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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为“先前阔”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兼论“李约瑟难题”的推
来源:  作者:张功耀  点击:次  时间:2001-08-03 00:00于哲学网发表

 我们应该客观地指出,第一个证明磁针在地球表面具有普遍极指性的科学家,是法国的佩里格里鲁斯(Petrus Peregrinus,又名Pierre de Maricourt,1240-?)。他于1269年将天然磁石磨成球形模拟具有磁极性的球形大地,然后用它来吸附铁磁针,发现了铁磁针沿着球的径线方向有规律的排列。这个发现证明了铁磁针普遍地指向地球磁极的特性。这显然是关于地球的磁极性与铁磁针的磁极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最普遍也最科学的一次证明活动,是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发现。我国的科技史出版物,舍佩里格里鲁斯的实验而拔高沈括的记载,在造成“先前阔”意念的同时,破坏了尊重科学的基本精神。严肃的科技史家不应该让这种不尊重科学的风气继续下去。
关于技术史:
技术史的项目入选应该考虑以下一些方面:
1、明确的技术知识权属。
比如,富兰克林进行的电鸢实验是一种纯粹的经验冒险,并不能认为这个实验揭示了避雷针的原理。从严格的知识形态上分析,富兰克林进行的电鸢实验不具备关于避雷针发明的知识特征。因此,技术史家没有理由把发明避雷针技术的知识产权归于富兰克林。
2、可靠的技术原理。
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可以被用来判断是否发生了地动(不一定是地震),用它来测量地震则明显不是一项原理上可靠的技术。人类关于地震测量的技术史,也没有按照地动仪的设计思想发展下去。因此,科技史把地动仪作为经验摸索的例子是可以的,但不能认为它在科技史上占有什么位置。
3、被广泛接受的基本技术规范。
尽管造纸技术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现在所采用的基本造纸技术规范,包括打浆和漂白,依然是蔡伦改进过的造纸术的延伸。因此,蔡伦改进过的造纸术在技术史上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与之相比较,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技术则没有形成被广泛接受的技术规范。它在技术史上的地位大致可与张衡发明的地动仪相当,完全不能与德国发明家符藤堡发明的铸活字印刷技术相媲美。后者所创造的印刷技术,形成了一种技术规范,包括铸字、排版、版面美化和装帧,其中铸字、排版技术一直延续到了电脑排版之前,它的书籍装帧技术则一直沿用至今。
根据这些标准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科技史,不难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把中国古代科技史解读为“先前阔”的历史是不充分的。

