击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大致传承
了新文化人对传统压力的想象倾向。[71] 但同为中国传统，还有上层主流文化与相对边
缘的基层文化(即西人所谓大小传统)的关系问题。中国的大小两传统其实本是一直处于竞
争之中的[72]，五四人大约因有西方这一参照系在，从中西文化竞争的角度着眼，反多看
见其关联和相互支持的一面。胡适在科学的影响力方面虽比陈独秀更乐观，但他看见的中
国实与陈之所见略同，仍是一片“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他那时要大家“试睁开眼看看
: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我们只有求神问卜的人生观、只有《安
士全书》的人生观、只有《太上感应篇》的人生观”。[73]
当丁文江表示自己对宇宙间不知的成分宁取“存疑”态度时，陈独秀和胡适都认为丁
太消极,等于间接承认了有神论；应采取一种相对“武断”的态度，明白宣称其无神论信
仰(他们都认为无神论的证据已充足，要到有神论者拿出证据时才能放弃其信仰)。[74]
其实承认宇宙有不可知成分并不一定意味着神或上帝的有无，尤其玄学派完全没有这方面
的暗示；但陈、胡二人却看到了潜在的威胁，即给玄学以地位就可能导致有神论，故胡适
将吴稚晖否认上帝的言论誉为“真正的挑战”。其实吴所挑战的并非实际参战的玄学派，
而是没有参与论战的“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
这正是吴稚晖眼里中国当时的情形:一方面象征西方经济入侵的“新新公司又将开幕
”，而另一方面“同善社、道德社、大同教、吴鉴光、小糊涂、金刚眼，皆猖獗得远超过
于戊戌以前”。[75] 吴的观察提示了在戊戌以前儒家主流文化尚未崩散时,“子不语”的
怪力乱神在中国并无太多市场;西潮冲击使中国主流文化退居二线后，便先有义和拳的出
现，后有二十年代各种“怪力乱神”的猖獗，再次提示了作为异端进入中国的西潮无形中
对昔日中国边缘文化的支持。[76] 所以新文化人眼中旧文化“妖焰”的复炽，其实恰是
传统崩散的表征。特别具有诡论意味的是，一方面，新文化人将“怪力乱神”的猖獗看作
传统的余威不绝；另一方面这些孔教的反对者又实带儒家特别是“僧道无缘”的理学家气
味，他们把道教(部分也包括道家)明确视为异端。
不仅胡适和吴稚晖的攻击范围均涉及道教，丁文江在声讨张君劢的“玄学”是“西洋
的玄学鬼”联合了宋明理学“一班朋友的魂灵”时，也特别指出张的人生观“玄而又玄”
。[77] 这里“玄而又玄”显系有意使用，正欲使读者产生联想。张君劢已注意及此，他
指责丁文江虽“号为求证之科学家”，其为文之“字里行间，惟见谩骂之词”。张认为他
自己对精神科学和物质科学的界限甚清，而丁“伪为不知，乃欲以‘阴阳五行’之徽号加
入，以为藉此四字可以乱人观听”。丁以玄学称谓张的人生观，正是“明知今之青年闻玄
学之名而恶之，故取此名以投合时好”。[78]
张君劢的思想资源本来更偏向于西方，所以他认为“国人所以闻玄学之名而恶之者，
盖惑于孔德氏人智进化三时期之说也”。但罗家伦却能理解到玄字在中国“向有的意义”
才是关键所在,他认为“玄学(Metaphysics)的名词，在中文带着有历史背景的‘玄’字，
是很不幸的。因为涉及‘玄之又玄’、‘方士谈玄’……种种意义，引起许多无聊的误解
。”[79]
在晚清诸子学兴起特别是在新文化人“打倒孔家店”之后，中国历史上的魏晋玄学其
实已变成一个相对正面的词汇。从国粹学派到新文化人中的鲁迅等人(甚至五四学生辈的
朱谦之等)，大致都对“魏晋文章”持欣赏态度。非儒家的梁漱溟先已非常正面地使用玄
学一词，他以为玄学与科学正体现了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区别。[80] 只有在正统儒家眼中
,“玄学”才是一个负面名词。丁文江对此词的贬义使用，提示了儒家正统观念在西化的
新文化人潜意识中不仅存在，而且相当深厚，稍一不慎即会表露。正如傅斯年对胡适所说
:“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
是传统的中国人。”[81] 其实他们岂止是一般“传统的中国人”，而且是儒家味道甚重
的传统中国人。
新文化人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起而反击张君劢的人生观言论。由于“科学”作为西方
文明(优越或不足)的象征更胜过其实际内容，论战表述的随意性之另一典型体现即各方在
学理方面准备都不充分。时人已对论战的表述水平感到失望，陈独秀即说辩论双方未能将
讨论集中在“科学与人生观”之上，他认为张君劢的文字固然更加枝蔓，但科学派的文章
也“大半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令人看了好象是‘科学概论讲义’”。[82] 其实丁
文江等本意正不在此而在彼，丁氏对此说得很明白:玄学家如果自己研讨其本体论，可以
不必反对；他所顾虑的是青年上了玄学家的当。
当时惟吴稚晖是解人，他根本认为“学问的法宝”谈得太多才是把官司“打到别处去
了”。胡适在论战当年也与陈独秀有同感，以为论战者多未弄清楚科学的人生观究竟何义
；但他到晚年更具后见之明的优势时，则转同意吴的看法，指出丁文江本清楚这次讨论“
最重要的问题”是“科学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欧洲的破产是不是科学的责任”；但他
