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任鸿隽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之一。他关于教育的一般理念、科学教育、大学教育和专门教育以及对与教育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的看法都颇有见地。这些思想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和值得借鉴之处。
关键词 任鸿隽 教育思想 科学教育 大学教育 专门教育
Abstract: H. C. Zen is one of the famous educator of modern China. His viewpoints concerning general ideas on education, science education,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the specialized education, a few concrete problem that have relation with education, are all a lot of sense in what he says. Up to now these thoughts still there is realistic meaning with the place that deserve and draw lessons from.
Key Words: H. C. Zen，ideas on education，science education，university education，the specialized education
任鸿隽（H. C. Zen,1886-1961） 不仅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拓荒者、现代科学观念的研究者和鼓吹者，而且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之一。1914年至1918年，他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系就读，获化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他在1920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请，受聘为该校化学系教授。次年，又应教育总长范源濂之邀，出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此后，他参与诸多与教育有关的事务，最直接的有两件：一是在1923年冬赴南京任东南大学副校长，任期将近两年；二是1935年9月至1937年6 月入川任四川大学校长。当学生、做教师、任官员和任校长的经历，无疑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加上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从而形成了他的比较有见地的教育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思想还富有教益，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教育的一般理念
关于教育的一般理念，任鸿隽的诸多论述散见于各种场合和文章。有趣的是，这些理念与哲人科学家马赫、彭加勒、迪昂、皮尔逊、奥斯特瓦尔德以及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爱因斯坦的理念与实践，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任鸿隽对教育目的、教育精神以及何谓好教育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同意阿诺尔特（M. Arnold）之说，即教育之本旨在“自知与知世界”，欲达此本旨之术则曰“凡世界上所教所言之最善者吾学之”。（p.62）他本人认为：“教育之目的，自个人言之，在造成行事之权能，而跻于独立自由之境也；自群体言之，在增进其幸福之品量，而助其稳健的发达。”他指出，其达此之术，不外二说：1）人性各有所近，其智慧之发达，亦旁溥四出不可方囿。故能备多数之途术，使人性之各方面，皆得所宣泄而臻于完善之域者，是为良教育制，反是则否。2）学者不但博闻洽识、多才擅艺而已，必得其专门之长，足以自立而涉世。能造究此才者为良教育制，反是则否。由第一说，则普通教育所由起，由第二说，则专门教育所由兴。（p.124）在谈到教育精神时，他这样写道：
