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至南北朝时期西行求法至为活跃。据方豪统计〔6〕， 西行求法可考者有近150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以下人士：
（1）朱士行 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颖川（今河南禹县）人朱士行（？—282年）因感天竺僧人所译经法“文句简略， 意义未周”（梁释慧皎《高僧传初集·朱士行》），遂决定西行寻求梵本。他从雍州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西渡流沙，行1 万余里至西域盛行大乘之国——于阗（今新疆和田）。在那里得梵书90章，20余年后弟子方把经卷送回洛阳，他本人则老死于阗〔7〕。 朱士行是中国最早西行求法者，但是只达于阗。
（2）竺法护 晋武帝（公元265—290年）年间，原籍月氏、 世居敦煌（郡治今甘肃敦煌）沙门竺法护（梵名Dharmataksa，约230 —308）曾随师竺高座游西域30余国，沿路译经。〔8〕 著有《耆ｄū＠⑩崛山解》。〔9〕
（3）释宝云 东晋隆安（公元397—401年）初， 凉州沙门释宝云等“涉覆流沙，登逾雪山”（《高僧传初集·宝云》），至天竺。著有《外国传记》。
（4）法显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显偕慧景等4 人由长安（今西安）出发，义熙八年（公元412年）返回，历时14年，游历约 3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最早翻越西域边境高山而深入印度的少数旅行家之一，也是中国首位由陆路去印度、由海路回国而留下旅行记录的旅行家。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完成旅行记《佛国记》。 这是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首部完整的旅行记，也是中国与印度之间海、陆交通的最早记录。〔10〕〔11〕
（5）释智猛 东晋后秦姚兴弘始六年（公元404年），京兆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沙门释智猛（元嘉末卒）与同志15人，“发迹长安，出自阳关，西入流沙，陵危度险，有过前倍。遂历鄯善（今青海乐都县）、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诸国，……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岭，而九人退还。猛与余伴进行七百七十里，至波沦国”。又一人止步。“与余四人共越度雪山，渡新头河，至ｊì＠①②宾（今克什米尔斯那加附近）”。“复西南行一千三百里至迦维罗卫国（今尼泊尔南境）”（《高僧传初集·释智猛》）。再至华氏国（即巴连弗邑），得梵文经书。至甲子岁（公元424年）循旧道返回， 唯与昙纂一人回到中国。宋元嘉末年卒成都。元嘉十六年（公元439 年）完成《沙门智猛游行外国传》1卷，《隋书·经籍志》等书皆著录，惜今已失传。〔12〕
（6）昙猛后燕建兴（公元386—395年）末， 沙门昙猛从大秦路入，达王舍城。返回时，从陀历（故地在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达迪斯坦附近）道（为南北交通重要山道）而还东夏（位今陕西延安东延河东岸）。〔13〕
（7）智严大约在公元401—403年， 沙门凉州智严“志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诰”（《高僧传初集·释智严》），遂游西域，至ｊì＠①②宾受禅法，还长安。后因受戒有疑，重往天竺。在天竺邀请其师、高僧佛驮跋陀罗（Buddhab hadra，358—429）传法东土。 后与其师共东行，逾越沙险，抵达关中。
（8）法勇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黄龙（今辽宁朝阳）沙门释法勇（即昙无竭，俗姓李），思慕圣迹，招集同志僧猛、昙朗等25人，发迹雍部，初至河南国，出海西郡，进入流沙，经高昌郡，至龟兹。随后法显等人折而向南行。而法勇等则至沙勒诸国，登葱岭过雪山，乘索桥，并传ｙì＠①③，度石壁，及至平地，已丧12人。余伴相携，进至ｊì＠①②宾国，学梵书梵语，复向中天竺行进。道路空旷，至舍卫，又死8人。渡恒河， 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东还广州（《高僧传初集·昙无竭》）。
（9）道普宋元嘉（公元424—453年）中， 高昌国沙门道普受宋太祖资助率书史300人赴西域求经，遍历诸国。 在长广郡（郡治在今山东平度）脾舶破伤足，遂以疾卒。著《游履异域传》4 卷（染僧《出三藏记集》卷十四）。
（10）道药北魏太武，（公元424—452年）末年，道药（《洛阳伽蓝记》卷四作道荣）从ｓｈū＠①④勒（今新疆喀什市）道入，经悬度（即县度，古山名，位于今新疆塔什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为西域重要山道之一）到僧加施国（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及返还寻故道。著有《游传》1卷。〔13〕
（11）法盛宋世（公元420—479年），高昌法盛经往佛国〔13〕。著《历国传》二卷。〔2〕
（12）惠生、宋云后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 胡太后命使者敦煌人洛阳崇立寺僧人惠生（亦作慧生）等赴西域朝佛，并遣俗人宋云任使者同行。同年十一月，他们从洛阳启程，西行40余日至赤岭（即今日月山，在青海湟源县西，地当中原通往西南地区与西域的交通要道），西行20余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西行至鄯善城，再西行至左末城，经捍＠①⑤城，至于阗国。神龟二年（公元519 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驹波国。八月初入汉盘陀国，西行登葱岭，复西行至钵盂城。九月中，入钵和国。十月初入＠①⑥哒国。十一月初，入波斯国。十二月初，入乌场国。又西南行至乾陀卫国雀离浮图所。获天竺国国王接见。及返，寻回本路。〔14〕归后，宋云撰《家记》、惠生撰《行记》，《隋书·经籍志》均著录，魏杨＠①⑦之《洛阳伽蓝记》卷五录其部分内容。《唐书·艺文志》另有宋云《魏国以西十国事》，不知与《家记》是否为一书。
除上述人士之外，这一时期撰写西域史地著作的僧人还有〔15〕：晋佛图调的《佛图调传》（见《水经注》）、东晋道安（公元314—385年）的《西域志》、《西域图》和《四海百川水源记》、晋支僧载的《外国事》（见《水经注》）、可能为晋人昙景的《外国传》5 卷（《隋书·经籍志》）、刘宋的竺枝的《扶南记》（见《水经注》）、刘宋时人的竺法维的《佛国记》、齐法献的《别记》和齐僧ｙòｕ＠①⑧的《世界记》5卷。
2.西域地理分区认识的进步
汉魏以后，中原与西域交通的兴盛，使对西域地理分区认识进一步发展。《汉书·西域传》始以通西域的南、北两道记叙其沿线各国情况之后，晋代的《魏略·西戎传》和裴矩的《西域图记》则始分3 道记述西域地理。这种分道叙述交通沿线各地地理情况的方法，已具有一定的地域观念。