不幸提出了“科学的知识论”问题，结果“把本题岔到别的问题上去了”。[83] 我们今
日研究这一论战，恐怕也应该回到当事人更关注的“本题”吧。
不少后之研究者之所以也有类似陈、胡当年的失望感，或者即因为他/她们在心中预
设了一个理想的(有时甚至是超越于论战者时代的)论战标准，然后再以此标准来衡量论战
本身。[84] 其实论战的当事人之所欲言(当然各有侧重)与这些失望者之所欲观本未必一
致，前者真正关怀和关注的,并不一定在于“科学”和“人生观”本身究竟应如何界定，
以及两者是否或怎样冲突等问题。后之研究者若仅将注意力集中于双方言论的概念层面(
这是迄今为止研究得最多的)，或不易把捉到论战诸人的真实心态。如果返其旧心，以“
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去考察时人立论时的心态和意愿,也许所得便会不同。当然，论战者
虽有其特定的关怀，但其各种表述仍围绕着“科学”这一核心观念进行，故五四人心目中
的“科学”究竟何义，的确是应该澄清的问题。
2、进化论与作为五四基本理念的“科学”
过去对新文化运动或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研究都倾向于使用“科学主义”的概念来诠
释五四新文化人心目中的“科学”。“科学主义”在西方是个含义不甚确定的术语，较早
将其用于中国研究的郭颖颐对其定义是“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
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85] 这
一定义如果较宽泛地使用，应有助于认识和解释许多新文化人的科学观，因为许多人或多
或少都有相近的倾向。但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很可能对具体的每一个人都未必合适。特别
是时人对于“科学”以及作为这一主义最基础的“科学方法”本身，其实有着相当不同甚
至带本质区别的理解；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带高度概括性的西方抽象术语对发生在中国
的一次具体争论有多大的史学诠释能力，恐怕是要存疑的。[86]
且后之使用科学主义者常有进一步的发挥，如严搏非便认为，科学是带着伦理色彩作
为一种价值体系进入中国，到五四时代成为具有“新权威”性质的价值信仰，与其在近代
西方反权威的本质恰好相反。[87] 这样的观念，至少在这次论战之中“科学派”一边得
不到充分反映。丁文江曾面告张君劢,“科学的通例是一种事实因果关系的缩写，并不是
一成不变的。有了新事实，就可以推翻”。张的反应是“真正出乎意料之外”！他原“不
知道科学是如此一文不值”，因此还增强了反对科学的信心。[88] 胡适晚年回忆说:丁文
江这一观念实在“太谦虚了、太不武断了，所以许多人感觉失望，许多人不认得在君说的
是‘科学’！”[89] “科学”在丁氏那里“谦虚”到使“许多人不认得”，则不仅其“
权威”性有限，更颇说明时人观念的不一致。
如前所述，科学概念本身未必是当时论战诸人关注的重心。胡适所说的“懂与不懂的
人”均推崇科学一语很值得注意，在论战之中已有许多人指出许多参战者其实不怎么“懂
”一般或具体某一科的“科学”，后之研究者也每每提到这一点。“不懂”者也要表示尊
敬，非常能体现科学在那时的“话语权势”；而许多“不懂”者又都敢于在此方面立言而
不觉有自我检束的必要，复体现出这一“权势”那虚悬的象征性，即其威权或无形的“控
制”更多表现为一个大家必须尊重的社会象征，在具体的“话语”层面反而“懂与不懂的
”各种人都可振振有词(实际历史画面呈现出的正是“言人人殊”的现象)。[90]
“科学”的概念本身是一个发展中的变量。我们今日提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大
概是数理化一类学科；但五四人更注意的是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而且这些“精神
”和“方法”其实多来自生物进化论(对多数人来说恐怕意味着严复版的“天演论”而已
[91])，又渐成为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方法，特别与理化等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有距离。
这大概即是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时许多人下意识中那不言的“科学”，其与“格致”一线之
科学发展的关联反而是相对松散的。
五四人多认为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两大分支，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
观论战前后曾主张这两种方法应该合作成一条联合战线。胡适后来反驳说:“辩证法出于
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
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92] 值得
注意的是胡适用以判断或区分是否“科学”的标准正是进化论，他眼中的“科学”也是他
爱说的“历史主义的”。[93]
进化论在当时及此后的西方已引起较大的争议，但今日意义的“科学”在十九世纪确