西方大学之教育精神，一言以蔽之曰：重独造、尚实验而已。独造者，温故知新，独立研几，不以前人所已至者为足，而思发明新理新事以增益之。其硕师巨子穷年累月，孜孜于工场，兀兀于书室者，凡以此耳。此精神不独于高深研究见之，乃至平常课室之中，亦此精神所贯注。取譬于近，则如教科书之用，在东方尝由教者先讲释其义，学者乃退而读书。在西方则学者先读其未授之书，乃进而听教者之讲解。一则依赖在人，一则抽绎在己，其用为不侔矣。实验者，理必征实，语不涉虚，其在物质理化。所谓试验科学者，无论矣，乃至心理之微渺，教育之繁赜，亦以试验定其确否，而研究政治，攻治文史，亦必统计事实，综核理据，犹是实验精神之贯注耳。若乃科学本域以内，其注重实验，尤非东方所及。……彼盖以为是浅近之事实，可于书籍中求之，可于想象中求之，然去科学精神也远矣。（pp.110-111）
正由于教育的“最高目的与意义”在于“培养社会上健全与有用的分子”，所以任鸿隽把德育或健全人格的养成看得很重要。他表明，一个人的人格不健全，就是有了学问，与社会也不见得有什么益处。古人说：“士先识器而后文艺。”我们现在的教育的口号应该是：先人格而技能。再者，各个分子要能为一个较大目标而通力合作。假如几年的大学教育，不能养成一个合群、克己、合作的习惯，则是教育的失败！健全分子的增加和同心协力，那便是烦闷力量的减少，是生活力量的增进。（pp.466-467）也是基于这些认识，任鸿隽以为一个学校所能给予学生的最大影响，莫过先生的学问与人格，其余的都可以说是次要。所以，先生的良否实为造成学校环境的最大关键。（p.453）
关于外国影响和教学方法问题，任鸿隽在评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赞同考察团的下述意思：一国的教育，应该根据其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经济情形创造一种新制度，以求适合本国的种种条件，不可盲从外国，尤其模仿那文化经济和我们社会情形相隔太远的美国是不对的。但是，中国的现状特别是在内地，私塾和新式学校并行不悖。在许多学校，虽然教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白话的新科目，但是教法还是和从前念四书五经一样，而且许多学生心理也还在那里做他们的洋八股、洋翰林的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考察团认为我们的学校教育过于外国化，实际上却是外国化不够。自然，我们所谓外国化，并不是说用外语讲授、学外国史地。我们所要的外国化，乃是功课的编制、教材的选择、教学的方法、人格的培养，是不是如外国学校的有目的、有办法？试看看我们中小学功课的庞杂、教法的呆板，正如陶内教授所谓“好像中国故意用教育使后代的人们呆蠢、神经失常和不快乐。”哪一件不是恰恰和近代的教育原理相反？我们参观过美国的小学教育，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们注意养成学生的活泼精神和健全身体。但是我们的小学经验恰巧与此相反。这怎能说我们的教育外国化、美国化了呢？我们以为中国目下新教育的失败，一大半由于新的只在形式而旧的仍是实质。这种实质的改革，除欢迎彻底的外国化——即种种方法、精神的改革——无它道也。至于教学方法，他与国联报告的思路一致，极力反对违背实验精神及不合社会环境的一切教法制度，因为这些都是与科学的精神方法相反的。（pp.458-461）
任鸿隽在教育中重视基本工具的训练和自学习惯的养成。他在四川大学开学典礼上讲道：要求高深的学问，必须具有坚固的基础，故本年度课程，对于基本工具的训练特别注重。具体言之：即在一二年级，必须将中国文、外国文及普通科学修读完毕，到三四年级时然后学习专门功课，免致好高务远，一无所成。所以，本校自本年度起，决定各院系一二年级定英文为必修课程，定国文为文学院一二年级、理法农三院第一年级之必修课程。本学期为免除教学上灌注式的弊病起见，除少数特别情形外，所有讲义决定完全废除。要大家多读书，多动手笔记，以养成自动的探讨研求的精神。（p.545）
任鸿隽不同意学校当以学生的利益为重、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翁的提法，也反对学生动辄革命。他径直指出，用民主国家的譬喻，归结到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翁，是不对的。一个学校的存在，当以学生的利益为前提，但是这句话又可以发生问题。学生对学校的现状不满而提出改良的要求，不能不说是一条合法的道路，也许是唯一的道路。不过，学生既非人民，学校也不是国家。一个学校除了教职员外，总得有一个管理主权的机关：在官立学校是政府，在私立学校是董事会。这自然有了一个最高的请诉所，而无所用其直接的革命行动。直接的革命行动，未必能与学生的利益相符合。因为知识、年龄种种关系，学生的利益，不见得是学生本身所能谋的。那么，学校的主人翁究竟是谁呢？他认为主人翁更不是校长、教员。他的回答令人匪夷所思：
