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疫病发生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上面只列举了一些主要的因素，据方志记载，也和下列的一些因素有关 ：
1，同天文有关 例如光绪《泰兴县志》志馀一载：“春三月，太白经天，大疫。”光绪《通州直隶州志》郑末也有相同的说法。又如光绪《江阴县志》卷八载：“道光元年，四星聚于壁，夏秋大疫，村里中数日之间，有连毙数十人者，有一家数口尽殁者。”
2，同地震有关 例如：同治《徐州府志》卷五上载：“咸丰三年，三月，宿迁地震，大饥疫。”又，同治《泸溪县志》卷十一载：“崇祯十七年，地震，民大疫。”
3，同昆虫有关 例如：民国《沛县志》卷二载：“乾隆二十一年，夏大旱，有青蝇结阵如密雨过，大疫，随之邑人多死。”
4, 同流民和人口流动有关 例如：民国《蒙城县志》卷十二载：“光绪四年四月，大疫。是时河南、山、陕三年大饥，人相食，人民流入蒙境者遍地皆是，瘟疫到处传染。”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十三载：“正德二年，疮。淮北饿殍拥众南来，致染杨梅疮。”这是讲因流民而造成疫病流传。民国《莆田县志》卷三载：“鼠疫起，初由梨园子弟在枫亭传染，载归已死，般泊河滨，数日之内，河滨人染疫者十馀人，蔓延全城，死百馀人，以次传染乡村。”这是讲人口流动带病菌归来，而造成疫病的蔓延。
四：疫病造成的社会影响
疫病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因此，不管那种疫病发生都会使社会蒙受巨大的灾难。
疫病带来的最大的灾难，莫过于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数量之大是十分惊人的，一次疫病的发生，有时可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明史·五行志》载：“永乐六年（1408）正月，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邵武自去岁至是月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馀人。邵武比岁大疫，至是年冬，死绝者万二千户。正统九年（1444）冬绍兴、宁波、台州瘟疫大作，及明年死者三万馀人。”《明实录》载：“永乐十一年（1413）六月，浙江乌程、归安、德清三县疫，死者万五百八十馀口。七月，浙江宁波府鄞、慈溪、奉化、定海、象山五县疫，死者九千一百馀口。 十七年（1619）三月，福建建宁、邵武、延平三县自永乐五年以来屡大疫，民死亡十七万四千六百馀口。正统十年（1445）三月，浙江宁波府疫，军民死者六千六百馀 。七月，浙江绍兴、宁波、台州三府，自去冬以来，瘟疫大作，男妇死者三万四千馀口。十三年（1448）九月江西建昌府新城，去冬今春，疫气大作，县民男女死者四千馀人。景泰五年（1454）二月江西建昌府属县，去冬大疾，男妇死者八千馀人。六年（1455）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四府瘟疫死者七万七千馀人。”这仅是正史上记录的部份情况，就此可以看出疫病造成人口死亡之严重。疫病造成人口死亡之严重，还可以从死亡人口所占的比例上看出来，有的一次疫病 造成死亡人口过半，例如正德八年1513）龙南大疫，“民死亡过半”。[39]嘉靖三年（1524）凤阳大疫，“人民死亡过半”，[40]万历三十一年（1603）颍州疫，“死者十之六”[41]，乾隆五十一年（1786）霍邱夏大疫，“民死十之六”[42]。有的死亡人数甚至高达十之八九，例如：崇祯十四年（1641）霍邱夏四月疫，“人死十八九”[43]，同年萧县五月大疫，“死者十之八九”。[44]
疫病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是使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被破坏，引发粮食大涨。在方志上常有大疫之年，粮价腾贵的记载，这就在于是正常社会经济秩序被破坏证明。例如光绪〈青浦县志〉卷二九载：“万历十八年（1590），大疫，米腾贵”。同治《苏州府志》卷一四二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大疫，米价腾贵。”
说明粮食的涨价和大疫有密切的关系。下面二条材料进一步说明大疫—粮涨—死人之间的联锁关系。光绪〈盐城县志〉卷十七：“崇祯十三、十四年，疫疠大行，石麦二两，民饥死无算。”康熙〈嘉定县志〉卷三：
崇祯十五年，（嘉定）春大疫，米石银二两，不数日石五两，麦二两，人皆食糠秕，糠尽皆食麩，麩尽食榆皮草根，甚至将死之人，割其肉食之，复大疫。”可见，大疫来临，有些人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有些人是因为缺粮而活活被饿死的。