立威望时，生物学的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像胡适等在中国受过严复版的“天演论”
熏陶而在二十世纪初受学于西方者，有这样的科学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知五四时人意
识中的“科学”与我们今日所说的“科学”(其确立或晚到二战前后，近年又在转变)恐怕
有相当距离。如果“科学”不同，所谓“科学主义”也就需要界定其在特定时空语境中的
含义了。
正因为科学在中国与天演论的关联，欧战的残酷及战后西人的反思才对中国人触动极
大，因为严复版的进化论(相对更轻视后天伦理的作用)本身受到了挑战。引进天演论的始
作俑者严复本人在欧战后的观感很值得注意，他晚年在何遂的《观欧战纪念册》上题绝句
五首(今录其前三首):“一、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
驱禽食肉看。二、汰弱存强亦不能，可怜黄草尽飞腾。十年生聚谈何易，遍选丁男作射弸
。三、洄漩螺艇指潜渊，突兀奇肱上九天。长炮扶摇三百里，更看绿气坠飞鸢。”[94]
同样有意思的是严复的自注:一、“战时公法，徒虚语耳。甲寅欧战以来，利器极杀
人之能事，皆所得于科学者也。孟子曰:‘率鸟兽以食人’，非是谓欤?”二、“德之言兵
者，以战为进化之大具，谓可汰弱存强，顾于事适得其反。”三、“自有潜艇，而海战之
术一变。又以飞车，而陆战之术亦一变。炮之远者及三百里外，而绿气火气诸毒机，其杀
剧于火器，益进弥厉，况夫其未有艾耶！”
“公法”在戊戌维新期间曾是许多与严复同时代人寄予厚望的国际新秩序的代名词，
而“科学”则是更持久的西方文明象征；前者对其创始人已成“虚语”，后者在西人手中
造成如此剧烈的破坏，两者均导致“西方”这一整体形象的破坏。在这样失望的心态下过
去本拟“束诸高阁”的孟子言论由隐复显,“夷狄”与当年的“泰西”之间的关联似乎又
被唤醒了。其第二首的注语更已直接论及“汰弱存强”的“适得其反”，则严复到晚年实
已稍悔其引述西方的“进化”学说(严自己已不用“天演”而改云“进化”，也值得注意
)。特别有意思的是，时人对“科学”在中国与西方间的认知实有区别:科学在中国虽然更
多体现为“精神”并落实在整理国故和史学的“方法”之上(详另文)，在欧洲却像传教士
所引导的那样仍与“物质”相连而落实在“技术”上。
严复虽然不像梁启超和梁漱溟那样公开检讨中西文化问题，但他对西方文化的观感实
与二梁相近。有类似看法的老新派尚不少见，被认为吸收西人方法于中国学术最成功的王
国维那时即告诉胡适:“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王国维举
美国耗巨资拍电影例，以为“这种办法不能持久”。胡适在这里又看见了“科学精神”，
他认为“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
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他虽然对西方“不悲观”，但也以
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可知
胡适其实也已看出西方文化不尽美好，不过他主张“我们在今日势不能不跟西洋人向这条
路上走去”，王国维“也以为然”。[95]
正是读到西人在战后对自己文化的反省，张君劢才(有信心)成为少数跳出了严复版进
化论的学者，他明确将“达尔文之生存竞争论”列在科学所力不能及的“人生观”范围之
中。仍在进化论中的丁文江立刻就注意到这一点，并将其点出，提请与他思想相近的“读
者注意”。[96] 另一位在美国学科学的任鸿隽与丁文江的观念接近，他说:诚如张君劢所
言，达尔文的学说已经有后人的若干修正和改良，但“进化论的原理，却是无人能反对的
”。任氏认为“近世的人生观，比中古时代的固定的消极的人生观进步多了”，而这一进
步正得自于进化论。他主张“把因果观念应用到人生观上去，事事都要求一个合理的。这
种合理的人生观，也是研究科学的结果”。因为“只有由证据推出的结论”才是合理的。
[97]
任鸿隽对“进步”与“合理”等观念的运用明显体现出他在进化论武装下的“现代”
心态，在美国学文科的罗家伦指出:斯宾塞(近代中国人另一重要思想资源)的进化论“用
最机械的解说，先认定近代什么都是好的，是最高的发展之标准，所以强分多少时代，而
以他们所认为‘不好的’都加在以前的或初民的社会身上。现在经真正科学的考察，知道
他们的论据充满偏见。进化(Evolution)只是现象的变动，是一种事实，但是进化不见得
就是进步(Progress)。”[98] 以今日后现代主义眼光看,“进步”也不见得就更“好”。
惟罗氏当时对进化论如此认识，似已比那些学科学的人要更全面些。
多数中国人大致仍在进化论笼罩之下，他们不仅以进化论立论，在驳论时有意无意也
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就是张君劢自己也不例外。张氏在十年后回顾当年的论战时认为“
最能代表中国这个时代的思想”的是吴稚晖的文章和胡适与陈独秀两人为论文集所写的序
文(有意思的是三人均非学自然科学者)，但三者在张的眼中当然都不够高明，吴的思想近
于十九世纪德国的朴素自然主义；胡适的文章则说明“他不是一个杜威的学生了，乃是十
六十七世纪时之自然主义者”，其立意与文风，又类伏尔泰；而陈独秀不过“借科学与玄
学的讨论来提倡唯物史观”。[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