我们以为学校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设立的多元组合体，不能任意偏重一部分而抹杀其余。若不得已而要指出一个东西来做学校的主体，我们以为只有“学术”两个字可以当得。学术确实是学校目的的所在。凡是与学校有关系的，无论教职员也好，学生也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工作。凡是对于学术有贡献的，无论教员也好，学生也好，我们都可以说他代表主体的一部分。（pp.440-441）
针对当时一些学校由择师自由动机引起的风潮，任鸿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这个看来既是新鲜的题目，自然很容易引起青年的热情不知不觉地起而为它奋斗。不过，它在理论上讲不通，在事实上做不到。说也奇怪，我们中国人神龛上供的五位尊神，只有师一位是有选择余地的。择师既然本是自由的，所以向来就没有人想到“择师自由”的话。如此说来，“择师自由”即使不是舶来品，至少也近时的发明。如其还有相当的意义，必定与学校的组织不能分离。不过无论怎样持放任主义的教育家，从来不闻有主张小学生有择师自由的，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知识与能力。大学高年级学生，他们不但能判断教师的良否，并且能知教师学问的底细，而大学低年级学生和中学生则做不到这一点。前者对自己学问的前途早有过相当的考虑，择师问题早已解决，近年学潮未在大学高年级或研究院发生过，就是明证。照此看来，用得着择师自由的似乎已不必要，而闹着要的似乎又用不着。任鸿隽在这里提供的可行方案是：与其择师，不如择校，这是行使择师自由的简便办法。进学校之后，再发现教师不行，还可以向校方提出合理的要求。若当局不听，唯一的方法是退出学校，然后在校外以个人的资格披露学校腐败和教师不称职的事实，以求社会上的公正评判。这样，在个人方面可以达到择师的目的，在学校方面也不至演出学生选举教员的怪现象；至少不至于如罗兰夫人所云：“自由，自由，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pp.501-504）
1930年代，社会上有一句最流行的话：“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作为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任鸿隽对此八面玲珑的口号不以为然。他说，照这句话的意思，救国读书，随兴所至，不必顾虑哪一件事的成功与否，而同时又可以兼筹并顾，这是多么便宜的事！须知，无论读书还是救国，都不是用半冷半热的态度所能做到的，我们有必要把我们目前的道路认清。不用说，救国是我们的最高责任，尤其是在血气壮盛、感情丰富的青年，所有一切都可牺牲，何况读书的一点小事？不过在决心离开学校，加入救国之前，我们至少要问我们两件事：我们的主张，果然是我们深信不疑的吗？我们的方法，果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吗？这两个问题若不能解答，所谓救国事业也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还不如埋头读书，究竟还晓得我们自己做什么事。首先，学生们的主张并非深思熟虑。如1925年“五卅事件”某大学贴满了“打倒英国”、“直捣伦敦”的标语——我们搜索不到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1928年五三事件学生界的标语是“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界主张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等等——不晓得弱小民族在哪里，怎么能组织起来抵抗强日？这些没有征引价值的主张正可以表示我们学生界知识的幼稚，谁也不肯相信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而这却是牺牲读书换来的成绩。其次，学生表示主张的最后办法常常就是罢课。可是罢课只是吃了砒霜药老虎的办法，拿自己的损失，来促他人反省。然而，他人若不反省，这个方法就失其效用。他人不但不与我们休戚相关，而且以我们的损失为利益，则这个方法完全失其意义。除非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计划，可以偿罢课的损失而济其穷，则可断言罢课必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最后，任鸿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把学生救国的目的和方法弄清楚了，才可以进一步来决定对于救国或读书的态度。我们以为对于救国的方法，已经有了坚深信心的，他们尽可尽力去做救国的事业，不必拿读书来做幌子。对于救国的方法，还不曾有坚强信心的，我们以为要以读书充满他们的知识，养成他们的信心。我们可以改定前面的标语说：“读书即是救国，救国必须读书”。（pp.442-443）