北魏太延三年（公元437年），太武帝拓跋焘派董琬等出使西域。琬等使还京师后在陈述西域情况时，首次明确地提出西域的地理分区。据《北史·西域传》记载其说为：
“西域自汉武帝时五十余国。后稍相并，至太延（公元435—440年）中为十六国。分其地为四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者舌（塔什干）以南、月氏以北为一域；两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域。”
董琬以极为简略的文字记述了西域4 个地理区域的范围：第一区域为相当今新疆天山山脉以南的地区，当时主要是许多土著的城郭之国；第二区域丁谦认为指今帕米尔以西至波斯湾一带，〔16〕章巽认为以董琬等人的行踪看海曲不应指波斯湾，而是指今里海南端，这里是当时＠①⑨哒所直接占领的地区。〔17〕第三区域为阿姆河中、上游南、北岸一带地区，当时为贵霜王朝的主要根据地。第四区域丁谦以为两海即今里海及地中海、水泽即今黑海，则此区指今小亚细亚。章巽认为两海仅指巴尔哈什湖和咸海，而水泽则为大泽之误，它可能指今里海的北部。这里一直是游牧生活地区。
3.对中亚地理环境认识的进步
自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原始对西域地理有较多认识。魏晋以降，西行求法的兴盛则使对中亚地理环境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8〕
（1）西域的沙漠区
汉以前对西域的沙漠仅有极少的记载。白龙堆是中亚著名的沙漠之一，对此《汉书·西域传》只有：鄯善“当白龙堆，乏水草”的简略记载。法显等以其亲身经历，在《佛国记》中对其荒凉情况作了生动的描述：“沙河中……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梁僧ｙòｕ＠①⑧（公元445—518年）所撰《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释智猛传》亦有生动地描述：“西出阳关，入流沙二千余里，地无水草，路绝行人，冬则严厉，夏则瘴热”。
东晋以后，有关塔克拉玛干沙漠始见于记载。东晋法显在《佛国记》中叙述他在去于阗（今新疆和田）时说：“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南朝梁慧皎（公元497—554年）《高僧传》卷五记载法勇西行求经中，亦说：“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治所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法显和法勇两位高僧西行求法所经过的沙漠即位于今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中部地塔克拉玛干沙漠。
（2）帕米尔地区
自张骞通西域之后，葱岭（即今帕米尔）成为中西交通行经之地，但是汉代对这一地区地理情况的描述甚少。东晋高僧法显在赴西域求法时穿越了葱岭，在其旅行记《佛国记》中首次对葱岭地区的地理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记述。首先他记载了葱岭地区的植物情况：“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然后，他对葱岭地区的冰川地貌作详细地描述：“葱岭冬夏有雪……彼土人，人即名为雪山人也……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②⑩过河”。这里即描述了高山冰裂风化作用所形成的石砾和露岩地面，又生动地记述了具有极强冲蚀力的冰雪融水所形成的峡谷峻削。其后，北魏的宋云在《行记》中也生动地记述帕米尔地区高耸入云、崎岖险阻的地势：“自此以西，山路欹侧，长坂千里，悬崖万仞，极天之阻，实在于斯。太行孟门，匹兹非险，崤关陇坂，方此则夷。自发葱岭，步步渐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岭。依约中下，实半天矣。”宋云在书中还描述了帕米尔地区的高寒气候：“葱岭高峻，不生草木。是时八月，天气已冷，北风驱雁，飞雪千里”。
【参考文献】
〔1〕中村新太郎著：《日中两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张柏霞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页。
〔2〕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569、557页。
〔3〕陆峻岭等编注：《中国古籍中有关柬博塞资料汇编》， 中华书局，1986年，第1—21、32—51页。
〔4〕汶江：《古代中国与亚非地区的海上交通》， 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9页。
〔5〕余太山：《西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绪说。
〔6〕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第211—212 页。
〔7〕梁·释慧皎：《高僧传·朱士行传》， 《海山仙馆丛书》本。
〔8〕唐·道宣：《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95—99 页。
〔9〕 岑仲勉：“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书”， 《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 1962年，第311页。
〔10〕足立喜六著：《法显传考证》，何健民、张小柳合译，国立编译馆出版、商务印书馆印行，1937年5月，著者序。
〔11〕杨文衡：《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法显》， 科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206—209页。
〔12〕长泽和俊著：《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70—489页。
〔13〕唐·道宣：《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97页。
〔14〕杨＠①⑦之著，范祥雍注：《洛阳伽蓝记》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第110—111页。
〔16〕丁谦：《魏书西域传地理考证》，见：《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1辑），渐江图书馆，1915年。
〔17〕章巽：“古代中央亚细亚一带的地域区分”，《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年12月，第212—218页。
〔18〕钮仲勋：“我国古代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地理学史研究》，地质出版社，1996年8月，第14—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