科技史的国际比较

中国古代科技史是不是一个“先前阔”的历史,通过国际比较就可以比较清楚地判断出来。
但是,笔者并不赞成以现在的国家概念来进行科技史的国际比较。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疆域和政体的变迁是经常发生的。现在的中国并不就是古代的中国。现在的“大中华”是以“大清朝”的地理概念为基础的,从前的“大中华”概念则不是这个样子。此外,如果蒙古国以1310年前后的蒙古帝国来写一部蒙古国历史教科书的话,以欧洲为主的金帐汗国,以西亚为主的察合台汗国,以两河流域为主的伊尔汗国,再加上东亚和东北亚为主的大汗领地,这个国家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一部世界史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样的分析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先前阔”,与这个国家的现实并不是直接相关的。它既不能给现实的国家抹黑,也不能给现实的国家涂脂抹粉。历史就是历史!尊重历史的历史学家应该具备这样一种基本的认识。否则,历史就是可以被随意捏造的变形金刚了。
与其它文明相比,中华文明被公认为一种纯粹而又顽强自守的文明。若对这种文明进行更详细的国际比较,它似乎还是一种发育得比较晚,而且一直处在相当落后地位的一种文明。这一判断可能与我们一些习以为常的观点(这些观点源于我国历史研究的封闭性)形成了某种冲突。不过,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些事实做出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判断。
1、约旦河西岸的杰里科河谷文化比中国的裴李岗文化早1500年。
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化是公元前6000年的裴李岗文化。值得一提的是,裴李岗文化还是十分落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然而,在约旦河西岸的杰里科河谷(Jericho Valley),曾经在公元前7500年(另一说为公元前8000年)建立了迄今所知最早的城市杰里科(Jericho),有保存至今的城市遗迹做证[6]。从文化特点上看,它最早使用了砖头建筑房屋和其它设施。人造建筑材料和城市的出现被认为是文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具有历史坐标的意义。可见,公元前7500年杰里科河谷的先民们已经完全摆脱了新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的束缚。而比之晚大约3000年的西安半坡村遗址,还没有出现人工建筑材料。我国有据可查的城市文化源于春秋时代的鲁国。如果以这个文化特点为标志的话,杰里科河谷的城市文化至少比中国的城市文化先进5000年。
2、土耳其的卡塔尔•胡雨克文化比中国的仰韶文化早至少1500年。
公元前6500年,土耳其人的祖先在卡塔尔•胡雨克(Catal Huyük)建立了村庄。它比我国河南渑池仰韶文化约早1500年。仰韶文化与胡雨克文化都是彩陶文化。所不同的是,胡雨克文化中所使用的彩色颜料要比仰韶文化更加丰富多样。仰韶文化只有黑色和红色两种,而胡雨克文化则还有浅黄、浅灰、褐色、朱红、赭石等[7]。
3、欧洲的文化发育比中国早而且更加丰富。
在欧洲,32000年前即已进入旧石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1000年,欧洲就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了。就现有的考古证据而言,欧洲比中国早5000年左右结束旧石器时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北非和西伯利亚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遗迹。在西班牙北部、法国南部一些山洞的洞壁上还发现保存了距今13000年的油画(paintings)、白描(drawings)和雕刻(engravings)作品[8]。无庸讳言,我国考古界,还没有发现保存如此长久的中华文化遗迹。至于欧洲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的文明,如英国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300年的青铜工具的生产和青铜纽扣的发明,瑞典、挪威、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公元前3000年左右以集体农庄形式出现的农耕文明,芬兰公元前3000年的制陶业以及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600年间的“船-斧文化”(boat-ax culture),西班牙在公元前2000年出现的“金属加工文化”(metalworking culture),等等[9],我们更是望尘莫及。希腊的《荷马史诗》(Iliad 和Odyssey)创作于公元前850年,比孔子出生早300年,保存至今的雅典神庙遗迹建成于公元前478年(相当于中国的周敬王42年,鲁哀公17年),奥运会创始于公元前776年(相当于中国的周幽王6年,比孔子出生早235年,比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要早300年)。对于这些,我们只要稍微提及即可窥其豹斑。
4、中美洲拥有与我国河姆渡文化同样悠久但更加繁荣的农耕文明。
我国公众对美洲历史的印象是,在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对美洲大陆的探险和殖民活动开始之前,美洲没有历史。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它是我国历史教学和研究依然封闭的一个特点。
历史学家们相信,在北美、中美洲曾经有过悠久而繁荣的中美洲文明(Mesoamerican civilization)考古学家认为,这种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00前。公元前11000到公元前7000年前,这里的居民主要从事狩猎与采集。公元前7000年左右,他们开始定居的农业生产。[10]考古发现表明,至晚在公元前1500年,北美洲的居民就已经开始种植玉米、大豆、番瓜、辣椒和棉花。这些作物品种进入我国的时间都很晚,大约落后2000到2800年。完全有理由相信,中美洲文明至少拥有与我国河姆渡文化同样古老的农耕文明。现存于墨西哥的圣•洛沦佐的噢美克(Olmec)石头像,一丈见方,栩栩如生,至今完好,堪称一绝,竟是公元前1150年前(相当于我国晚商的帝甲时代,比司母戊大方鼎的存续年代早四个帝王时代)的遗物。我国素以陶瓷为荣,却很少有人客观地介绍过,考古学家在中美洲地区发现了公元前2300前的陶器和陶俑,与我国马家窑文化属于同一时代。在美国,靠近加拿大的大湖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大约5000年左右的青铜矛;在新墨西哥州还发现了距今1000年左右的D形村落遗址(属Chaco文化)。整个村落的建筑设计包含了完整的给水与排水系统。据推测,这个古代村落可以住1400人。最高层的民居建筑有四层。无庸讳言,在我国迄今还没有发现这么完整而且历史悠久的村落建筑遗址。
5、其它方面的国际比较。
• 对应于中国古代的“六经”,我们可以举出荷马的《史诗》(公元前9世纪),希罗多德的《历史》(公元前5世纪),希伯来人的《摩西五经》(公元前6世纪)。这些作品,从出版时间、篇幅长短到历史影响,都超过了中国古代的“六经”。
• 对应于孔子(生于鲁襄公22年,即公元前551年,殁于鲁哀公16年,即公元前479年),我们可以列举出欧洲议会制度的先驱、政治改革家梭伦、科学家兼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和希腊七贤,他们分别比孔子大80岁,29岁和60岁。此外,黑格尔拿来与孔子相比较的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43BC)是罗马政治家、律师、作家,他比我国传说中的华陀大360岁、比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大至少160岁。还有,亚里士多德比军事家孙膑大31岁,比秦始皇大150岁。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按字数计算,超过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前中国全部典籍的总和,其学科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更是秦以前的中国古代典籍所望尘莫及的。
• 中医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始见于《黄帝内经》(成书于479-300BC之间,比欧洲的《希波克拉底文集》问世稍晚)。但是,在古埃及公元前2725年,比中国传说时代的黄帝和炎帝约早600年,曾经有一位叫Imhotep(平安莅临者)的医生,把诊断方法建立在了他所认识的生理学、病理学基础之上,创造了查(inspection)、问(interrogation)、触(palpation)的诊断方法[11]。这些比《黄帝内经》成书早2300年左右的诊断方法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普遍使用。
笔者以为,不用再做更多的比较,结论已经很清楚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并不是一篇“先前阔”的历史。可能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学者的看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状况,那就是:“中国古代无科学”[12]。
联系到“李约瑟难题”,本文的这个结论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欧布里德(Eubulides of Miletus )的一个逻辑怪论。这个怪论说:“你没有丢失的东西,你仍旧有。但是,你没有丢失角,所以,你仍旧有一只角。”[13] 显然,对于一个从来就没有长过一只角的人来说,要讨论它为什么会丧失一只角是徒劳的。欧布里德列举的这个怪论证明了这样一个推理准则:任何推理都不能在不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由之,如果我们不能确证中国古代科技史曾经拥有一只“先前阔”的角,则一切有关中国为什么会丢失这只角的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参 考 文 献

[1] 江晓原,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1期,第63页。
[2] 鲁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
[3] 《庄子•渔父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158页(下)。
[4] 鲁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
[5]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9-120页。
[6] Jericho,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delux ྟ (CDROM)。
[7] Catal Huyük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delux ྟ (CDROM)。
[8] Timelines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Delux ྟ (CDROM)。
[9] 500BC,World History 2.0(CDROM)。
[10] 500BC,World History 2.0(CDROM); Mesoamerican,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Delux ,(CDROM)。
[11] History Of Medicine,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Delux ,(CDROM)。
[12] 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1915年第1期第8-13页;Feng Youlan(冯友兰),Why China Has No Sci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1922, 32, PP237-263.
[13] (英)威廉•涅尔、玛莎•涅尔合著,逻辑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5年11月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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