任鸿隽把教育看作是终生的事情，是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他谆谆教诲即将离校的毕业生，要继续关注知识人格方面的生长，因为职业的忙碌、娱乐的引诱与社会一般风气的趋向，都可以使人渐渐离开学问的空气而趋向于平常庸俗的道路去。为免去这种危险，他奉劝诸位毕业同学：
不要因为离开了学校而离开你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你心爱的书籍，一个是你佩服的先生。你须知道书中的道理，等你到了社会上得到实际的验证，方才觉得明了亲切，而你的先生在客厅中比在课堂中更能帮助你。最要紧的是怎样利用你的闲暇时间。西方哲人说：“一个人的成功失败，不在怎样利用他的正经时间，而在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值得我们常常放在心上。（pp.466-467）
（二）关于科学教育
20 世纪初，正是中国以“废科举、兴学堂”为标志的教育大转型时期。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各种新式的科学科目被列入教学计划，科学教育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为了使科学教育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任鸿隽殚精竭虑，不时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建言献策，鼓吹科学教育，阐述科学教育之真谛。
早在1915年，任鸿隽就认识到科学在现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并在“科学与教育”（pp.61-67）一文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表明，科学于教育之重要，久已确立不移矣。其在今日，科学之范围愈广，其教育上之领域亦日增。还顾吾国，科学之真旨与方法，既尚未为言教育者所深谙；而复古潮流之所激荡，乃有欲复前世咿唔咕哗之习。他在详论了科学之定义、科学直接影响社会与个人之行为、科学有益于审美和人生后，得出结论说：“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知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科学之真精神”“岂不胜于物质知识万万哉。吾甚望言教育者加之意也。”他后来又一再强调：现今的时势，观察一国的文明程度，不是拿广士众民，坚甲利兵，和其他表面的东西作标准仪，是拿人民知识程度的高低，和社会组织的完否作测量器的。要增进人民的知识和一切生活的程度，唯有注重科学教育。（p.243）
任鸿隽探讨了科学教育之要义和特点。他说：“科学教育之要义，约举之不出二者。一主于征实。科学之所研究者事实也，事实又有真伪之分，不辨事实之真伪，而漫言研究，不得为科学。二主于合理。兹所谓理者，乃事物因果关系条理之谓也。凡不生关系之事物，而牵合之若有因果者，是谓不合理之知识。反之于个事物间，能明其条理，举其因果关系者，是谓合理之知识，亦即科学知识也。他于是得出结论：
故科学教育之特点，一在使人心趋于实，二在使思想合乎理。能既此二者，而后不为无理之习俗及迷信所束缚，所谓思想之解放，必于是求之。所谓科学之应用，亦必于是征之。（p.216）
在1939年发表的“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pp.546-552）一文中，任鸿隽集中讨论了科学教育的意义、内容和实施办法。他说：“所谓科学教育，其目的是用教育方法直接培养富有科学精神与知识的国民，间接即促进中国的科学化。科学是二十世纪文明之母，是现代文明国家之基础。已为大家所共知。所以要中国现代化，首先就要科学化，抗战需要科学，建国亦需要科学。”要促进国内的科学化运动，教育方面是一条最重要的途径。这是因为：第一，科学教育可以养成科学的精神，与充实科学的知识。科学教育应当是学校课程的重要部分，这是关于科学的知识方面。当学生学科学知识的时候，又知道了在实验室中这样证实课本内所说的真理与事实，无形中又学会了科学的方法。学生既熟习了科学方法，于是凡事不轻信，不苟且，求准确，求证实，这就熏染了科学的精神。学生经过十数年小中大学里科学教育的熏陶以后，将来无论到哪里，都会利用其已获得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而促进科学化运动。第二，科学教育可以培栽新进技术人才。国内现在急需个行业的专门技术人才，这只有通过严格的科学教育才能训练出来。第三，科学教育可以提高科学文化的水准。无可讳言，目前促进科学文化的力量比较薄弱，这只有用科学教育去充实。把学生的科学程度提高之后，科学文化运动就增添了大批生力军。以后科学在文化运动中，就可以和哲学、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分工合作，促进中国之现代化。总而言之，