疫病造成的第三个后果，是由于人口的大量死亡和患病常常造成土地荒芜和生产破坏。光绪《霍山县志》卷十三引庐州知府龙诰的话说；“瘟疫流行，乡市人家不问官民老少悉皆传染，。。。。。。今沿乡田地无人耕种，。。。。。。合肥、六安、巢三州县抛荒田地或十分或八分、九分，截长补短，已耕者不及二分，英山、霍 山、舒城、无为、庐江五州县抛荒田地或九分或八分七分，截长补短，已种者不及三分。”这话可能有点夸张，但仍可以看出部问题的严重。嘉庆《舒城县志》卷三：乾隆五十一年（1786）夏大疫，造成了“麦熟田中至有无人收刈者”。民国《上杭县志》卷一载，同治四年（1865）上杭县由于“四乡乱后，继以大疫”结果造成了“稻熟无人收获。”嘉庆《怀远县志》卷九载，乾隆二十一年（1736），怀远县春荒大疫，至使“民病不能收麦。”说明疫病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五：明清东南疫病史的启示
在查阅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中发现，在崇祯的十七年中，从崇祯五年（1632）至崇祯十七年（1644）连续十二年有疫病爆发，其中崇祯十四年（1641）疫病扩散到东南4省56个县，达到了空前未有的严重程度。清光绪朝共34年，除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和三十四年（1908）以外，32年中都有疫病发生。几乎达到年年发病的程度。明代崇祯，清代光绪都处在社会动荡，经济衰落，人民生活不得安宁的时代；封建政府又腐败无能，漠视百姓的死活，因而出现年年疫病爆发，并造成疫病的大规模蔓延，这就成为必然的事了。这段历史从反面告诉人们，在防治疫病的发生和蔓延上，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城，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明清东南地区遭受疫病灾害的，共有1538县次，其中约有459县次的疫病是由于大水、大旱、饥荒等原因所促发的。因此，在大灾后之，要提高警惕，预防大疫的发生，就成为一条不可忘却的历史经验。为了预防大水，大旱酿成大疫，平时要注意兴修水利；为了预防饥荒酿成大疫，平时要重视粮食的积藏，这些都是不可缺少之举。
大灾、大疫之年，常常容易引起物价的上涨，特别是粮食的上涨。不法奸商常乘机哄抬物价，历史上灾年因粮食腾贵，造成大量百姓饿死的惨痛教训是不能忘记的。为了防止因缺粮而饿死人，导致雪上加霜事件的发生，大灾之年，及时做好粮食调拨，严厉打击不法奸商哄抬物价这也是绝对必须的。（20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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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国《永定县志》卷一
[2] ：同治《徐州府志》卷五上
[3] ：同治《安义县志》卷十六
[4] ：康熙《南平县志》卷四
[5] ：道光《巢县志》卷七
[6] ：光绪《缙云县志》卷十五
[7] ：光绪《抚州府志》卷八四
[8] ：光绪《凤阳县志》卷十五
[9] ：同治《堆邱县志》卷十六
[10] ：嘉庆《萧县志》卷十八
[11] ：民国《高淳县志》卷十二下
[12] ：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 《中华医史杂志》一九五三年第四号
[13] ：曹树基 李玉尚《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收录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2年 107—108页
[14] ：同注13，105页
[15] ：民国《德化县志》卷十
[16] ：光绪《吉安府志》卷五十三；同治《福安县志》卷一；同治《永新县志》卷二六
[17] ：光绪《嘉兴府志》卷三五
[18] ：民国《吴县志》卷五五
[19] ：康熙《萧山县志》卷九
[20] ：民国《万载县志》卷一之二
[21] ：宋正海等《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群发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226页
[22] ：光绪《兰溪县志》卷八
[23]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七
[24] ：同注22
[25] ：光绪《淮安府志》卷三九
[26] ：同治《湖口县志》卷十
[27]： 同注23
[28] ：同治《南昌府志》卷六五
[29] ：光绪《盐城县志》卷十七
[30] ：嘉庆《东台县志》卷七
[31] ：雍正《宁波府志》卷三六
[32] ：同治《徐州府志》卷五上
[33] ：民国《杭州府志》卷八四，引《临安县志》
[34] ：同治《饶州府志》卷三一
[35] ：光绪《浦江县志》卷十五
[36] ：同治《崇仁县志》卷十之三
[37] ：同治《建昌府志》卷十
[38] ：民国《上杭县志》卷一
[39] ：江绪《龙南县志》卷一
[40] ：光绪《凤阳县志》卷十五
[41] ：乾隆《颍州府志》卷十
[42] ：同治《霍邱县志》卷十六
[43] ：同注42
[44] 嘉庆《萧县志》卷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