科学教育最利于普及科学精神、方法与知识，最利于产生新进高等技术人员，最利于提高科学文化水准。这是科学化运动的捷径，也是科学化运动的大道。教育家应赶紧负起责任，从速充实科学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之发展，以求中国之科学化！
关于科学教育之内容，任鸿隽认为，第一种是普通理科教程，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之类，这些是基本科学知识。每个学生无论如何都应该学习，尤其是中小学的理科课程，必须认真教授。这应该从充实教材，增加师资作起。第二种是技术科目，这里面包括农、工、医、水利、蚕桑、交通、无线电等专门学校，以及医院所附设之护士学校等。我们的专科学校太少，培植出来的人才不够用，急需扩充。第三种是社会教育中之科学宣传。我国文盲既多，教育普及程度差，社会上一般人迷信过甚。在许多穷乡僻壤，人们以为疾病是鬼神作祟，甚至许多有崇高社会地位的领袖人物还在相信看相、算命、扶乩等事。这种缺乏科学常识的国民，在现今的世界里是无法生存的。故对于很浅显的一般科学常识教育，其需要应更甚于上述二项。然而，究竟应该如何推进科学教育，使之配合抗战建国事业，以达到克敌兴邦的目的呢？他觉得根本上应该：第一，训练好的师资。要认真提高师资训练班的训练标准，非但注重教材内容，还要注意教授方法。在职中学理科教师也要不忘自我教育，重视自己的教业，时时揣摩教授法。其次，供给好的教材。我们要编好的教本，制好的标本，好的仪器，办好的实验室，没有这几样东西，根本就谈不上科学教育。最后，对于推进科学教育有绝大关系者，就是科学研究工作。这不仅有益于科学本身，而且直接有助于提高师资和编好教材。对此，任鸿隽在它处还有一段话讲得恰到好处：“拿任何一种科学作例，必须自己作过一点独立的研究，然后对于科学的原理和精神，有一个深切的了解，教起书来，自然头头是道，能引起学生的兴趣。”（p.453）
任鸿隽早就洞若观火：中国当时的科学教育，至少有两大缺点。一则专注重科学之传授，而不问科学之研究。一则仅以研究之事委之学校，而不别求直接有效之途径也。（p.283）他进而剖析了科学教育大部分皆属失败的原因：岂不曰讲演时间过多，依赖书本过甚，使学生虽习过科学课程，而于科学之精神与意义，仍茫然有得乎？则试问之今科学教师，何以只知照书本讲演，岂不以彼所从学之教师，其教之也，亦如是则已乎？如此递推，至于无穷，然后知无真正科学家以导其源，欲科学教育之适如其分，不可得之数也。换词言之，即有科学乃有所谓科学教育，而国内学者似于此点，尚未大明了，此一事也。其二则为对于科学之误会，对科学之真意和价值动觉隔膜。(pp.309-310)他还揭示出：“中学及大学教育的过于偏重讲演与课本，都是与科学的精神方法相反的”（p.460）。
科学普及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任鸿隽对此十分重视，他一生亲自撰写和翻译了诸多普及性的科学文字。他内心早就孕育着在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中介绍科学的最佳方案：
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故所谓科学者，决不能视为奇技淫巧或艺成而下之事，而与吾东方人之用考据方法研究经史无殊，特其取材不同，鹄的各异，故其结果遂如南北寒燠之互异耳。同时欲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盖科学既为西方文化之泉源，提纲挈领，舍此莫由。绍介科学不从整个根本入手，譬如路见奇花，撷其枝叶而遗其根株，欲求此花枝发荣滋长，继续不已，不可得也。（p.683）
显而易见，这里的“枝叶”指科学知识和科学应用，而“根株”则指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任鸿隽深知科学普及的难处和重要性。他说，想把一个颇为抽象的科学主题，拿通俗的方式表达出来时，困难是很大的：他或者把问题的中心隐藏起来，只拿肤浅的方面或模糊的叙述给读者，使读者心中发生一种被骗的了解幻象；或者他对于问题说得那么专门详尽，使没有训练的读者，无法了解他的说法，也就没有勇气再读下去。假如把这两类通俗科学文字除去之后，留下来的是何其之少，但是这一点点却是真正难得的、极有价值的东西。使一般人有机会去经验——自觉地和理解地——科学研究的成果和努力，是极端重要的事。每一个科学研究的结果，由几个同行专家拿了起来精研、应用，还是不够的。把知识的整体局限在少数人的中间，将使这个民族的哲学精神失去活泼、生气，同时也将引到精神上的贫乏。（p.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